新旧诗之争中的废名诗学

现代作家废名的诗论,是还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有关新诗的重要思想之一。废名认为,新诗与旧诗的区分,不在语言上是否使用白话;旧诗过分依赖其调子,就形式而言是诗的,而其内容则是散文的;而新诗在内容上必须是诗的,其形式则是散文的,即没有公共和固定的格式。废名的目的不是否定旧诗在古代的价值,而是意在证明旧诗在现代已经失去了其作为诗的价值。废名将新诗作为旧诗的"复兴"来看待。废名诗论的价值,在于其对新诗的"质"的创造性定义上,这在有关新文学的文学思想上都具有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实际影响和现实意义

"新诗应该是自由诗"是废名诗体观的精华,是在特殊语境中产生的,具有历史局限性和个人特殊性。特别是它源自具有普及读物性质的大学"讲义",专业性不强。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实际影响较小,近年的影响却越来越大,成为自由诗派和格律诗派诗体之争时的"关键语"。废名的"自由诗"与今天一些学者主张的"自由诗"有些差异,他不极端排斥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他的诗体观对今天的诗体建设颇有意义。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以不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为辅助的诗体多元并存格局,没有必要极端肯定或否定"新诗应该是自由诗"这句名言,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多元的心态来对待各种诗体实验。     

英语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特点及与汉语新诗革命的差异

英语诗歌中的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是西方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在内容及文体的世俗化、自由化上,都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诗歌中的新诗革命。但是新诗革命是政治化的文体大革命,意象派诗歌运动是比较纯粹的文体改良。新诗革命的领袖们严重误读了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不但吸收的是受到庞德等人抵制的,以艾米.洛威尔为代表的激进的意象派的诗观,还夸大了其文体革命的激进程度。新诗革命对汉诗已有的文体秩序的破坏性更大。汉语的新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的诗体是不定型的,应该称为“自由诗”;英语的自由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是准定型诗体,应该称为“自由体诗”。     

废名话语系统中“诗的内容”新解

废名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发现新诗之为诗的根本质素在于新诗必须有“诗的内容”,而古典诗词中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词及其同一脉系诗词亦有这种“诗的内容”,是旧诗中的“例外”,潜藏着新诗发展的根据.这是废名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也是对新诗自身的发现.“诗的内容”在废名个人的话语系统中指“诗”的内容,从内容维度将“新诗”之“诗”的重要性提上了日程,对新诗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废名对“诗的内容”赋予了特定内涵,即“当下完全”、“完整天然”等特征,并将此作为判断是否新诗的标准,存在偏颇之处.     

新诗诗体重建的几点思考

新诗诗体建设是目前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新诗诞生近百年来,诗体的类型主要有自由诗和新格律诗,这两大类的各种诗体诗式都远没有成熟和定型。本文就新诗诗体重建的必然性及重要性,对新诗诞生以来的自由诗和新格律诗的形式建设的得失,以及新诗诗体如何重建等问题作了一些探讨,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课堂与新诗的历史讲述

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虽然已进入大学的课堂,但在特定的学科等级中,位置还相当边缘。出于对自身合法性的辩护,新文学争议最大的部分——新诗,往往成为课堂讲授的重点,它纷繁复杂的历史展开,也非常适合成为系统讲授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学院的知识生产方式,也潜在地塑造了新诗的历史想象,以“分期”为代表的线性叙述,成为后来新诗讨论的奠基性模式。当然,在知识化、经典化的同时,大学与文坛之间的张力,还是在沈从文、废名等人的新诗讲述中,留下鲜明的个人色彩。他们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对线性历史想象的闪避,为反思模式化的新诗史叙述,提供了有意味的参照。     

胡适没有受到意象派的真正影响——兼论胡适提出"作诗如作文"的原因

意象派诗歌运动和新诗革命是中西方诗歌史上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前者是诗的技术的小改良,后者是诗的文体的大革命。意象派运动在诗的内容的世俗化和诗体的自由化上,确实影响了胡适及中国的新诗革命。但是胡适所受的影响远远没有通行的观念认为的那么巨大。胡适的“八事”与意象派的“三条原则”和“六条原理”都有巨大差异。中国的国情和胡适做人做学问的个性使他夸大了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及诗体解放的程度,故意忽视意象派的精髓:高度重视偏重于图像而非象征的意象、清晰和有力兼顾的凝炼和适当保留格律形式的诗的音乐性。意象主义的“意象”与中国的“意象”颇异,im agism更应该译为“意像主义”或“具象主义”而不是“意象主义”。     

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自由诗是中国新诗的主要体式 ,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经常使用自由诗这个诗体概念 ,却未加以历史和理论的检讨。本文从中国早期自由诗理论的反思出发 ,联系新诗接受自由诗的过程 ,认为中国新诗在语言与形式“求解放”的进程中 ,精神与内容的考虑显然优先于美学的考虑 ,存在着把自由诗浪漫化和简单化的现象。自由诗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它仍应遵循诗歌运用语言的基本规律 ,不宜将自由诗看成新诗的至尊形式 ,以至于代替其它形式的探索。必须打破“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绝对观念 ,形成格律诗和自由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诗歌生态 ,以便在诗歌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和参照体系 ,获得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新诗“题词”：不容忽视的伴随文本

不少现代新诗都附带“题词”——一本诗集、一首诗、一节诗之前所引的诗句或言辞.这是新诗独有的标记,但长期被研究者忽略.作为伴随文本,题词具有一种文学与文化建构的功能:在拓展与丰富现代自由诗形、衍射与规约文本意蕴、呈现与记取多重文化资源等层面实现了对现代诗学的建构.它在新文学“欧化”潮流里诞生与繁盛,在文艺“大众化”、回归“民族形式”、清理“五四”文学遗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迅速凋零,与新诗、新文学的走向基本一致.加之题词自身有着多副面孔,兼具“副文本”、“前文本”、“同时文本”、“链文本”等多种伴随文本的特征,具有很大的容量和延展性,不容忽视.     

象征的意义——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的接受

本文将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象征”论的接受历史进行了如实梳理和辩证剖析。象征主义的“象征”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象征,中国新诗多从创作方法来理解象征意义,并以“兴”来阐发“象征”。中国新诗在接受象征主义过程中融合民族传统审美范式,立足自身发展,并进行了自己的诗学建构。     

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的常规诗体

诗体是诗的形体范式,是诗的体裁属性的显性表现,是对诗的形式属性及文体属性制度化后的结果,即规范化、模式化的诗的语言秩序和语言体式,具有制定做诗法则的意义。新诗已经有了百年历史,尽管一些诗人在诗体建设上做了很多工作,却没有建立起较好的常规诗体。在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的对抗中,自由诗具有文体独裁的地位。诗体建设难既是百年新诗的最大问题,也是新诗的很多其他问题的根源。只有既反对诗体的极端自由,又反抗诗体的高度定型,在诗体建设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建立宽松而有节制的诗体生态环境,重视对常规诗体及重点诗体的建设,特别是要针对某种具体诗体进行适度的规范建设,形成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诗体、不定型诗体自由诗体和定型诗体格律诗体为辅助诗体的诗体构建的格局,才能使现代汉诗走出形式极端自由和诗艺十分粗糙的困境。适度规范诗的形式,重建诗体已成当务之急。     

废名的诗与禅

废名的诗与禅有难解的因缘,不从禅理、禅趣、禅思来解读他的诗,是难以深入其堂奥的。废名小说创作的质与量远在他的诗歌创作成就之上,然而渗透在他小说中的却是诗的精魂。他“写小说却象蒸溜诗意,一清如水”。废名曾自道写小说是“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探究诗人的废名,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作为文学家全人的废名,更深一步透视废名的诗化小说,也可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寻得某些启示。上篇:精神的“逍遥游”废名的诗歌主要创作于三十年代。在新诗史上,他被认为是一位具有现代主义诗风的诗人。废名的诗不象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表现的多是雨巷中寻梦的寂寞惆怅与彳亍于街头的凄惋迷惘,他不焦不躁,内心宁     

新旧体诗随谈

本文以新体诗与旧体诗为题,谈谈个人的某些看法。这里不提新诗与旧诗,或自由诗与格律诗,现代诗与传统诗;而提新体诗与旧体诗,目的是侧重从诗的体式与体例上简述自己的一孔之见。欢迎批评与争鸣。新体诗与旧体诗的区别主要是句式的区别20世纪初叶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诗歌领域中的革命,无疑是打破旧体诗形式的一场诗体革命,即建造了运用现代汉语抒情写意的“自由诗”。其代表     

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与局限性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诗界革命领袖",具有开一代诗风之功。胡适又是从旧的传统文化里脱胎的,无论是他的新诗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自然地折射出了中国新诗从诞生、发展到成熟过程中的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诗的内容、语言和体裁等几个方面探讨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也就有了必要。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翻译对中国新诗产生和发展的作用——以卞之琳为中心的研究

卞之琳认为新文学(包括"新诗")在产生的过程中,外来影响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西方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主要通过翻译来实现。在"格律体"、"半格律体"和"自由体"三种翻译方式中,卞之琳最为看重"格律体"。他提倡格律诗的理论,并在写作和翻译实践中实行自己的理论。卞之琳对外国诗的翻译和研究,经由他自己的写作和理论,促进了中国新诗在格律化方面的探索。通过卞之琳这一个案研究表明,尽管新诗的发生和发展确实受到了外国诗的影响,但新诗也仍然是中国的东西,中国文化现实的产物。     

20世纪中国新诗话语研究

本文从反思中国新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和对一种新的现代汉语诗学的吁求出发 ,提出从“话语”的角度进入新诗研究。本文将中国新诗话语界定为现代中国诗人如何运用现代汉语 ,将其置身在“现代性”境遇中的经验付诸诗的表达 ,对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因素———语言和语境———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 ,在2 0世纪汉语言和语境发生根本变化后 ,由于语言自身的限制和历史时代环境的催逼 ,新诗话语最终展示为诗人对语言和语境双重制约作出一定应答的结果     

钟摆:新诗艺术之发展轨迹

回顾新诗艺术的发展轨迹,会看到十分明显的“钟摆”形态。这种反复摆动的发展轨迹,从“外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格律体到自由体,再从朗诵诗到新民歌;从“内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白话诗到象征诗,再从意象化到形象化;而从内容角度看,新诗则从抒情小诗到现代史诗,再从讽刺诗到哲理诗。“钟摆”的形态,意味着新诗处于文体的草创阶段。由于草创期没有确定的文体规范,诗人就在诗感、诗观与诗运三个层面进行探索,寻找最佳的艺术表现样式。     

国诗刍议

在中国传统文体学的观念中,诗就是诗,仅分古体与近体;词便是词,起初是与音乐密切配合的一种文体,以后逐渐成句读不茸之诗。诗、词产生于古典时代,但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依然有不少人从事这两种文体的创作,并取得杰出成就。唯自新诗在文坛上涌现,诗、词便被诬称为“旧”或“旧体”。实则“新诗”不“新”,“旧诗”不“旧”,新与旧的争斗,是殖民意识与民族意识的斗争,是庸众意识与精英意识的斗争,“旧体”诗词应当正名,它的最贴切的名字应当是国诗。     

徘徊于理性与审美之间——谈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中国新诗发展之路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西方诗歌的直接作用下发生的。仔细回顾中国新诗的发展之路,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新诗对西方诗歌并非只是一味地认同与追崇,特别是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它既表现出了对西方诗歌在观念上的理性认同,又在审美上常常流露出犹豫与徘徊。这种犹豫和徘徊使得中国新诗不可能踏着西方诗歌的老路大踏步前行,而是经历了异常曲折的发展道路,但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现代新诗成为“中国的”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