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与明代乡村社会治理 ——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明代中后期,随着里甲制度的衰败,由地方绅士和官吏提倡的乡约制度在明代许多地方得到实施,乡约本为以道德自律为目的的民间的自发组织,但到明后期,基层政府大力在地方推行乡约制度,并利用乡约来进行地方治理,其利弊得失在史料中描述甚少,而明末小说<醒世姻缘传>对此有详细记录,如乡村社会的治安、民间纠纷的调解等.     

《龙祠乡约》所见元末西夏遗民的乡村建设

《龙祠乡约》是濮阳西夏遗民唐兀忠显、唐兀崇喜父子协同村中耆旧于元末至正元年（1341）共同制定的一部乡规民约。该乡约言简意赅,仅有1072字,但其所蕴含的伦理学信息却异常丰富。该乡约滥觞于北宋嘉祜二年（1057）吕大钧所定《蓝田吕氏乡约》,但颇有增损,尤其是乡约凸显了濮阳西夏遗民在乡村建设中提倡节俭、杜绝奢侈浪费、尚贤、乡社经济公开化、惩过奖善、务农富民等思想与举措,而且一度在河南濮阳西夏遗民中得到执行,流风所及,对于促进乡村建设、美化社会风气具有积极作用。     

略论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的消极影响

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后,乡约首事逐渐官役化,这不仅导致乡约教化职能的弱化,而且使乡约的乡村自治地位开始动摇,乡约逐渐沦为听命于官府的基层行政组织.所有这些反映了清代北方乡约性质的变化,也说明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并不能使清代的乡村政治真正得到改善.     

内约与外约: 对于社会契约模式的一个再思考

近代以来 ,政治哲学中的“社会契约”模式被人们日益看重 ,被认为是建构人际稳定结构及其伦理关系的主要方式。但是 ,仔细的分析表明 ,“约成社会”有不同的种类 ,在生活中发挥着相当不同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区分是“内在之约”和“外在之约” ;这两种社会契约的目的和功能几乎正好相反 ;但是 ,它们在现代性社会中又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生态环境保护中民规乡约的意义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国历代采取多种形式的民规乡约,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文章着重探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民规乡约文化内涵,并分析其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     

河南濮阳新发现的元末西夏遗民乡约

在河南濮阳县新发现的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中收有唐兀忠显、唐兀崇喜等于至正元年 (公元 1 34 1年 )七月共同议定的《龙祠乡约》。全约共 1 5款、1 0 72个字 ,是我们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一份由古代少数民族制定的乡规民约 ,弥足珍贵。乡约开篇概述了修约背景及其过程 ,言简意赅 ,除“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个大的方面外 ,还明确提出立学校、建讲室、请儒师、建夫子庙堂、严禁赌博等多方面的内容 ,完善公允 ,成为当时人们观摩、仿效的对象。乡约以北宋吕大钧的《蓝田吕氏乡约》为蓝本 ,但多有变更 ,更注重于社会实践 ,从中不难看出程朱理学及元代许衡理学思想对西夏后裔的深刻影响     

论基督教社会伦理学中的信约模式

在“社会契约”模式全面影响西方社会公共伦理话语的同时,不少基督教伦理学家认为,基于基督教传统的“信约模式”可以为基督教介入社会公共生活提供独特的角度。它能提供与传统有机体模式不同的社会观,比一般的社会契约论更突出立约的超越性和无限性,强调公共生活的道德原则。尽管面临种种挑战,这种重视主动建构、超越维度的信约模式,有助于人们在相互性中建立稳定可靠的制度性关系。     

从蓝田乡约到呈贡乡约

本文对北宋时的蓝田乡约和明朝的<南赣乡约>、<乡甲约>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呈贡乡约作了全面的考察,对乡约的流变及其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绅士与农民、绅权与皇权的关系作了深入系统的论述,指出从人民自动结合的机构到官定的基层地方组织,再到地方权力结构里面的执役,乡约性质的改变带来了地位的贬值,传统的地方自治权力已为政府权力所压服.     

儒学教化中的民间结社——以社条、乡约为中心的考察

民间结社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经历了由民间自发组织到逐渐被官府控制,成为统治阶层的低级行政单位,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值得做更加详细的探讨.从晚唐五代敦煌民间私人结社,到宋代吕氏<乡约>的制定与推广,再到元代社制的广泛施行,实际上暗含了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与儒学教化的深入.     

论清代北方乡约和保甲的关系

清代北方乡约与保甲的职能虽仍各有侧重,但两者的职能差异逐渐复杂化,且这种差异逐渐缩小,有的乡约对保甲还具有监督甚或领导作用。乡约与保甲关系的这些新变化,与清代北方乡约的普遍行政组织化有关。     

从寺庙到乡约局：明清江南的思想教化

明清时期的乡约教化,是以帝王的“圣谕”为根本指导思想,结合地方传统与乡镇空间区划,自上而下建构起的比较严密的宣讲系统。在江南地区,社会力量比较强大,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社会精英热衷教化,为乡约工作的推展及社会治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明代初期的社学系统到后期的城乡寺庙,都是乡约所建设的基本选择和乡约宣讲的中心场域。清代继承了明代的乡约教化基础,在社学体系废替后,也以寺庙为中心建构起比较清晰的乡约宣讲网络。清代后期,从州县城市到乡镇地方,建设乡约总局与分局的行动变得非常活跃,加大了思想教化和秩序整顿的力度,为维系地方社会与重建王朝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迈向技术型自治：数字乡村中村民自治空间转向的社会建构

村民自治空间转向是指将村民自治场域从物理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议事微信群”机制是村民自治空间转向的实践形式,主要功能为在线议事,即自治主体将待商议的村庄公共事务等事项置于微信群,在微信群中开展公布信息、讨论议题、形成初步方案、征集方案意见、公示最终方案的行为活动。从社会建构视域看,村民自治场域可以从物理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主要缘于在数字空间中实现了问题建构、身份建构和秩序建构的有机统一,以商议村庄公共事务的形式进入数字空间尊重了问题与空间的相容性,以户籍为准入条件、以现实职位角色为基础构建网络虚拟社区坚持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属性,以数字体系、乡规民约等制度章程规范主体行为保障了数字空间的秩序性。通过“议事微信群”机制推动村民自治的空间转向需要高度关注组织规模和村庄文化问题。     

社会契约视域下的和谐社会建构——兼与中国传统社会和谐思想比较

社会契约理论是西方社会源远流长的一种伦理文化思潮,蕴含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和谐价值,与中国传统社会和谐思想有着异质性特征.契约精神的价值驱动与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对于我国和谐社会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清代北方乡约与州县行政

清代北方乡约的行政组织化,虽然有利于州县行政绩效的提高,但伴随着乡约的行政组织化,乡约首事和吏役勾结害民的现象开始出现,并引发了乡约权力和官府权力的矛盾,从而使乡约与官府的关系逐渐复杂化。     

即凡而圣：人际交往视域下《吕氏乡约》的伦理操练、情境礼仪与调音

作为古代中国最早且具备代表性的乡约文本,《吕氏乡约》《乡仪》存续着古礼与伦理本位的人际交往模式。两者沿袭了古礼并加以创新,提供了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与规范。在自涉入上,个人“孝悌”被向外延伸为乡村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克己复礼”被落实为情境中涉入分配的规则。与他人交往时,情境性礼仪既有“明分”来搭建长幼有序的交往格局,又有从选举到议事参与全过程的相对平等的协商交往规范。乡约的人际交往礼仪呈现出中道和适度的涉入义务。乡约乡仪以集体共在的仪式与道德情感的再植入“调音”了日常生活,使之显现为“公共性”“道德性”的交往情境。特殊仪节与聚会创造了公共空间进行共在活动的需求,以共在的时间将人际交往转换为集体的伦理操演;正向的情感感化和面子惩罚机制触发个体内心的认同并使之遵循情境性礼仪。乡约兼顾个体成人与关系维和的双重功能：自我实现具有超越性与社会性的“即凡而圣”价值;人际关系的维和建构了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熟人社会。《吕氏乡约》《乡仪》的伦理操演与情感感化机制对当前乡村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设均有裨益。     

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与优化

探寻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模式,推动其快速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乡制是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的乡制处于困境,引发诸多问题。必须改革乡制,构建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本文回顾了自乡制产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理论界对乡制困境及改革途径的认识,同时提出自己的解释框架和改革思路。     

“政党在乡”:执政党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转向

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地方乡绅实现的。晚清以降,随着士绅的分化与消失,乡村政权式微,而国民党的政党下乡以失败告终。共产党通过组织建设、政治动员、革命与改造等方式实现了政党下乡的成功。但改革开放后,乡村政治出现了内卷化困境,许多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蜕变为赢利型经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切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坚决而适度地矫正和去除行政化倾向,通过吸纳乡土精英,动员和组织新乡绅力量,使党的意志真正被乡村社会和群众所接受,实现政党下乡到政党在乡的转变。     

明儒薛侃乡约思想的教化意蕴及实践特色

明儒薛侃以《南赣乡约》为蓝本并根据当时潮州地区的社会舆情,积极援引王阳明心学理论尤其是良知之教的思想精义,提出一套旨在移风易俗的颇具教化意蕴的乡约思想。薛侃乡约教化模式主要通过公共场合的聚众会约公开进行劝善彰善、纠过戒恶的仪式活动,确立起共同生活场域内的道德榜样以引领社会风尚,又借助民间舆论和宗教信仰等产生防人为恶的强大心灵震慑效应,从根本上确立起扬善抑恶的评价标准。薛侃乡约亦包含诸多生活智慧和日用规仪,实际上为乡村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系列旨在缓和人际摩擦、增进乡民团结的价值理念和具体规范。如果将薛侃乡约教化理论置身于当时社会境遇进行实践考量就会发现,它以阳明心学为指导希冀找到切实拯救世道人心和共同解决乡村生活实际问题的实践方案,无论理想信念抑或规条设计都流露出浓郁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文本设计和具体操作过程均展现出与官方意识形态妥协并自觉接受其指导的实践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