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首违不罚”制度之“首违”的界定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通过立法形式确立“首违不罚”制度,这是推动人性化执法和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一体化建设的创新性举措。但由于相关立法实施时间较短,所以理论上对“首违不罚”制度缺乏统一认识,实务中各执法部门适用“首违不罚”制度缺乏统一标准。特别是对“首违”的界定和适用均有所不同,从而导致裁量结果差异较大。“首违”的界定和适用,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和比例原则,以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为基础,从时间要素、首次认定、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再犯情形等五个方面进行具体认定和适用,从而促进“首违不罚”制度发挥功能作用,规范行政处罚行为,推行柔性执法,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行政处罚法定原则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行政主体为实现其行政管理的目标,就要运用行政处罚权,行政处罚权的行使直接关系到行政管理相对人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实体权利。实践中违法、滥用行政处罚权的现象屡屡发生,严重损害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益。为规范行政处罚行为,我国颁布了《行政处罚法》,确定了处罚法定的原则,违法的行政处罚无效,使我国的行政处罚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然而,在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处罚权时又必须针对具体实际情况行使自由裁量权。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在行政法学理论上已给予肯定。在行政处罚实施中,行政主体…     

行政执法中声誉制裁的法律性质与规范形态

行政执法中的声誉制裁可以区分为确认型、公示型与处罚型三种理想类型。确认型声誉制裁中包含了行政执法机关实施的行政确认行为,以及与其相链接的多种其他行政制裁措施（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与其他制裁措施等）,其规范形态主要存在于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中。公示型声誉制裁中包含了程序性行政行为、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与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呈现了多样化的规范形态。处罚型声誉制裁中包含了行政处罚中的声誉罚与人身罚,前者主要体现在通报批评相关的法律规范中,后者则并无法律规范依据,属于违法的行政处罚行为。     

企业刑事合规的法院审查

企业刑事合规建设不是检察机关的“独角戏”,需要审判机关的积极参与。企业刑事合规的法院审查具有重要法治意涵,不仅可以改变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中间热、两头冷”现象,而且可以更加有效预防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同时,也有利于推进企业刑事合规司法审查的实质化。因企业刑事合规而不起诉、免除处罚、判处缓刑或从轻、减轻处罚等,属于刑法上的实体判断。对于实体问题,必须经由人民法院的实质审查才能得以确立。企业刑事合规的法院审查模式建构涉及程序与实体两个维度。在程序上,企业刑事合规法院审查有被动审查与主动审查之分,并在庭审程序上呈现出普通审理与合规审理两个阶段。法院在对企业刑事合规进行实质审查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案件类型及其轻重等考量因素,分别选择免除处罚、判处缓刑或从轻、减轻处罚等量刑结果。其中,法院因企业刑事合规而对被告人减轻处罚,需要报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在实体上,企业刑事合规的法院审查必须明确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并认真对待企业合规宽宥责任适用的除外类型,以严格维护刑法上的罪责原则。     

行政处罚程序浅探

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分为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三种情形。　一、简易程序。简易程序是行政处罚中使用频率较高，适用比较普遍的一种行政处罚程序。其步骤应该是：１．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２．向当事人说明违法的事实及处罚的理由；３．填写当场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书必须由上级法制部门统一规定监制（一般程序同）。处罚决定书应编有号码，写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以及行政机关名称，并有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４．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事人，并通知其如对行政处罚…     

行政调查的程序法规制

行政调查是行政执法过程中一项常见的、不可或缺的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极易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有必要对行政调查进行法律规制.基于程序在法治中的价值以及我国法律对行政调查程序规定的缺失,应从程序法的角度对行政调查进行规制,将"公正原则"、"参与原则"与"公开原则"作为其运行程序的核心理念,并辅之以相关的程序制度规则.     

论行政法治主义与行政法解释

行政法解释是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在行政法适用过程中对行政法规范的理解、说明和应用活动,是行政法适用的主要机制。行政机关只有正确地理解、解释和应用行政法规范,才能使其行政执法行为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如何使行政法解释具备合法性,便成为保证行政执法正当性的关键。行政法解释随着行政法治的兴起而呈现其意义和价值,但是行政法治主义也规定了行政法解释的原则和功能目标,中国的行政法治要实现真正的依法行政的目标就不能无视这一命题。     

没收违法所得处罚中依法退赔制度的解释论

没收违法所得处罚中依法退赔制度的构建将公益性和私益性有效兼容,是对公法和私法相互交融的实践需求的回应,其理论基础在于私权优先保护的价值理念和“国不与民争利”的民本思想。依法退赔制度的适用条件有三：法律责任竞合的存在、当事人有违法所得和当事人依法应当承担财产性民事责任。依法退赔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蕴涵主要表现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落实了比例原则的要求,强化了行政处罚公正原则和实现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从逻辑关系来看,依法退赔制度不是没收违法所得的前置性行政程序,当事人依法退赔的款项是没收违法所得的事实构成要件,其直接影响没收违法所得处罚的法律效力。通过行政处罚处理期限中止制度的完善和依职权行政调解的嵌入有利于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直接落实依法退赔制度和保证没收违法所得处罚的合法性,最后完善财政部门返还款项的程序,充分发挥财政部门返还款项制度的兜底性和补充性的功能。     

“责令罚”及其适用研究

以“责令”方式作出的制裁性行政行为,具有适用广泛性与实施灵活性的特点,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内容为划分标准的新型处罚,即“责令罚”。责令罚有广义、狭义之分,通过对相对人作出行政命令的方式,来限制或禁止经营主体的违法经营行为,具有行为、方式和结果三项构成要件。相较于其他处罚种类,责令罚的威慑力更具附带性和补充性,发挥着“以威慑为表,以恢复、治理和预防为里”的制度功能以及“与其他处罚种类相辅相成”的体系功能。责令罚在适用时,一方面需遵循不当联结禁止的“入罚”原则、合乎比例的“幅度”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目的正当的“出罚”原则,以防止处罚权的滥用和对相对人权益的侵害;另一方面应根据不同情形,分别作为：违反禁止性规定时的直接罚、无法进行资格罚时的替代罚、作为资格罚后续的补充罚、违法行为无法纠正时的从重罚和情节严重时的加重罚,以更好地平衡威慑与预防的处罚目的,实现恢复与治理的行政目标。     

行政执法文明论

依法行政是法治建设的关键,行政执法文明是法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执法文明的要求主要体现在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效率原则上.在行政执法文明建设中,我们要实现从管理行政到服务行政的价值转变,通过对执法者和制度建设的重视,来实现文明执法的法治要求.     

行政检察与行政执法的衔接机制研究

在宪制结构中,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及其权力配置直接制约着检察职能的发挥。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已实现从“一般监督”到“法律监督”的转变,但在法治实践中其却被限缩为“诉讼监督”。这一实践格局严重影响到了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宪制结构中的权力架构,检察机关的检察职能应当向宪法回归。随着检察制度改革的深入,检察机关的行政检察结构开始分化,逐步从行政诉讼监督向行政执法监督拓展。在此背景下,需要正视行政检察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存在的问题,革新观念,健全行政检察与行政执法衔接工作机制,确立衔接原则,优化具体衔接制度机制,实现行政检察对行政执法的同步、全过程监督,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保障国家法治统一。     

论合理性原则对不当行政行为的规制

不当行政行为虽然不违背法律规定,但却侵害相对人的正当权益和破坏法治秩序。合理性原则是对不当行政行为进行规制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不可逾越的底线。针对不当行政行为在实践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应当将合理性原则对不当行政行为的规制体现在法治行政的具体实践之中,结合法理对行为进行评价,通过正当程序对行政行为进行规制,制定裁量基准实现行政的自我规制,实现行政复议与诉讼中的合理性审查。     

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问题

我国刑法针对未成年人这一刑罚对象确立了从宽处罚原则。从宽原则在具体法律条文中表述为“从轻”、“减轻”。因此,审判人员在适用刑罚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多问题。笔者曾搜集并查阅了我市法院1988—1990年未成年人犯罪及刑罚的刑事判决书100份,其中反映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论行政处罚追责时效——《行政处罚法》第36条的解释论

行政处罚追责时效是指行政处罚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追究行政处罚责任的有效期限。其兼具维护法的安定性、限制行政处罚机关权力、确保行政处罚正确性、提升行政效能等多重功能取向。行政处罚追责时效的基本规范构造,主要由普遍适用的一般规则、针对特定案型的特殊规则以及“法律另有规定”组成。在适用行政处罚追责时效的过程中,应当在具体案件中识别行政处罚追责时效的起算,以及在个案中参照适用《国家赔偿法》有关时效中止制度。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初探

行政处罚权是一项极为普遍的行政权力 ,无论是其处罚结果 ,还是处罚程序过程中为行政机关所适用的各项行政强制措施 ,都直接关系到管理相对人的人身、财产权益。自由裁量权相对于羁束行政行为 ,分布于行政处罚始终。有失公允、不合理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将严重影响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所以 ,在行政处罚中适用自由裁量权 ,必须遵循严格的适用制度和规则。本文分析了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处罚案件实体与程序内容上的分布 ,阐述了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     

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竞合适用

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是两种性质不同制裁方式,实践中一个行为同时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和刑事法律规范的情况越发增多。对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竞合方式、适用程序等问题进行探讨,有利于解决二者的竞合适用问题。     

论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的制度建构

我国刑事一审程序存在的多样性不足、难以满足实践需要的问题,影响着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的实现.为此,应当增设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以确保刑事一审程序的功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现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相关制度的建构应该包括对和解案件的范围、和解的主体与主持人、相关参与人、和解的内容与效力、和解的监督和制约等内容予以规范;此外,对重刑案件也不宜一概禁止适用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关键在于正确把握适用限度合理;至于对老年人犯罪案件如何适用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的问题,除极少数案件之外,可以适当放宽适用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的限制.     

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自建立以来,对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行政执法实践的发展,行政处罚适用范围过窄,程序规则不具体,听证主持人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日益影响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公正适用。本文结合我国立法和行政执法实践,提出了完善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构想。     

“受过行政处罚”入罪类型的司法扩张及其限缩

受过行政处罚作为被拟制的犯罪不法行为类型,《刑法》中涉及四个罪名,但司法解释对"受过行政处罚"作为入罪条件予以了扩张,拟制入罪约30个罪名。"受过行政处罚"作为入罪类型的司法扩张表现为标准的不统一、地位的不对等、罪量影响的不规则、刑罚质与量调节的不一致、主客观因素的混同等。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刑法典尊重的缺乏、科层制行政思维惯性和司法解释权过度扩张。在司法谦抑理念下,有必要对其予以限缩:作为入罪条件的司法拟制及自然犯中"受过行政处罚"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应当禁止;主观要素认定之推定以"明知"为限;加大从重处罚或限制加重处罚的适用力度;加大限制性或禁止性从宽处罚的适用力度。     

论行政执法中的行政协助

行政执法中的行政协助是一重要的行政法治实践问题,对于扼制行政执法中的推诿以及其他不配合情形,促成行政主体完成行政执法任务和履行职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一些地方立法和其他规范行政执法的行政法典则尽管确立了该项制度,但仍显粗疏。关于行政协助的具体形式、协助过程中的程序保障等问题在我国学界和实务界还是一个空白。基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将它作为我国行政程序制度的构成部分,在进行行政程序立法时,将行政协助的程序考虑进来。同时,应当对行政协助进行具体的程序构建,保障其予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