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戏曲艺术的海外传播及其启示——以越剧海外演出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越剧艺术海外传播发生了从国家意识形态内容的宣传到“跨文化”与“转文化”并行传播样态的转变。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前后传播现状及其成因、海外的接受情况及其存在问题的探索,在综观中国当代戏曲艺术的传播状态的基础上,揭示出中国当代戏曲艺术海外传播的主流趋势与表现、目的与策略的变化及成因、对海外产生的双重影响、积累的宝贵经验及目前尚存在的问题等。从而,为新时代中国戏曲艺术海外传播或者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供参考。     

以“污名”为视角探究中国形象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兼论“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梦”的话语博弈

中国形象自古以来就以极为复杂且多变的话语示人,中国形象的生成与建构并不一帆风顺。国家形象表现出多面呈现的趋势。在中西方诸多领域,不同学者对于国家形象的概念各有侧重。"中国威胁"的"污名"从日本肇始,直至西方国家通过其媒介优势实现了"污名"权力话语的跨文化传播,而中国梦话语是规避其负面表征、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法宝。"中国威胁"的"污名"话语生产是基于历史观、政经界、新闻传播媒介、现代性想象的共同建构。在"中国威胁"话语遭遇中国梦后,呈现话语的挪用与重组、转型再建构的过程。以批判性视野审视"西方话语"、兼顾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三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多维传播是实现"去污化"的可能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论——以“天人合一”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最根本的特征,主要类型有三种：儒家道德意义上的＂天人合德＂,道家自然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汉儒的＂天人感应＂。虚灵感应之＂心＂与有情的宇宙观可以作为＂天人合一＂思想可能的哲学根据。＂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修养境界、审美情趣、政治理念、人格评价、价值判断标准的确立与形成皆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研究——以外语教育为考察中心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外语教育作为中西方文化得以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支撑,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引擎。本文在跨文化金字塔模型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国情,以提升学生外语应用能力,培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为目标,通过显性文化内容对态度、知识、技巧三个层面进行培养,达到对高阶思维和文化自觉的隐性内化作用,在“内”和“外”相互渗透中,有效提升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提供智力支持。     

从新闻故事化角度看“行进中国·精彩故事”

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大型主题采访活动推出了大量故事化新闻报道,这些报道采访扎实,巧妙运用场景描写,人物由"写作需要"成为新闻主角,并借鉴了小说的叙事方式,这些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新新闻主义的特点,但部分报道也存在客观性出现偏差、情感过度表达、真实性存疑等问题。故事化新闻必须以真实性为第一原则,在借鉴新新闻的报道技巧时要谨慎并加以改良,加强有益的探索,善于讲好中国故事,使我们的新闻工作回归新闻本原。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海外认知与传播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参与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中国方案。绿色发展理念是在气候危机严峻、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时期驱动“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的重要依托。然而,在地缘政治格局重塑与国际传播语境嬗变的背景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情势也面临挑战。而许多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海外媒体、海外学界、国际智库等不同类型的传播主体,通过权威性、大众化、学理性、专业化等不同特点的传播方式,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模式、意蕴进行阐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的认知与认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绿色发展理念的海外宣传工作必须统筹国内与国外两路资源,充分调动海外传播主体的积极性,发挥海外传播资源的优势,推动构建内外联动的全方位、多层次、持续化的中国理念海外传播体系,从而增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吸引力。     

海外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的保护与抢救——以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收藏为中心

本文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收藏为中心,说明海外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流存广、数日大、品质精,是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文章还分析了海外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大多处于急需抢救性保护与整理的现状,并提出了抢救性保护建议.     

中国古典文化海外影像传播的特点分析——以《西游记》为实证

影像时代,中国古典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重心由文本译介转向了影视改编,改编的过程中,由于影像传播特性的影响,除了传播形式上的变化外,其内容亦出现了完全不同于文本译介的变异,这种变异从一个角度看,深层次里是异域文化价值观念的凭空植入,并与原著产生了强烈的比照差异;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商业元素对传统文学形式的渗透,使原著的传播在市场中获得新机遇的同时,也模糊了文学和商业的界限。文章对《西游记》在海外传播中的上述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期对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有所启发。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文化传播力的建构——以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为例

21世纪以来的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呈现出一个以"中国威胁论"为终极目标的趋同意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不管什么样的中国报道,日本媒体皆通过想象乃至编排中国,营造出一种挑战世界秩序、冲击全球经济、干扰地域格局的"中国威胁论"的氛围。我们需要一方面秉承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努力提高自身实力;一方面亦要深刻把脉日本媒体的潜在意图,有力地展开话语批评与形象宣传,加强中国文化传播力的建构。文化传播力的建构应当从创立文化传播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培养文化传播中的叙事技能、提升文化传播中的整合传播力等三个方面着手,积极推动媒体宣传,正视来自日本、美国,乃至世界媒体的报道乃至挑衅,正面积极地宣传自己,加强文化传播力的建构,树立起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大国国家形象与话语权力。     

中国诗学思想史上的新开拓——杨万里以“兴”为中心的诗学理论

在中国诗学思想史上,在对兴认识的纷纭歧见中,杨万里是第一个自觉而又鲜明地站在诗歌审美系自己运动的高度对兴作出了提纲挈领的阐述,言词简朴却内蕴丰富。他切入了兴的内核,剖析出其构成要素、运动形态和内在机理;他突出了审美实践的重要意义;他强调了审美主体的创作个性和能动作用。在注重理念、注重书卷、注重内省、注重技法、注重衣盂的南宋诗坛,杨万里之兴论无疑具有振聋发聩、开拓新变的作用:在创作理念上,正确地揭示了诗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在具体特定的场合状态下彼此间自然的、必然的矛盾运动的产物;在创作方法上,反对沿袭模拟、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模式化,创作出清新自然、活泼灵动的作品。杨万里的诗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跨国公司海外环境侵权的母国救济路径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视角

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跨国公司面临的各项环境问题突出。在东道国国内救济和国际权威机构救济存在固有局限的情况下,外国受害者在跨国公司母国提起针对跨国公司海外环境侵权行为的诉讼不失为一种救济选择。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并未关闭外国人在华诉讼的大门,以《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的规定为基础,通过《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实体法指引,再结合美国《外国人侵权法》的立法和司法经验,中国有望打通跨国公司海外环境侵权的母国救济路径,并以此作为要求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利器,逐步解决中国海外投资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和”思想与全球伦理

全球伦理是近些年来学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构建全球伦理需要从不甩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和”思想对于“全球伦理”的建构提供了极有意义的资源。     

中国传统美学之生命意识与“本真”诉求

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精神突出地体现为对生命意识的诉求与对“本真”生命域的推崇。中国传统美学总是借助审美活动以促使人融于天地化育之中,致使人生诗意化,以塑造完美的心灵与圆融的人生。因此,中国传统美学把肯定人生、把握人生、以构成更高人生境域与“本真”生命域和审美域作为审美活动的极致,把构建和熙融洽、雍容圆润的人生作为最高审美之维。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乐生,体证生生,力图在“本真”审美域的达成中成就真善美的统一,熔铸光明的人生和还原自由任运的生命态势,视宇宙自然为可居可游的心灵家园,以圆融无碍之心于平常生活中体悟天地大化,乃是审美活动的最高宗旨。     

地域认同与跨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故事的文化传播与再生产

中国传统故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缩影,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它是人们展现社会文化身份、构建地域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作为城市发展的社会文化符号,中国传统故事的现代传承与创新承载着人们对地方的再认识。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中国传统故事的跨文化传播凸显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化张力,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叙述主体的合作方式可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和更加包容的姿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多元共存、互生互鉴的文化生态。     

“为人民服务”:现代社会的伦理新蕴

“为人民服务”作为伦理命题和道德行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而且只有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为人民服务”,同时 ,“为人民服务”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     

以“兴观群怨”为例看船山的接受美学思想

对于船山“兴观群怨”,学者们作出了各种阐释,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进行阐释。首先从接受时象考虑文本潜在美学评判标准;其次,接受主体不同对美学价值取向阐释不同;再次,接受主体在接受过程中有荚学上的独特心理体验。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兴”与中国传统诗歌的美学精神

“兴”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它的形成经历了从修辞技法到审美体验的过程。“兴”作为心物对应关系中主体的审美心理状态 ,已经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文化的传统心理结构。“兴”体现了传统诗歌文化的基本美学精神和原则 ,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