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财政视角下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构建与路径探析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推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低收入群体由于自身教育程度、创富能力、社会资源、就业机会等方面的不足,很难通过市场资源配置实现财富的快速增加,需要通过民生财政为其托底保障和精准施策。低收入群体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和重点,推进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是最艰难、最急需的任务和挑战,也是实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的必由之路,更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国家和谐安定的必然要求。为此,应充分利用民生财政,发挥政策效应,加强制度保障,从促增收和强保障两方面加快推进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消费：机制探析与微观证据

为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机制探究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消费类型中呈现一定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支付方式、收入增加等渠道影响农村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多孩家庭的消费水平,对东部、中部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建议继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培育和挖掘农村市场消费增长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实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潜力,推进农村融入现代流通体系。     

迈向共同富裕的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推动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于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数字经济的热潮,工业社会逐渐向信息社会转型,不同经济主体在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条件上的差异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问题,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以及数字治理体制不够完善,诱致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妨碍了共同富裕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要将包容性发展与数字经济结合起来,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全体人民平等地享有美好生活的权利,坚决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最终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系统思维的着力点主要包括：统筹规划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完善数字经济接入条件,促进弱势群体的数字平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数字经济下的共同富裕：机遇、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同向而行。一方面,数字经济扩大了经济增量和就业空间,通过增效赋能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优化了经济存量,为共同富裕奠定了更充裕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更多元的收入分配渠道;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受到数字技术和数字治理水平的制约,而且数字经济的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同时它也在创造新的收入不平等,使广大低技能劳动者遭遇结构性失业风险。为加速数字经济时代的共同富裕历史进程,应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数字技术,全面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规范数字经济发展,按照共同富裕的实践要求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全方位强化数字教育,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加速弥合数字技能鸿沟,全面释放数字红利。     

论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数字经济在促进数字生产力发展、催生数字生产资料共享方面与共同富裕有着紧密的逻辑契合,而从逻辑构想到现实生成,却遭遇数字技术过度资本化抑制财富创造活力、数字资本配置失衡加速贫富差距、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引发技术性失业的现实困境,亟须加以制度规制和教育引导,通过加强数字资本治理以厚植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构建数字化生产资料共享机制以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推动数字技能培训全民化以增强共同富裕的智力支撑,加快推动共同富裕在数字经济赛道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共同富裕：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剥削的中国应对

数字时代,数字资本扩张与数字劳动异化现象凸显,疾呼破局良方。数字劳动作为新时代典型劳动范式,在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与世界经济革命性发展的同时,也为数字资本剥削提供了血液。在资本主义下,资本剥削的秘密在于通过与数字技术的合谋以更隐蔽、更合理的方式控制数字劳动,进行资本增殖。为兴利避害,我国从批判与建构双重视角提出了遏制数字资本野蛮扩张的中国方案,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数字资本纳入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框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立场,以调整数字劳动生产关系,凝聚数字经济共建合力为基本前提,以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重要路径,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改善民生——以几种典型低收入群体为例

自2009年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实施以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效果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研究基于对失业人员、农民工、农业劳动者和老年人四类典型低收入群体的抽样调查,采用频数百分比表、多元线性回归、多变量交互表等数据分析工具,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医疗机构的功利性与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惠民性之间的冲突、乡镇医疗供给不足与新农合乡镇医院就诊导向之间的冲突、大病医疗需求与大病统筹报销比例不足之间的冲突、门诊医疗需求与门诊统筹覆盖率低之间的冲突,导致新农合尚未达到改善民生的理想效果;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过程中,参保率低、起付线过高、最高支付限额过低、报销比例及范围过小、医疗机构服务价格过高等原因导致了低收入群体医疗需求仍然得不到保障;在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实施过程中,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源仍然存在严重的城乡差距.要使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就必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体制的统一框架,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机制,建立合理的基本医疗保险补偿机制,建立均等化的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     

数字财富的创造、分配与共同富裕

作为社会财富的新形态,数字财富正在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和数据要素是创造数字财富的重要源泉。数字商品财富的创造,既体现在数字商品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中,也反映在数据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数字非商品财富的创造则需要依靠政府、企业、社会和平台等多元供给体系协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数字财富分配,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充分体现数据要素的价值贡献,也要重视和解决好数字财富分配可能引致的极化效应。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数字财富创造与积累,科学规范数字财富分配,以此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以数字经济助力黑龙江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发展“数字经济”是黑龙江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实现“换道超车”的具体路径,通过“四化框架”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各类要素,能够有效巩固产业体系根基、推动科技创新演进、提升现代金融服务能力、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为进一步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黑龙江省需要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推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素融合。     

产业数字化赋能共同富裕：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产业数字化对驱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等可以厘清验证产业数字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果机制与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赋能作用,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与稳健性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数字化可通过优化创新要素配置、促进劳动力就业间接赋能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数字化对东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更为显著。门槛效应分析证实,产业数字化对共同富裕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产业数字化超过门槛值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呈现边际递增趋势。因此,要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持续优化创新要素配置体系,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内共同富裕——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单元,是人民群众就业的重要去向和获取劳动收入的重要来源,企业员工总体收入水平和内部收入差距必然对共同富裕的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内部员工收入相关数据,分别从企业总薪酬增长和企业内薪酬差距两个维度来讨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内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时,企业总薪酬增长显著减小,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平均薪酬差距显著上升。对非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而言,这种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的现实背景下,应当持续巩固和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以增加就业,努力提升企业员工平均薪酬水平,探索对企业高管的多种限薪方法,进一步提高市场化质量和水平,支持企业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增长瓶颈。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就业:理论与实证

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但会不会导致劳动力替代效应?基于中国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减少就业规模,而是替代效应和抑制替代效应并存,导致数字经济并没有减少就业。在就业结构上表现为制造业内部促进高技术密集型就业数量但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技术密集型产业就业数量,在服务业上体现为数字经济促进了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组织的就业规模。行业产出和人均受教育程度也对就业规模和结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现状、机制与策略研究

站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节点上,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对推动城乡融合、形成新型城乡关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提出了更为迫切的现实要求。产业融合是城乡融合的基础,数字经济为实现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与升级提供新要素、注入新动力,具有高渗透、高价值、高技术、非竞争性,能够深化城乡产业分工,产生数字重生赋能效应、数字融生平台效应、数字增生长尾效应、数字新生蝶变效应,渐进式实现城乡产业链从流程、产品升级到范围、结构层面的功能升级,最终实现系统性链条升级。经过多年实践,中国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现实基础已初步具备,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待从培育城乡产业链协同发展新模式、探索城乡产业链数字化深度融合新场景等角度进行突破。     

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数字经济不仅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重要动力：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生产力得到发展,实体经济更是迎来新的跃升;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得到强化,在数字技术以及数字经济的加持之下得到新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更加的丰富。通过探析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阐明在当今逆全球化潮流下,全球经济的竞争仍然激烈,中国发展经济不仅仅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更要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当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书记制度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选派干部下乡驻村制度,是新时代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的表征。对西南地区L村第一书记驻村实践研究发现：将科层体系干部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有效介入,具有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贫困治理的百年经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推动治理有效保障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应然之策等多重价值意蕴。第一书记驻村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实中,受到“国家-社会”双重场域的深度影响。第一书记要实现组织建设从嵌入到引领、精英培育从单一到多元、治理融合从离散到集聚、资源利用从碎片到整合的转变,把权力、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技术优势,从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基于多场景的数字经济微观理论及其应用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通过对电商成长的案例研究,提炼出数据要素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微观经济学特征,并推导了数字企业最优决策、“数据+平台”架构、数据交易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供给等五个理论命题。将这些理论命题与无人驾驶、制造业数字化等应用场景中的企业创新实践相结合,可以为解析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从制度层面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系统且一致的理论思路。加强数字经济理论研究,应深化数字企业创新实践的跨应用场景分析,同时注重区分全球共性规律与本国发展实际,进而为完善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挑战及其应对

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政府治理变革重塑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体现在数字政府对“国家-社会”关系、权力组织结构和财富分配机制的改变上,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重要契机,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壁垒”“数字鸿沟”“数字异化”等问题对共同富裕的挑战。只有进一步加快数字政府的整体协同,促进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坚持发展与监管规范并重,才能更好地实现数字政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欠发达地区提升城乡居民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的路径探讨——以甘肃省为例的考察

目前低收入群体保护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对地处内陆欠发达的省份的甘肃省城乡居民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消费情况作了数据和理论分析,探讨了促进低收入者消费的具体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