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理念与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理念包括以下内容:“大一统”的地理观—天下观,“大一统”的政治观—政治一统,“大一统”的思想观—思想一统和“大一统”的民族观—华夷一统.数千年来,“大一统”理念根植于中国各民族的心灵深处,得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一致赞同,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思想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始终存在于历史上各种类型的王朝之中,这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一统”的中国是古代各族人们认同的主要目标.     

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

内容提要 秦汉时期,社会福利受到执政者重视。除了帝王诏令中多见强调优遇“鳏寡孤独、穷困之人”等词句之外,有关社会福利的立法和执法的历史记录,也说明随着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健全和政治思想的成熟,政府行政内容中已经将关于杜会福利的政策置于比较显著的地位。对于秦汉时期社会福利法规的分析,不仅有益于深化对秦汉政治和秦汉社会的认识,也有益于中国社会福利史的总结。     

从《世说新语》论两晋名士之人格分裂

提起“魏晋风度”,人们往往将之理解为风流潇洒,放达不拘,任性而为,完全是人性解放乐观的一面。其实,“魏晋风度”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和双重的,它有其广阔的社会现实作背景,有其深层的人性内容。我以为,它是魏晋名士矛盾人格与分裂人格的集中概括。南朝刘义庆的轶事小说《世说新语》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实录。本文即想通过《世说新语》所反映的士族名流生活、思想、情趣诸多方面的内容,对魏晋时期(主要是两晋)名士之人格作一探讨,以此揭示“魏晋风度”的实质。     

初探唐太宗终未封禅的原因

封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通典》云:“古者帝王之兴,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唐太宗即位后,明君贤臣励精求治,数年后,海内晏然,“远夷率服,亿兆又安。”年谷丰稔,“符瑞”频至。群臣以为,太宗“功高”“德厚”,宜东封泰山以志盛事。由是文武百官累请封禅,而太宗对封禅之事的态度,始终不一。群臣屡清封禅之事,太宗的态度何以总是游移于“许”与“不许”之间呢?经读史发现太宗的这一思想变化,以贞观十一年为界,是随着其经济、文化、民族政策的变化而波动的。     

论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历代多有论述.传统“大一统”观源自《春秋》,且强调华夷之辨、内外之别,这造成了该思想理论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存在巨大缺陷.到清代,雍正提出了合中外为一家的崭新“大一统”理论,这是对孔子以来的“大一统”理论的空前超越.雍正“大一统”思想集中反映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本文通过梳理雍正对华夷、正统、君臣、封建等问题的新阐释,论述了雍正民族“大一统”观的创新之处.     

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贡献研究——基于大一统与正统思想的视角

以往研究多注意北魏、辽、金、元、清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的贡献,对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讨论不够充分。在十六国与五代多个政权分立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为维护“大一统”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大一统”思想的导引下,各少数民族政权自觉接续“正统”脉络,破除秦汉以来“大一统”论述中“夷夏”身份的限制,使中国历史以从未中断的形式延续至今。研究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贡献还可以为学术界讨论“何为中国”提供例证。     

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概括地说,这种时代精神表现为:“大一统”理念作为秦汉文化的灵魂,贯穿于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秦汉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而学术上的兼容博采、融会贯通,则成为秦汉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因及显著特征。     

两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忠君道德——兼论忠孝两难时的道德选择

司马氏的两晋（西晋、东晋）经历了统一、战乱、分裂、偏安、篡夺,在整个155年的历史中,君臣关系虽然始终强调君尊臣卑,但其君主除开国的晋武帝相对有为外,多是暗弱君主,特别是偏安江南的东晋更是仰仗王谢等随迁的中原士族和江东原有的士族支持,君臣关系相对宽松,君尊臣卑秩序不很严格。这种君臣关系下的忠君道德,在面对五胡乱华、朝廷更迭的冲击时就表现得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晋朝继承了汉代孝治天下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也强调忠孝并重,因此在面对忠孝两难境地时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道德选择。在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上,两晋时期的臣子忠君道德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双向度的忠以及忠孝两难的道德选择,呈现出传统忠君道德由先秦时期的君仁臣忠向宋明时期的绝对化忠君的嬗变过程。     

从出土简牍看秦汉法律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本文依据出土简牍和传世文献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秦汉法律制度的继承和发展。首先 ,汉朝不仅《九章律》是在秦律的基础上修订的 ,而且“天子诏所增损 ,不在律上者为令”,汉武帝“废黜百家 ,独尊儒术”等体现的大一统思想反映在法律思想上的“法令由一统” ,和秦王朝如出一辙。其次 ,文章从定罪量刑的有关原则着重论述了秦汉法律在确定刑事责任资格、自首从轻、亲亲得相首匿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点 ,阐述了前后两朝的发展继承关系。最后 ,结合出土文书的有关案例 ,比较了秦汉律令条文中对几种罪行的量刑处罚 ,借以说明秦汉法律内容的源渊承袭关系。结论认为 ,秦汉两朝虽然有根本不同的立国理论和政治主张 ,但从法律思想、立法原则以及具体法律内容看 ,却有多方面的承袭关系。     

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孔子撰《春秋》,书“王正月”,经《公羊传》发挥为“大一统”之说,至汉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形成了完整的儒家大一统思想。经汉儒“包装”,大一统又被奉为“正统”,受到历代帝王的认同,无不以“正统”思想为指导,实践其政治一统的理想,使大一统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作用。大一统思想又是凝聚华厦民族的精神支柱、现代集体主义思想和国家统一意识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关于《崩溃时的迷惘与重建中的困惑》

魏晋是政治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也是士人自我觉醒的时代,治史者对此虽时有论及,“魏晋风度”虽亦是后世之常言,但是马良怀君此文独能对此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索,鲜明指出,魏晋是我国封建社会唯独的一次权威思想崩溃与重建的时期,而所谓“魏晋风度”者,即是当时士大夫在此过程中迷惘与困惑的外在表现。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使人耳自一新,有开创之功。     

魏晋时期丧葬礼制的承传与创新

魏晋时期的丧葬礼制多承袭汉制，但仍有不少创新，形成了晋制。“不封不树”之制，是魏晋实行薄葬的重要内容之一。“凶门柏历”之制盛行于两晋并传于南朝。陪葬、合葬与家族葬制的变化，充分显示了魏晋之际生产关系变革的现实。除西晋文帝、武帝陵墓有陪葬墓区外，魏晋时期鲜有汉代盛行的重臣陪葬皇陵之例，东晋十一陵和豪族一样采取了聚葬的形式。门阀大族势力的膨胀，表现在丧葬礼制上，就是分墓区抗衡皇权。     

典签制度与南朝政局

魏晋时期 ,门阀士族政治导致了帝国的萎靡 ,名士贵公子们仕不事事 ,“华诞”、“浮薄”构成了江左五朝政治的最鲜明特征。“魏晋之华诞 ,五代浇风”一语即是其最好的概括。但时代进入刘宋 ,寒人渐掌机要 ,相较于两晋 ,政治上毕竟出现了些许新的变化。典签制的出现即是其表现之一。典签作为一个由寒人担任的名级低微的官吏 ,在宋齐梁时期一度大权在握 ,甚至连分封之诸王在其面前亦唯唯诺诺。本文之意图 ,就是对此时期的典签制加以探讨 ,考察该制度的产生、变迁 ,以及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关联。一　　清代学者赵翼较早地对典签制度有所关注 ,在《…     

泰山文化与齐、鲁文化

齐、鲁地域文化,分别促成泰山宗教性神山和伦理性圣山形象。秦泰山刻石的“法家辞气”和始皇求仙活动,明显受到齐文化濡染。汉代封禅典礼的完备,得力于齐文化阴阳五行理论框架。封禅特重祭“天”,具有帝王自显和自警双重意义。鲁文化“亲亲尊尊”观念,导致汉封禅突出帝王权威和祖考之祀。“国泰民安”则是齐、鲁文化共同营构的泰山文化主旋律。     

清初官方与明遗民历史观念的冲突与调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

雍正时期的曾静案及随之颁布的《大义觉迷录》集中反映了明遗民和清廷在华夷之辨、明亡之恨、君臣之义、治统与道统等历史观念上的冲突,体现了他们在文化秩序上的不同诉求。明遗民将明清易代视为篡逆之举,以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义作为否定清廷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思想武器,将道统作为自己的精神堡垒,以此寻求自身在文化秩序中的主导权。雍正则以儒家理念为依据,宣扬"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力求治统与道统的合一,建立以清廷为主导的文化秩序。二者的冲突与调适反映了清初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汇。     

《公羊传》大一统思想新探

首见于《公羊传》中的大一统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政治与历史的发展。探其源头《公羊传》,不难发现大一统包括“大王统”、“大文统”、“大始统”诸义,主要涉及“一统”的主体贞定、制度安排、时空延伸问题,核心是借政治统一推动文化统一,以文化统一促进政治统一,以文化统一实现天下统一。．     

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

秦始皇攻灭六国之后,按照“大一统”的思想全面推行了以郡县制为基本制度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秦汉时期,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并左右着西汉王朝国家政体的构建。经过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和汉文帝之后诸帝的削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央治理地方的根本体制。郡县制及其不断发展,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对后来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实现政治统一并不断发展、巩固、维护统一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最高奋斗目标和最终价值取向。     

论两晋之际清崔姻亲集团思想文化性格

清河崔氏汉魏之际起家 ,与范阳卢氏、中山刘氏等河北士族联姻 ,形成两晋之际很有影响的河北家族集团。该集团学术上直接继承汉末郑玄经学和卢植经学 ,保持着汉魏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 ,政治上拥护礼法之治的政治路线 ,积极事功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魏晋时期其受玄风的影响 ,追慕时代新思潮 ,但经西晋永嘉之乱后 ,与河南玄学名士集团分道扬镳 ,重返传统儒学礼法思想。     

封禅礼的经学意旨

封禅典礼遭到"非古""不经"的斥责由来已久,由检讨可知,此二说均难以成立,自阮元、孙星衍以来已有多位学者就封禅之渊源进行过探索。在学界已取得的成绩基础上,有必要对封禅的经学依据进行系统的梳理。汉代谶纬之学已对封禅进行过主动的理论建设,就残存的纬书来看,封禅的功能在于考绩,封禅的现实依据在于天下治平已得到一定的彰显,这在《白虎通》中更有较成规模的理论建构。更早的《诗》《书》等六经经文则显示,聚土为封,除地为坛即禅,于山顶祀天告成是封禅的古义,此义与天子巡狩检视天下,最终以太平功成而告天的仪节相汇合,明堂的起源亦与之密切相关。司马迁在《史记》"八书"中设置《封禅书》,与封禅在六经中的古义一脉相承,并且他又接受了以《管子》为代表的齐地泰山封禅说,将两者糅合起来构筑其政治哲学。从礼治模式上看,封禅是治国臻于最高理想的仪式标志,是国家祭礼系统的顶点,应当处于无限延宕的状态,其背后蕴入了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秦始皇、汉武帝将封禅强行拉回现实中去实行它,自然要遭到司马迁的斥讽。而现实封禅实践中所蕴入的封禅者的私心,则逐渐使封禅典礼徒有其壳,从而表现出了"礼仪的蝉蜕化"这一制度史变迁的典型特征。     

宋代翰林学士与礼乐文化

两宋时期,翰林学士对礼乐文化多有贡献。雅乐方面,他们撰写、审定郊庙、明堂乐章,对乐律也多有发明。就祭典而言,他们充任郊祀礼仪使职,参与封禅大典,又详定配享之制与郊祀仪注。至于帝王后妃丧葬之礼,翰林学士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担任礼仪使职,撰写谥议、谥号以及葬礼所用之乐章、挽词、导引歌词、哀册文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