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社会资本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非线性研究

互联网背景下社会资本的形式和演变发生了新的变化,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非线性影响。本文利用超效率SBM方法测算了包含环境因素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估计了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将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作为中间渠道,探究互联网快速普及下社会资本影响高质量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经济高质量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两种中介渠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并在互联网的调节影响下该渠道机制发生变化。     

数字经济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的“一业带百业”效应对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能够从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层面全方位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年至2020年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相关数据,分别构建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各地区数字经济以及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针对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以及强化数字文化金融支撑等方面,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普惠金融对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本文在共同富裕视域下,采用收敛模型分析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在省级层面的变动特征,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文化消费在省级间的水平差值均在不断缩小。第二,无论是否控制了诸多影响变量的情况下,全国呈现出文化消费低水平地区以更高速度追赶文化消费高水平地区的态势,直至达到稳态。第三,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部地区各省级间文化消费增长率的收敛起到促进作用,对全国范围内文化消费增长率收敛的积极作用还未全面形成。因此,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提升弱势群体数字金融素养、发挥财政政策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功能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县域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增强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促进劳动力的净流入,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2014—2020年1 754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以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且数字普惠金融3个维度的发展均具有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拓展、使用深度加深、数字化程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应积极推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变革性影响与转型路径

当前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已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正驱动传统金融业的发展变化,数字化亦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传统金融业转型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影响是一个潜在持续的过程,数字金融发展在为传统金融业创新与转型带来新机遇的同时,金融新业态的产生以及金融活动的复杂化,使得传统金融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应充分重视数字金融发展的深远影响,以惠民利企为原则,统筹谋划,积极布局,推进金融业态、金融模式和金融监管的变革升级,解决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数据使用与数据安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间的平衡问题,助力传统金融业通过高质量数字化转型,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马太效应抑或涓滴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城市基尼系数,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相对明显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滴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金融科技使用程度、个体知识技能产生有差异的“数字红利”,即通过“数字鸿沟”作用引致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更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呈现东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的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当前的数字包容性金融体系,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新机遇,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2013—2019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是实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且对产业数字化绿色发展的贡献作用更大;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助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绿色金融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建议我国应加快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构建以绿色金融为核心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实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化的绿色金融政策,加快构建东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新三板企业为例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高效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新思路,进而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三板企业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中小企业效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均对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及区位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及中小型企业的效率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在东部地区及规模较大城市更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及小城市中小企业的促进效应尚待挖掘。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提高城市金融水平,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效率增长。研究对于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中小企业效率提升具有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关系对双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创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创业是直接机制、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促进创业是间接机制的结论。其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户创业。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且覆盖更广。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尤其是社会网络维度广的农户。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就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提出相应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推进发展成果的可知、可感、可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文章在测度我国地级市共同富裕水平的基础上,先探讨了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特征,后利用2011—2019年我国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果、区域异质性与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1)核密度分析可知,全国及七大区域的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升。(2)基准回归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其子指标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依然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3)区域异质性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仅在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以及西南地区显著。(4)门槛效应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主要体现在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以及华北地区。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得出继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启示。     

基于系统GMM估计的京津冀数字金融对空气质量动态效应研究

数字金融兼顾金融发展与数字化技术,是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空气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4—2020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GMM模型重点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空气质量水平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发展状况分区现象明显;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改善空气质量,这一影响过程是长期有效的,这一结论在多种方法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依然成立;数字金融指数三个子维度的空气污染治理效果具有明显差异,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与数字化程度能够有效改善空气质量,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存在不显著的抑制作用,在影响程度上数字化程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     

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运用于金融领域,传统金融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广度更广、深度更深。当前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金融所具备的共享、便捷、安全、低成本和低门槛特点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数字金融能够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和普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数字金融通过革新传统金融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应深化数字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以推动区域金融可持续发展,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以提升区域金融核心竞争力,完善数字金融法律法规以保障区域金融稳定发展,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推力。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

现阶段,如何利用普惠金融来缓解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本文利用CHFS中的农户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双界线法”从收入能力、发展能力、居住环境以及社会保障四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进行了度量,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上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其覆盖广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最大,覆盖深度次之,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农户创业,尤其是促进农业创业来减缓多维相对贫困;数字普惠金融对青年以及处于西部地区的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大。因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农户金融可得性,增强农户创业动力是减缓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措施。     

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研究

企业金融化既是企业一种偏重资本运作的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企业追求资本增值而非生产利润的一种经营方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对企业金融化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国内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省际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通过多元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金融化存在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程度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来抑制企业金融化。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文章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说,测度了2011-2020年农业资本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建立了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TFP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指数及其细分维度正向影响农业TFP;且农业资本深化在数字普惠金融驱动农业TFP提升中起中介作用;与农业技术效率相比“,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农业TFP提升”的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还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TFP的带动效应及资本深化的中介效应在大规模种植地区和中部地区更为明显,对小规模种植地区及东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则较弱。     

数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

基于中国2011—2019年2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本文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潜在影响、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区域数字化能促进该城市高质量发展,但对邻近城市高质量发展并未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区域数字化层面,数字经济对低渗透融合率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低于中高水平地区;在高质量发展层面,只有中等水平的城市,数字经济才对地区高质量发展表现出促进作用。（3）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改善物质资本配置效率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但由于服务业扩张的“鲍莫尔病”现象,虽然数字经济改善了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却不能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     

数字金融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一带一路”是新发展阶段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数字金融有助于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实现“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以数字金融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着数字鸿沟问题凸显,金融产业发展滞缓,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经济风险逐步涌现等问题,导致沿线国家纵向无法联动,横向难成合力,严重制约“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我国应充分发挥数字金融驱动作用,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锻造数字发展动力,擢升资金融通效能,激发可持续发展活力,筑牢经济安全屏障,推动“一带一路”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继而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动力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基、富民之本,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关乎我国总体经济发展质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迫切需要塑造发展新优势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渗透应用能够通过扩大要素供给来重塑发展动力,通过产业关联和技术关联来注入发展新活力,通过产业升级来拓宽发展边界,通过提供数字治理模式来保障发展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数字化转型缓慢、数字技术创新不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存在风险、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数字技术对劳动力产生挤出等现实问题与挑战,阻碍了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赋能作用。在“十四五”时期,应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积极推动产业数字转型,强化数字技术创新,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加快数字治理体系建设,完善就业保障和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数据如何赋能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与既往关于大数据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力图从大数据赋能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机制的角度出发讨论二者的复杂关系。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充分依靠了新时代的大数据技术从而优化了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和运营绩效。因而深入探究这一复杂社会现象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管理实践意义。本研究采用fsQCA作为研究方法讨论这一命题,结果表明：首先,大数据赋能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应从组织结构、基础设施方面着手,其赋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共有五条机制路径,而且五条路径存在非等效关系。其次,大数据赋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机制具有多种组态路径,各个组态路径对这一复杂现象的解释能力各有差异,其中,云计算能力、数字基础设施等作用较为明显。最后,大数据赋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多条路径存在条件替换的可能性,这为今后的文化产业实践管理提供了更多启示。     

数字金融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将包容性增长分解为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两个基本维度,设计了能够在同一框架下检验这两种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2011-2018年我国287个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总体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数字金融及其覆盖广度、覆盖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基本维度都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从而说明数字以更广泛的覆盖范围、更多样的金融服务和更出众的交易效率共同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全国层面上,数字金融及其各维度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总体效应与分配效应的方向相同,说明数字金融成为难得的以市场化方式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有效手段。最后,从完善基础设施、提供技术支持、优化产品与服务、加强监管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