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经验

从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始至二十年代中期“革命文学”发生止,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引进西方近现代文化,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化改造来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两面旗帜,它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些主题:以科学主义反对道德主义;以进化论反对复古主义;以人道主义反对宗法礼教;以世界主义反对华夏中心主义。五四文学革命也包含了相应的主题:以再现论、认识说取代表现论,主情说;以发展的文学观取代停滞的、复古的文学观;以人的文学取代集体理性的文学观;以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以现实主义反对古典主义;以文学独立反对“文以载道”;以世界文学反对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等。     

历史谱系的祛魅——五四时期现代历史剧的文化阐释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离家出走”成为这一时代戏剧的母题,而历史剧其题材的历史性,更使得其在表现“离家出走”时,所侧重的往往是“离家”这一传统历史谱系的祛魅,即通过驱除传统文化的“魔力”,剥夺其所拥有的神性,而最终达到张扬现代精神的目的。     

《澄明美学》的学术理念旨归

《澄明美学》的学术理念,基于中国现代学术经历了否定释道的经学,以西方学术为基本思想资源,而导致中国学术话语的丧失这样的困境而提出的,意在以“非主流美学”观念及其研究方法,进行“当代学术独立”和“中国美学学术独立”的双重试验。     

论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合离

经学作为儒学官方化的特殊产物自登上学术霸主宝座后,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文学深受经学的影响,经常背离文学发展的轨道而与经学融合,到汉末,又伴随经学的解体和文化学术的多元,文学才真正从实用价值观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迷人的独立的文化形态。400年的文学演进历程,清晰地呈现出经学与文学的整合与背离。表现在:一方面代表皇权政治思想的儒家经学思想不仅成为文学创作建构主题的直接知识来源与真理凭据,更与表现士人心态话语的文学形成文化精神上的同构关系,在经学与文学内在的教化层面和外在的应用层面形成实质性整合;另一方面,文学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导致了两汉文学对经学的背离。经学的兴衰与文学发展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文学自觉”后的经学权力与文学权力：从疏离抗拒到协作耦合

经学在古代的学术文化体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其他学术文化部类有持续产生影响的权力。在“文学自觉”后,受着经学权力控驭的文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在发展中取得成果也滋生弊端。同时,“自觉”后的经学权力虽然凌夷,但也一直捍卫自身并意图对文学予以规约：文学权力与经学权力间出现了疏离甚至是对抗的局势。如何在新的历史实践中激活传统,使包括经学在内的文化学术能对文学发挥适当作用,且不妨害文学更好地存在和发展,遂成时代课题。对此,刘勰给出的理论方案最为系统和全面。其方案的核心在于“宗经”式思维。他的“宗经”并非是学术宗经,而是以重新赋予经学相应文学权力为策略,通过文体谱系来落实,以构建经学与文学间新型耦合关系的方式为实践指向的理论系统。经过刘勰时代及至初唐,文学发展的实践印证了刘勰的理论构想。刘勰给出的协理经学与文学权力关系的方案,在文学史研究中具有深远的理论示范意义。     

经学与儒家诗学——从语言论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

本文从语言论的角度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由此考察了经学对儒家诗学的整体生成的影响。作者认为,儒家诗学在“立言”这一命题上,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相近,即把语言设定为主体存在的家园,并进而以在经典文本上“立言”的方式,追求学术宗教的崇高地位。在这里,经学对儒家诗学整体生成的影响表现为:它既使在儒家诗学语境下的文学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也导致了儒家诗学的政治教化深度模式。于是,儒家诗学在赋予文学以思想深度的同时,也使文学付出了某些思想自由和艺术美感的代价。因此,儒家诗学的实质乃是经学中心主义。     

货币化与价值世界的祛魅--现代化进程中货币功能的哲学透视

现代化过程的精神表现是“世界的祛魅”。一是事实世界的“祛魅” :用科学理性将事实世界折射为数量化的机械物质世界 ,由此创造了理性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与工业体系 ;另一则是价值世界的“祛魅” :通过价值世界货币化将物品体系表层的效用价值世界折射为深层的用货币数量表征的劳动价值世界 ,由此创造了理性化市场经济体系。货币价值世界本身是现实社会结构的产物 ,反过来通过物质生活实践 ,生产出相应的物品体系 ,再以其提供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社会符号功能实现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由此生成了现代经济的一系列特征和产物。     

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现代生命技术道德合理性限度反思

本文以对现代生命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道德反思为切入点 ,以道德在新技术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合理性限度为论旨 ,追问“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担当技术选择的仲裁”、“技术何以有禁区 ,道德能否为技术划定禁区”及“是技术离开了道德 ,还是道德离开了技术” ,认为当代人类在祛魅技术的同时应当避免附魅道德 ,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是当代人类同时面临的两个重任。     

科学思想影响与五四新文学观

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思想动因和“人的文学”等中心观念，直接导源于进化论科学思想的传播和影响。胡适、孙工关于短篇小说体式的理性把握，受到现代植物学、心理学知识的科学启迪。陆志韦针对白话诗试验从物理语音学角度指出音长、音高、音式是新诗节奏的三要素。但在由传统戏曲观向现代话剧观的历史转化中，也存在某种把科学思想庸俗化的倾向。总之，“赛先生”主要是通过以进化论为思想根柢的现代文学观念转化，幅射到新文学革命的各个层面，发挥其重要的制导作用和潜在的文化整合功能的；假如没有进化论等科学影响，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发生、发展就不会是现在这种局面。     

化经为史——论郑樵《通志略》的生成

郑樵的学术由经学义理研究、经学知识研究、通史主张与实践三部分构成。郑樵对经学义理的研究,大抵循“考辨—传—略”的次序,考辨一部经书的核心问题在先,次则为此经作传,最后以《诸经略》总括诸经义旨,“略”的形式由此生成。在经学义理研究的牵引下,郑樵着力于对经学知识做专题研究,并撰成专门著述,此举具有“经学知识的解放”意义。在党禁、学禁加重的南宋绍兴年间,郑樵多次向官员、朝廷献书,希望获朝廷之命编修纪传体通史,在此过程中郑樵逐渐总结会通思想,并在向宋高宗奏对后,改造专门著述为《通志》之“略”,完成《通志》的撰述。《通志略》集郑樵毕生学术内容、形式及意义之大成,具有化经为史的意义。     

"学"的公共哲学意义及其公议范式的转型

现代大学的公共精神不再是尊圣贤之道,而是探讨“道”的形成、实现方式。“道”的公议,源自于间性力量的准入、自明、商谈与共通,这是对实体他证的祛魅。大学学官议会的提议即承认开放、共享力量对权力的优化;“教-学”以主体教养为基础的社团亦承认审美的感通心能对经济、党派等集团的优越。面对权利的现代性反思,学校组织对公法共治精神的标举,内在于主体“学为教养”的优异人格,体现为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活力。此“公议”之道是知识分子面向市场、权利、情欲等价值诸神而对学校功能的心性定位。其“讲学”传统和“公意”的表达成为优化于派系意志(众意)、政府机制的另一种组织视角。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西南联大以其“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书写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其时的知识分子,以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理念的捍卫和实践,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文化思想史上的奇迹,作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文学之流，将往何处？——对“网络文学”与“80后”现象的反思

信息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新的文学现象——“网络文学”与“80后”，网络时代作家群体扩大，作品变多了，文学被“祛魅”了，然而当网络文学以及“80后”的作品畅销图书市场时，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又“返魅”了。在这个文学自由被极大伸张的时代，文学仍应承担起启蒙人文精神的重责。     

“摩罗诗力”精神与五四感性启蒙

自从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明确提出“德”(Democracy)、“赛”(Science)两先生后,海内外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民主”与“科学”即五四精神。诚然,若按韦伯所谓近代化即“解除魔咒”的“理性化”过程理论,“民主”与“科学”的确代表了近代理性精神,但是仅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一场理性启蒙运动,就难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突出成就首先体现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提倡的“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运动上,“文学革命”当然也包含了“德”、“赛”精神,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其内涵远     

“经学即理学”刍议

顾炎武本人心目中的“理学”是指明道救世之学。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一语与顾炎武思想基本相符。“经学即理学”思想为批判理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使清代的批判理学思潮与汉学汇流 ,同时也意味着经学研究范式的转移 ,即由注意思辨与体验到注重分析与实证 ,从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经学的瓦解以及学术独立精神的建立     

清末国粹思潮与“文学”的流播

清末席卷中国思想界的国粹思潮,顺应存国存种及改良群治的现实需要,对学术分科与“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显著。从邓实等人倡言复兴古学以存种性,到南社的发起成立,朝野各方保存国粹的意趣理念各有差异,以分科的眼光看待国学成为普遍趋势,“文学”被视为国粹的核心成分,甚至国学的代名词。由于语义来源及学术旨趣的差异,国粹论者的“文学”含义差别较大,在中国知识体系中属于不同性质范畴的六艺、诸子、文辞等,被分别纳入其中,是中国学术接引分科之学,融入世界体系的重要途径。清末国粹思潮对“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体现近代中国学术重塑与社会变革的深层关系。     

从经学之传到文学之传——论经学传述行为对传体叙事的推进

“传”是历史久远的叙事文体.早期的“传”只是单纯的记言记事文字.随着经学的兴起,“传”在叙事功能之外又增加了诠释功能,出现了以叙事为手段、以释经为目的经学之传,从叙事理念和叙事技术两方面促进了“传”体叙事的革新,直接启发了后世史学之传的创立,也影响了文学之传的写作,显示了经学传统对文学发展介入.     

“新青年”时代形成的现代散文观念

1916年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陈独秀以“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划分试图使以“古文”为依托的“文以载道”传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胡适则主张按照西方文学规范来置换中国的文统观念,确立“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地位,建立新的文学格局.事实证明,胡适模式日后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承认.随着写作者或者评价者立场的不同,“文以载道”、“应用之文”与“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观念成为写作与评价现代散文自由取用的标准.     

后现代科学价值观的新走向

当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昂首阔步走进现代化的过程中 ,“后现代”的云雾笼罩着现代化的“天空”。何谓“后现代” ?究竟是由“现代”发展而来 ?还是存在于“现代”之前 ?还是两者没有本质差别 ?“自然祛魅”了吗 ?“科学祛魅”了吗 ?人们的世界观如何 ?如何评价“科学”的价值等 ,“后现代”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值得我们关注     

王国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他的美学研究注重人生和启蒙问题 ,在借鉴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 ,创建了具有现代性意义和本土内涵的中国现代美学。这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 ,王国维强调西方现代哲学是“形上之学” ,提出了“学术独立”和“审美独立”的观点 ,赋予中国美学以现代哲学的思维品格 ;第二 ,王国维把“人生”作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 ,提出了审美“无用之用”说 ,创建了具有现代人本主义意义的人生论美学 ;第三 ,王国维以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和开放的学术视野 ,沟通中西、古今之美学思想 ,创立了独特的“阐发式”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