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事扣押的定义与类型

刑事扣押是指以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和违禁品保全为目的,以可以作为证据的物品或和可以作为财产执行标的的物品以及违禁品为客体,以提取、提出命令、收缴以及留置、冻结等为手段的强制取得和强制占有性质的侦查措施.为了凸显不同的构成要素,可以将刑事扣押区分为多种多样的类型.     

论我国职务犯罪诱惑侦查制度的完善

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诱惑侦查对职务犯罪侦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了诱惑侦查,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在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具体适用方面,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权力主体、证据的可采性、诱惑侦查的内部批准程序及其规范化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在依法严惩职务犯罪的同时,应当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操作层面进一步完善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相关配套制度,明确采用诱惑侦查方式侦办职务犯罪的正当程序,建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违法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以规范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权力运行,更好地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     

论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及其底限——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释评

对于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究竟是否属于对诱惑侦查的法律授权,学界存有争议.从程序法理、侦查实务和法条解释的角度讲,该条款所谓“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一语应当解释为仅仅是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而未禁止“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在判断和认定是否构成“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时,关键应当是看犯罪行为是否系国家主导、支配的结果,国家(侦查机关)可以介入、推动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却不能主导、支配犯罪行为的发生.从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来看,根据《修正案》第151条的规定,采取“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采取“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应当排除.在实体法上,对于被采取诱惑侦查的被告人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从轻处罚.     

刑事初查电子数据取证措施适性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规定了初查中可以采用电子数据取证措施,但该规定未区分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基于我国刑事初查程序禁止采取强制性取证措施的基本法律原则的要求,需要明确各种电子数据取证措施是否可以在初查中使用,即需要讨论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的适性问题。讨论了网络在线提取、网络远程勘验、调取电子数据和电子数据冻结等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的刑事初查适性问题,认为网络在线提取、网络远程勘验、调取电子数据的部分行为具有强制性,因此其在初查中应当有限制地使用;冻结电子数据属于强制性取证措施,不应在初查中适用。     

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的法律规制

进入大数据时代,侦查机关通过技术侦查措施得以接触更为丰富的数据集合,并在其中提取出有利于案件侦破的刑事证据。由于取证手段的特殊性,其所获取证据材料的争议性也更突出。技术侦查过程中的大数据取证行为亟需严格的法律规制。在侦查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强化取证监督,规范“信息数据”的提取流程;审查起诉环节实现对“证据材料”的筛选查验,破解证据使用的异化情形;在审判阶段,通过严格的证据审查、特殊的质证制度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定案根据”予以认定,以此倒逼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规范化。     

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与制度构建

大数据侦查对传统侦查模式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大数据侦查对司法活动中数据的发现、提取、追踪、储存、研判和应用,开辟了侦查模式的新纪元.文章从多个方面系统地研究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问题,即全面研究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特征与价值,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存在的困境,包括公权力与个人信息权的博弈在法律上很难认定、大数据预测在因果推理中带来的困惑、大数据分析结论在证据形式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大数据侦查的预测性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违背无罪推定原则、传统侦查思维模式的阻挠和缺乏复合型司法侦查人才等问题.同时,对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问题进行了研究,明确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原则问题以及完善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措施等.     

论非法电子数据之排除——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视角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合法性欠缺的电子数据难以被排除，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非法电子数据的排除采取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电子数据很难构成“非法证据”，一般只构成“瑕疵证据”并适用裁量排除。对电子数据的获取，司法解释未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且有以技术手段模糊强制措施的不良倾向，这导致了排除的困难。电子数据不应成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应参照实物证据设置两个层次的证据排除。对于严重违反程序以及侵犯基本权利所获取的电子数据，不允许补正和合理解释，应予以绝对排除；对于违反一般程序和技术规范所获取的瑕疵电子数据，应当适用裁量排除，并分别建立文书审查和技术审查这两种不同的裁量方式。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比较研究

为了有效遏止贪污腐败犯罪的蔓延势头 ,各国都立足国情建立打击有力、运转高效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 ,完善相应的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各国职务犯罪侦主要有五种模式。为确保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实现而制定的特别侦查措施和有利于追诉犯罪的特殊证据制度 ,对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走出取证困境、立案困境和定罪困境有借鉴意义     

试论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制度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制度的重要性在于这一制度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客观要求;是防止刑讯逼供的第一道防线;是由“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转变的必要保证;是律师应当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必然要求。但由于一些侦查机关对此认识不足,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应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法制理念教育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刑事涉案数字资产审前处置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对于涉案财物的审前处置,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实践更加偏重证据保全而忽视对财产权益的保护。在面对涉案数字资产时,这种制度性的缺陷被进一步放大,立法和司法面临其法律属性不明、审前处置措施手段有限、程序规范性不足、监管有效性不高的困境,查封、扣押等传统措施也无法对作为涉案财物的数字资产形成有效查控和保全。当前普遍的做法是套用电子数据取证的技术标准、操作规范和程序规则,但易忽视数字资产的财产属性。应完善数字资产司法处置制度,针对其特殊属性探索运用前沿技术,强化审前处置的程序规制,构建数字资产处置监管机制的新模式。     

完善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不仅符合时代变迁的客观需要,而且契合社会发展对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但由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容易造成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混乱。立法要尽快细化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主体及适用程序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制度,增强技术侦查措施的可操作性。     

论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优先权——以控制下交付措施为切入点

金融危机全球化背景给刑事法领域带来了激烈震荡，随着经济前行乏力，世界范围内的腐败及其衍生犯罪日益猖獗，各国积极采取多种手段加以应对，其中强化职务犯罪控制手段成为重要措施之一。为了有效提升打击腐败行为的效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进一步丰富了职务犯罪侦查手段，进一步拓展了侦查幅度，特别是对一系列特殊侦查手段的授权和准许值得关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仍存在侦查手段单一、侦查效能低下的现实短板。从侦查行为的客观规律及职务犯罪行为的自身特点出发．我国检察机关应确立特定条件下特殊侦查措施优先适用权，并积极设置优先适用的途径和渠道，具体可体现为对国内法的优先权、对其他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优先权、对其他侦查手段的优先权、不受重罪原则与比例原则限制四个方面。作为具有典型性的特殊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措施具有优先适用的现实价值，在必要的程序规制下的优先适用可以取得较为良好反腐效果。     

大数据侦查的适用限度与程序规制

大数据侦查通过数据搜索查询、对比碰撞、挖掘分析等方法进行犯罪回溯侦查与预测防控,其高度技术性、适用隐蔽性、运行多维性使得侦查权内部张力增强,侦查权呈现扩张趋势。传统侦查程序规范对大数据侦查缺乏有效的法律控制,泛用大数据侦查存在冲击刑事正当程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等风险。大数据侦查广泛干预公民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其属性当为强制性侦查措施。结合刑事诉讼原则和程序规范对大数据侦查运行样态分析可知,现行侦查措施体系规范难以容纳大数据侦查,应回归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侦查比例性原则、侦查不公开原则,调适大数据侦查的应用范围与适用限度,并从刑事程序规范机制、个人信息保护机制、辅助配套机制三方面构建大数据侦查法律规制体系。     

侦查视阈下最新电子证据规定之困惑与应对

2016年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是针对电子证据取证规范在法律文件中的缺失，以及公安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出台的目前最权威的规范性文件。上述规定出台后在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好评，也收到了一些相关解释模糊不清、规定过于宽泛、与上位法律规定有冲突的批评。本文主要从公安实际工作的角度探讨了上述规定在取证、保管和技术侦查规定方面的缺陷和与实践脱节等问题。在分析了域外相关规定和其他行业对网络证据保存的方法后，对我国电子证据规则未来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完善自证规则和证据链存证等一系列构想。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的困境与破解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首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然而,在民事诉讼中为当事人普遍采用的财产保全措施,在同样含有民事赔偿事项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却鲜有被采取。财产保全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出现空转的原因具有多样性,要充分发挥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的价值,需建立被告人财产调查和告知制度,厘清财产保全与刑事扣押的关系,合理减轻被害人的担保负担等。     

简论侦查公正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侦查公正对刑事司法公正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从立法上对侦查公正予以保障,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享有的权利,如知情权、辩护权、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权等.但还需进一步完善加强律师协助权;消除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法搜查等不公正的现象.为保证侦查公正,建议赋予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辩护权、律师有讯问在场权;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论现行财产保全制度的三大缺陷及其弊害

我国现行财产保全制度存在着制度利用门槛偏高、隐含漏洞较多、结构失衡等重大缺陷.由于这些缺陷,现行财产保全制度在其运行中产生了“保全难”、财产保全的功能障碍、对财产保全各方利益保护不平衡等弊害.这与财产保全的目的相抵牾.因此应进行制度设计上的相应改进,以发挥财产保全制度应有的作用.     

完善没收财产刑执行制度的若干建议

没收财产刑执行难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刑事司法的严重问题,非进行立法修改不足以解决之。因此,应在刑法总则中专门规定对于刑法分则规定必须判处没收财产而本人确无财产的犯罪分子不判处没收财产,但须在刑满释放后提供若干时间的公益劳动;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侦查机关应当调查可能被判处财产刑的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以及采取保全措施的规定,同时设置比较完备的有关没收财产刑的执行机构、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规定。     

职务犯罪侦查措施探析——以查询存款、汇款相关问题为视角

查询存款、汇款作为一种侦查措施,是检察机关获取犯罪线索、证实犯罪、追缴赃款的主要手段,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由于现行立法对于查询的规定尚不完善,加之查询工作的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应从立法、查询工作机制等方面加以规范与完善,尤其应建立符合中国侦查现状的银行账户查询制度,这对于检察机关开展各项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论附带搜查制度——以美国为范例的考察

搜查作为一种常用的侦查手段,使用得当有利于保全证据、打击犯罪,使用失当则会构成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因此,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确立了公民免受不合理搜查的权利。附带搜查是附属于合法逮捕后进行的搜查,美国的司法实践,通过判例形成了对附带搜查的详细规定。对美国附带搜查的概念、成立要件、适用范围等内容的考察,可以为完善我国搜查制度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