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税收治理的多样性探索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化税收治理被提上议事日程。结合当前税收征管实际,阐述与数字技术相融合的数字化税收治理的前瞻性内涵,包括建立封闭式记账平台,提升账簿“信度”;启动前置型征管机制,降低稽核“密度”;搭建自助式惠享通道,落实受益“效度”;开发共享型数据集成,提高辅政“精度”等。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重塑数字化税收治理秩序的政策建议和路径选择：加大共性技术供给力度,建立数字化税收征管制度,增强国际间合作交流,培养税务系统数字化专业人才。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增收：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

文章基于北京大学数字乡村指数和中国县域经济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并且相比基础设施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经济数字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显示，相比低收入县域和中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高收入县域和东部地区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即数字乡村建设会拉大县际和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溢出更易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县域之间。     

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分析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能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科技服务业占比较高的省份相对更大，对东部地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进一步分析发现，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在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存在“遮掩效应”，遮掩了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因此，各地区应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发展科技服务业，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从而促进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放管服"背景下基层税收征管权责:错配与调适

理顺权责关系是构建管理秩序的根本.基层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权责定位科学合理与否,不仅影响到公众对"放管服"改革的认知与评价,而且事关能否为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推动"放管服"背景下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能.以广州市L区为样本,研究发现,"放管服"改革背景下L区税收征管权责存在久被诟病的错配问题,表现为征管权责边界模糊不清、征管权责界定未能与时俱进、征管权责匹配程度不均.文章在对当前征管权责界定的制度现状以及基层税收征管权责错配缘由进行深入探因的基础上,提出从制度、机制、技术、监管、舆论五个层面入手,采取针对性措施调适基层税收征管权责关系,优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提升税收征管效率,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与充盈.     

数字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

提高创新效率对提升区域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对创新效率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间的中介变量;不但本区域数字化能显著促进本区域的创新产出增长,而且本区域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周边区域的创新产出增长;当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比较高时,会增强数字经济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增长都会促使相邻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快速增长;在全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逐渐下降。因此,要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促进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发挥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     

我国构建数字经济税收法律制度的现时难题和优化路径

传统税收法律制度在对数字经济企业实施税收征管时存在征管依据缺失、征管技术落后等不足,进而诱发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导致无法对数字经济进行充分有效的征管。各国对数字经济的利益诉求不同,使得在国际层面具备广泛共识的数字税方案难以达成。从国内层面来看,我国对于数字经济的税收征管仍旧依靠传统税收模式进行,并未将数字税作为独立税种在法律上予以确认。这种税收模式在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当下已经无法满足数字经济税收征管的现实需要。对于当前中国构建数字经济税收法律制度的路径,可以通过升级数字税收监管技术、发挥数字经济平台的监管作用和加强国际税收合作等手段进行优化,并积极参与和推进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数字税收法律规则的制订。     

数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

基于中国2011—2019年2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本文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潜在影响、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区域数字化能促进该城市高质量发展,但对邻近城市高质量发展并未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区域数字化层面,数字经济对低渗透融合率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低于中高水平地区;在高质量发展层面,只有中等水平的城市,数字经济才对地区高质量发展表现出促进作用。（3）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改善物质资本配置效率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但由于服务业扩张的“鲍莫尔病”现象,虽然数字经济改善了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却不能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     

个人税务信息保护与《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

税收大数据有助于提升税收征管效率,但也存在危害个人信息的风险。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对税收大数据与个人税务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存在不足且比较含糊,有必要在修订时进一步明确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纳税人的信息提供义务和第三方数据持有者的个人税务信息提供义务,并遵守“数字正当程序”之要求,给纳税人以通知、申诉、请求更正之权利,以便在发挥大数据红利、提升税收征管能力与切实保护个人税务信息、维护第三方数据持有者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产业化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持续向传统产业渗透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要影响.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份的数字产业化指数和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两者间的时空演化关系以及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且该促进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进一步来看,数字产业化不仅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影响,而且对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分析显示,数字产业化通过提高产业数字化水平,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结论表明,数字产业化能够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且有利于区域间经济格局的协调发展,缓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加大数字产业扶持力度,提高区域数字产业化水平;加快数字技术和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产业发展战略,使数字产业化成为有效缩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关键举措.     

基于系统GMM估计的京津冀数字金融对空气质量动态效应研究

数字金融兼顾金融发展与数字化技术,是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空气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4—2020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GMM模型重点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空气质量水平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发展状况分区现象明显;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改善空气质量,这一影响过程是长期有效的,这一结论在多种方法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依然成立;数字金融指数三个子维度的空气污染治理效果具有明显差异,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与数字化程度能够有效改善空气质量,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存在不显著的抑制作用,在影响程度上数字化程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新三板企业为例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高效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新思路,进而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三板企业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中小企业效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均对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及区位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及中小型企业的效率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在东部地区及规模较大城市更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及小城市中小企业的促进效应尚待挖掘。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提高城市金融水平,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效率增长。研究对于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中小企业效率提升具有参考价值。     

公共治理环境下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

舆情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提高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测算舆情治理效率、数字化评价得分，构建基准回归模型、调节效应模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及工具变量法等，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及市场化程度、媒体监督、受教育水平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正向影响舆情治理效率。市场化程度、媒体监督及受教育水平均在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与西部省级行政区相比，东部省级行政区、中部省级行政区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市场化程度、媒体监督及受教育水平在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过程中的正向调节效应更显著。因此，我国应高质量地推进数字化发展，充分发挥数字化的舆情治理效应，积极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数字驱动还是技术掣肘：数字城市治理的反思与实践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先驱,也是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动能。在工业化以后,数字化发展成为驱动城市治理方式、社会生产模式与居民生活方式变革的关键所在。数字要素的广泛应用提升了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的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数字红利得到不断释放。而随着数字化的升级,也应当防范可能造成的技术统治与数字鸿沟等,并寻求技术与治理的平衡,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从行政、技术与价值三个角度分析数字城市的治理体系,能够全方位探索数字驱动的治理模式,化解技术升级带来的规制影响,推动我国数字化健康有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升级：需求牵引和供给优化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升级,数字经济迅速崛起,已经成为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实现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推动力。基于数字经济的影响因素,运用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科学方法,可从四个维度构建衡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采用2013—2019年省级相关经济变量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其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3）数字经济通过对生产端和需求端的双重赋能,提升了生产效率,转变了传统的消费模式,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结论为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提高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     

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来自金税三期工程的经验证据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都是一个重要问题。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强化外部治理来压缩高管实施自利行为的操作空间,从而有效抑制高管在职消费。将金税三期系统分批上线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抑制避税行为等路径来降低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企业、两职合一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税收征管数字化还可以弱化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负向影响。因此,政府在加快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同时,要重视并充分发挥数字化监管的溢出效应,企业则应积极利用内外部数字化转型的契机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国税收超增长的因素分解——基于随机生产边界模型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31个省区1997—2009年面板数据建立随机生产边界模型,运用K-L方法进行税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结果表明: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连年大幅提高是税收超增长的主要原因,潜在税基的扩张(即前沿面的外移)是税收超增长的第二推动力量;而从规模效率上来看,税收增长表现出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率和人力投入的规模无效率,总体贡献值在2000年以后常年为负。应提高税收征管技术效率,进一步发挥技术进步在税收增长中的作用;并精简机构,控制税务人员数量。     

数字经济下跨境数字交易增值税征管的挑战与应对

互联网的繁荣发展促使经济要素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催生出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这使得全球跨境数字交易加速发展,由此对增值税征管造成较大冲击。面对跨境数字交易带来的消费地原则未完全落实、纳税主体不明确、征税边界模糊、税收征管改革缺乏与数字经济的协同性等诸多挑战,推进增值税征管改革迫在眉睫。借鉴国际共性经验,我国的增值税征管改革应从落实消费地原则、明确纳税主体、更新征税范围、推进征管数字化升级等方面着力推进。     

“赋能”与“挤出”双效应下数字治理的“补丁”策略——基于代际发展权的分析框架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大大加速了当代中国数字治理的发展,“数字赋能”与“数字挤出”是数字治理的背反式效应,老年群体被数字挤出成为数字鸿沟新形态,引发了社会对数字治理下代际发展权问题的关注与聚焦。代际发展权视域下老年群体“数字挤出”吁求对数字治理的再治理。为此,既要打好“技术补丁”,打造友好型“乐龄数字”管理;又要打好“制度补丁”形成“数字挤出”的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与精细化、效率性与公平性同步提升。数字效率与治理公平双向同构,既是社会精细化治理的基本方向,也是代际发展权的现实展开方式。     

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理与实现路径

服务业作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型升级已成为我国布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大战略重点。数字经济对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理包括产业数字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数字产业化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合理化发展。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可归纳为：通过加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核心技术研发支持力度、推动数字金融普惠性发展、引导服务业数字化创新来提速服务业数字化改造;以规制数字要素市场、强化平台经济监管来完善数字安全规制;以改革人才分流模式、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与培育创新型人才来确保数字经济人才供给。     

税收、政府支出对我国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霍尔消费理论视角

文章选取2000—2011年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对税收、财政支出对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当年税收对东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整体当年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上一年度税收对西部地区当年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当年政府支出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整体当年消费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上一年度政府支出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整体当年消费却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无论是东部、中部、西部还是全国整体,投资收益增加对消费均具有区域差异化的负向动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