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模式”及其潜在阙失——“地域文化与周氏兄弟”维度考量

关于地域文化对鲁迅及周作人的影响研究,其中较普遍地存在着一种＂隐喻模式＂。它把对影响来源的学术考辨变成了寻找＂文化喻体＂的文学修辞。它在研究范式上的潜在阙失在于：内在逻辑的自我矛盾、因果关联的主观建构、影响来源的话语表征。因此需要我们在实际研究中谨慎对待。     

三兄弟的遗嘱和做了“官”的鲁讯弟弟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６日鲁迅在上海逝世。鲁迅逝世前立下遗言：“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１９６５年４月２６日，时已８０岁的周作人自知将不起，也立下遗嘱，其云：“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     

两样伤逝，几许别情——《伤逝》：伤兄弟亲情之逝

鲁迅的《伤逝》以其艺术的独特性、思想的现代性、内容的曲折晦涩性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研究者大多关注“青年爱情小说”这个文本线索,而对周作人“伤悼兄弟之情逝去”的说法视而不见。透过《伤逝》的环境、情节和人物描写,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及写作动因可以看出,《伤逝》其实是作者在男女情爱的表象之下,以自身的重大创伤经验为机核、以兄弟相处经历做骨干的“伤悼兄弟之情逝去”之作。     

从阿Q周围的人物谈起——《阿Q正传》结构文体新探

《阿Q正传》虽被多人研究过 ,但其深意仍可继续发掘。如果采取以杂文为小说注脚的“鲁迅注鲁迅”方式 ,重新解读其文本结构和文体特征 ,则可发现 ,阿Q及其周围人物 ,以称谓可分为三六九等 ,但思维和行为方式却完全相同 ,具有精神同构性特征。小说意义不是靠冲突而是靠人物间的对应关系展示 ,“改造国民性”意图结构性地渗入了整部作品。小说叙述策略造成阅读心理的前后反差 ,读者经历了从喜剧到悲剧的美感体验 ,有助于实现对封建文化的整体批判和对民众个体的拯救 ,是具有开放性的能直抵人心、又高度抽象的现代寓言。     

浙东文化传统与周氏兄弟“为人生”文学的奠基

奠定了中国新文学"为人生"方向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在翻译对象、翻译主题的选择上,还是在翻译文体上,都不止于日本文坛和欧洲文学的影响,其中还包含着浙东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内源性"因素。浙东文化传统中的"人本"思想,及其对"既成道德的反抗"传统、"求真务实"精神及其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启蒙性特征,都为周氏兄弟"为人生"的翻译选择和审美取向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破恶声论》:鲁迅早期“立人”思想的初步形成

一　　“本根剥丧 ,神气旁皇 ,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 ,而举天下无违言 ,寂漠为政 ,天地闭矣……”①“寂漠” ,这是一位先觉者内心孤独、痛苦的表白 ,这是青年鲁迅 ,面对“狂蛊中于人心 ,妄行者日昌炽”的“华国”现实忧心如焚的隔洋呐喊 ,这也是留日时期的鲁迅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破恶声论》(以下简为《破》)的开篇。应该说 ,古往今来的先觉者都面临着历史的脱节和精神的放逐 ,但在鲁迅生活的 2 0世纪的中国却达到了更为尖锐的程度。从整个时代来看 ,一方面 ,2 0世纪的中国人从上一世纪继承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残局和极为不良的国际环境…     

失败者的抵抗——从《北京苦住庵记》说起

周作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周氏在北京沦陷时期思想演变与心理内容的复杂性关注不够,零碎片面的事实考辨取代了心理活动的整合,以致将这个时期的周作人当作道德僵尸进行居高临下冷面无情的解剖。周作人研究遭遇瓶颈,并非周氏吞吐曲折的文风或泛滥无归的"杂学"所致,而是来自研究者心境的不自由。《北京苦住庵记》显示了木山英雄理解的"阅读周作人的自由心境",乃是将周的悲剧放在真实的历史舞台考量,明白怎样的历史合力将他推向道德深渊,因此不必让他独自承担所有罪责。"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原是木山英雄描述附逆之前周作人的心态,但也可以扩张为刻画周作人"作家之相"的画龙点睛之笔。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与五四运动

一、“公民不服从”与五四运动何怀宏先生发表在《东方文化》(2002年第2期)的《“公民不服从”中的法律、道德和宗教》,是对于他自己所编写的《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人文译丛之一)的总结性介绍,内中最令笔者感到震撼的,是他对于中国本土的五四运动的旧事重提:近一百多年来,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一些建设和加强中国的法治的机会,写到这里,我想起梁漱溟对五四运动的一种独特看法。当学生火烧赵家楼和殴伤人,一些学生被捕之后,梁也很气恼当局,赞赏学生的爱国精神,但他对社会各界运动“不经审判而保释”却有一点不同看法…     

“启蒙”的“民间”力量——论鲁迅、周作人的“鬼文化”文学书写

透过鲁迅和周作人对"鬼文化"的不同文化心态和文学写作,用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去"重读"鲁迅和周作人的人与"鬼"纠葛的复杂形态.可以发现,鲁迅始终坚持着民间信仰的"启蒙"价值,而周作人则在"启蒙"之余退守着"自己的园地",孜孜于"生活之艺术"的理想追求.     

文体的“朦胧”与修辞的狂欢——王蒙《闷与狂》散论

王蒙的新作《闷与狂》采用了"反小说"的写法,由此导致了读者对作品文体认知的困难,呈现出一种文体上的"朦胧"。同时,作品也将王蒙式叙事语言推向了极致,陷入一种修辞上的狂欢。这种带有强烈实验色彩的文本是立足于未来的,其探索精神值得肯定,在当下则可能造成一种接受障碍。     

《天问》文体与屈原“呵壁”说再检讨

王逸《〈天问章句〉序》提出屈原“呵壁”而作《天问》.这是研究《天问》创作问题的起点.历代学者对此说持续进行讨论,到目前为止,仍有诸多疑问尚未解决.从《天问》的文体辨析出发,对“呵壁”说重新审视,可知王逸所言虽有合理之处,但与《天问》的创作过程并不完全契合.     

“海洋”与迟子建的长篇小说文体美学——从《树下》到《群山之巅》

迟子建的海洋型长篇小说文体美学是一种空间诗学。这首先表现为她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致力于小说时空体的空间化建构,即通过时间维度的空间化与"去时间"的空间化两种叙事策略,追求海洋型长篇小说空间诗学的宽度。其次表现为她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致力于海洋型生态叙事和生态共同体的建构,通过高密度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多元形象组合的"块茎"文本结构,展示海洋型长篇小说空间诗学的密度。而为了追求海洋型长篇小说空间诗学的深度,迟子建的长篇小说创作一直致力于异托邦与乌托邦双重叙事空间的建构,以此展示现代人在另类空间中的存在性焦虑与理想性超越。     

“跨文体”与“永远的两难”——论莫言长篇小说《蛙》的双重结构

2012年底著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为中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掌声”。同时，就像福克纳致力书写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莫言致力书写的山东“高密东北乡”也赢得了“世界的关注”。     

周作人与顾颉刚:“五四”民俗学的双重变奏——《歌谣周刊》中的德国浪漫主义影响

在讨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建构时,论者常常过分关注《新青年》对西方传统的引进,而忽略以中国民俗学探索为基本思路的《歌谣周刊》。以周作人与顾颉刚为首,《歌谣周刊》吸收了赫尔德及德国浪漫主义民俗学影响,从民族传统入手,既为白话文学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同时也开辟了西方影响以外的本土新文学资源。经由《歌谣周刊》的探索,周作人与顾颉刚从启蒙与寻根角度分别发展着自己的文化理论,而这两种文化向度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新文学的未来走向。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试对比《茶馆》两个英译本

选取老舍先生的《茶馆》英译本作为语料,通过自建语料库,借助语料库软件Wordsmith从词汇、句子和语篇等层面入手,对《茶馆》两个译本的译者文体风格及翻译策略进行了对比研究。     

《中庸》的“性”是“善”的吗?——与《性自命出》对比研究

通过对比发现,《中庸》与《性自命出》有许多共同点,在“性”的解释方面也是如此.它们对“性”都作“可善可不善”解,且都肯定有向善发展的可能.但两者也有不同,笔者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庸》讲“诚”,而《性自命出》则无.虽然说《性自命出》讲信(“信,情之方也”),且“诚”也有“诚信”之意,但“诚”在《中庸》中不仅仅是“诚信”,更主要是上升到一种本体的高度.整体现之,《性自命出》还没有达到如此的高度.如果说《性自命出》也是子思所作,那么《性自命出》是早于《中庸》的作品.     

标出翻转与武侠小说文体的颠覆:从《鹿鼎记》到《城邦暴力团》

被现实常态文化标出的盗,正是武侠小说文体要展示的江湖美学。金庸《鹿鼎记》与张大春《城邦暴力团》,分别从盗之美学的两个维度的标出项异位——侠之观念和江湖幻想,展开了武侠小说文体的主题性颠覆以至文类性颠覆。而武侠小说标出项异位所引发的形式否定,最终指向了其自身意义的构筑方式。     

宗教:叙事文体的构成要素——《心灵史》文体研究

张承志的《心灵史》以“非小说”的姿态,融历史、文学、宗教于一体,显示出区别于一般小说的文体特点。《心灵史》的文本构成,历史是其骨骼,张承志深入西北进行实地调研,并采用了多种历史资料,使《心灵史》达到“信史”的效果;文学是其血肉,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张承志饱含着对哲合忍耶的深情,向读者讲述了他炽热的宗教情感;宗教是《心灵史》的灵魂,正是为了确认哲合忍耶的信仰合理性,张承志调动了众多史料,并以文学手法加以铺陈,在最大限度上宣扬了哲合忍耶的教义。作为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张承志的写作难免流露出宣传教义的可疑,但也蕴含了文本创新与精神上扬的巨大空间。     

“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特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其中,王本朝的《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认为,1930年代鲁迅就批评过朱光潜的静穆美学观念,它不同于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美学意义,涉及到以美学理论解释文学对象的效度和限度,文学欣赏的局部与整体,当下想象与历史态度,文学观念的言说身份和价值立场,以及中国现代美学不同的建构方式等问题。杨剑龙的《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认为,在娱乐化时代背景中,鲁迅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这是对工具化鲁迅的逆反,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我们对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对于鲁迅的戏说、恶搞应该有度。刘保昌的《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从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干校作家的真实创作心态,认为干校文学创作需要从鲁迅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尤其需要真正回归到鲁迅传统的本源之处。王海燕的《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认为,在小说《离婚》的主人公爱姑和七大人各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