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型政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使命型政党。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和推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理论指引与理论创新”“制度建构与制度完善”“道路探索与战略规划”“党建引领与党建支撑”的功能。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鲜明的政党主导、政党推动、政党形塑的特征。我们党在引领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注重将党的建设与党的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即按照党承担的使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强化党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党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西方政党理论关于“政党工具性”的理论假设和思维定势,也超越了西方政党理论的解释框架。对使命型政党的理解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加以阐释,需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加以把握。     

民族传统和现代文明的结合──兼谈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民族传统和现代文明的结合──兼谈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童超贵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特殊的世界环境中进行的。这时，占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西方，不仅早已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且在近期完成了电子产业革命，现在业已拉开了以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为主要内容的信...     

第二次现代化背景下的小康社会建设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成了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生态化的第二次现代化趋势。中国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现代化还没有完成,又面临着第二次现代化的挑战,因而必须选择“综合现代化”的道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战略,已经超越了传统现代化的模式,在对第二次现代化的主动适应中体现了新的时代发展要求。     

革命至建设时期中共“新中国”话语的变迁——兼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转向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即从“建立新中国”转向了“建设新中国”;“愚公移山”寓言寓意也从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转向了挖掉“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这两座大山”。从技术革命视角,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新中国”话语,大致经历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工业化新中国和实现“两个”“三个”或“四个”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新中国两个阶段;工业化新中国、现代化新中国的建设目标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均致力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社会革命视角,革命时期党的目标是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建设时期党的构想是以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作为过渡,进而发展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将来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社会主义新中国构想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和苏联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标识了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新中国”话语,通过对“旧中国”贫穷落后与“新中国”日新月异的比较,呈现出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阐明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实现了五个方面的超越：一是超越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二是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工业文明范式,“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了系统思维的科学布局,实现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三是从西方单向度现代化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在超越单维比较优势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了国家自主性与人民主体性的有机统一;四是从西方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理念,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经济增长范式,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五是市场扩张从西方海外殖民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零和博弈模式,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现代化新模式、新道路,创造并开启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几点认识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 ,我国在新世纪头 2 0年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并郑重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新型工业化———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 ,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以充分发挥”。其核心就是以先进的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其关键是发挥后发优势 ,采取跨越式发展思路 ,实现我们的工业化目标。与西方发达国家…     

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三重结构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中国道路”总结为宝贵的历史经验之一。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吸收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优点,又总结了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继承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形成了新的结构和新的功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结构表现为党的领导-市场配置-人民主体的动力结构、国家-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平衡结构和驾驭资本-解放劳动-规范权力的治理结构。这三重结构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路径选择。     

“以苏为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起点

苏联模式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却实现了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重大转变。在党的八大前夕，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并在此后带领全国人民对走出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遗憾的是，由于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向“左”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目的并未根本达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跳出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桎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史的合流与合流的历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省思

党的二十大将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一体谋划、一体部署,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历史进程走向了“合流”之势。走通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事关党的事业、民族事业、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深入把握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与战略布局、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     

中国道路的“两大叙事”: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比较论

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是贯穿近现代历史尤其是中共奋斗历程的两大历时性叙事。革命时期倡导的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即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过渡;建设时期提法从“工业化”过渡到“四个现代化”;改革时期提法从“四个现代化”过渡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或“小康社会”;新时代提法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渡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民族复兴叙事经历了从革命时期的“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建设时期的“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改革时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演变,建构了以独立、富强、振兴、圆梦为核心的复兴话语。“两大叙事”相辅相成：生成同源,激发于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创巨痛深,受命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挫折的危难之时,打开机会窗口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与新的社会力量成长;目标同向,体现制度优越性——定位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体现发展全面性——定位于国家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定位高阶性——定位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道路同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个阶段。“两大叙事”又相对分立,现代化话语侧重现代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逻辑、显著优势及时代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契合中国国情、顺乎人民意愿，是指引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梦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理论、文化和实践三重逻辑维度中生成，蕴含了厚重的文明底色，从价值优势、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战略优势和道路优势破解了现代化发展桎梏，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开创了一种以“人民逻辑”为主导的现代化新模式，突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模式借鉴，也为人类文明繁荣兴盛提供了中国方案。     

试析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走向

中国历经坎坷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型现代化。它的走向是“一个主题”，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大支撑”，即经济腾飞，人格再造，文化复兴。     

从特殊到一般：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的新选择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视其现代化模式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度形成路径依赖而将西方式现代化奉为圭臬。但实践证明，照搬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的繁荣和富强。与之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却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繁荣景象，为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带来了全新启示与选择，包括坚定目标与赓续奋斗的精神支撑、独立自主与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驱动机制、和平稳定与生态持续的环境保障、工业奠基与并联推进的发展路线、治理贫困与人民共享的价值导向六个方面。这种全新选择并不是要求其他国家照搬中国方案，而是要在方法论上将人类现代化的普遍经验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     

同心协力奔小康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 在党的“十六大”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全面小康”这个目标，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对全中国人民的庄严号召与承诺。它在我国人民刚刚实现“总体小康”，而开始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之际提出来，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     

场域自觉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决定命运，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积极吸收西方先发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主动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但最根本的则是坚持“场域自觉”,即自觉认识并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和基本国情探索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不断变化的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特殊场域，这一场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征；从场域的视野看，新时代的中国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在于，认清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增强坚持的自觉性，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完善发展，在不断彰显道路的比较优势中夯实道路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制度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是民族复兴的方法论,也是人类和平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共二十大报告对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的概念综合与历史综合,是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模式与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西方主导的殖民化与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进程中催生和展开的,是民族性与现代性复杂互动与动态结合的产物。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是对中国自身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总结与规范提炼,也是对西方现代化内含的冲突与征服基因的思想和制度批判。中国式现代化历经近现代的接力探索,从物质、制度、文化层面累积演进,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新中国的建立而进入自身道路与体系的结构化发展阶段,对接中共二十大提出的民族复兴总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以和平发展价值观为基础与内核,是人类和平发展道路之制度性探索的典范。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明晰世界体系的霸权内涵与斗争性质,坚持和平发展的王道实践,与西方霸权和霸道展开道德和制度斗争。“一国两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与制度杠杆,是和平发展道路的典范制度,在新时代语境下可从国际法维权与国际调解院创设中进一步做出和平发展的制度性贡献。中共二十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时刻,也是人类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新起点与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带来了新选项与新希望。     

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启示意义

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辩证法观点,综合运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等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从而实现由“以俄为师”向“以苏为鉴”的重大转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规律性、创造性、前瞻性的现代化建设新思想,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模式又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新道路,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大众文化和女性发展——兼论关于女性主义的思考

“大众文化”和“女性主义”在中国都是“外来语”。新的话语常常开拓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更何况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与迈向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处在共时态中,是以参与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为背景的,这使我们的现代化过程多出许多新的“边界关系”。借用“大众文化”与“...     

对中国式现代化特点的几点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所谓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总结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作基础,同时也吸取国外一切对我们有用的经验,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多快好省的现代化道路。什么是我国的国情呢?我国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勤劳、勇敢、智慧的广大人民,有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培养出来的优良革命传统,有解放后三十年建设起来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这些都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一些特殊的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对依附—世界体系论的扬弃与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实践上超越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而且在理论上扬弃了以依附—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国外左翼现代化理论,生成了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真正的具体性”。左翼现代化理论尽管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霸权,但并未找到推动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可行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为主要特征和显著优势,成功开辟了社会主义新阶段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国外左翼现代化理论的突破和超越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其科学内涵,而且有助于我们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主导话语体系的历史性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