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启动

近代“新学”教育是相对于清代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一整套“旧学”教育制度而言的。旧学教育是以私塾和书院为主要教育场所 ,以儒家经典及封建伦理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传统教育体系。“新学”教育体系则采用由西方移植而来并经过本土化的近代学校制度 ,以新式学堂为其主要的教育场所 ,以具有新的认知形式、新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新学”① 为主要教学内容 ,包括从 19世纪 4 0年代就已开始传入中国并为大多数传统士人所不齿的西学知识即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近代以前中国社会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 190 1年清政府下诏实行新政 ,进行…     

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增强,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文教育,在科举文教育方面作出了重要努力.在利禄的驱使下,一些书院甚至以科举文教育为鹄,此举不仅导致生徒畸形发展,而且使国家难以羁縻实才,不少学者对这种浮而不实的教育现象进行了批判,而阮元在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中不课科举文的大胆举措是对这种现象所作的一次重要反击.在家长厚望、生徒需要等诸多压力下,清代很多书院对道德学术教育与科举文教育进行了调和.清代末期,西方实学浪潮对一些书院的科举文教育有所冲击,不过,在科举尚未废止的情形下,实学对清末书院科举文教育的冲击程度极为有限.     

清末社会趋动变迁刍议

社会趋动军人化是清末社会变迁的显著特征,近代军事职业在联接民官之路中地位的突出,使从军行伍的社会价值评估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随着科举制的废止,“士”与“兵”的角色地位亦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动。本文拟就清末社会流动中科举与行伍的消长,及其对传统士人和近代军人两大社会群体角色的影响谈几点粗浅的认识。一科举制是中国传统社会流动的基本途径,虽然行伍入仕与科举入仕具有殊途同归之处,但在儒家为文化正统观念和士为四民社会之首的社会结构中,行伍入仕并不具有普遍意义。鸦片战争以后,“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     

近代新学与社会文明转型的几点思考

将近代“新学”等同于“西学”的认识 ,既不符合近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 ,也无法揭示“新学”所包含的丰厚的内涵与时代特征。近代新学既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历史需求 ,也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学理动力。因此 ,脱离开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文明转型历史过程的把握 ,脱离开对于传统中学近代变迁过程的历史定位 ,就无从理解近代新学的意义和价值。近代新学是传统中学适应社会变迁的文化转型。它的形成和发展 ,不仅体现着社会变动的力度和深度 ,同时它也构成了推进社会变革进程的学理动力。     

论甲午战前清代书院改革的价值取向

鸦片战争前书院存在与改革的价值核心是保证封建政权的稳定,书院的官学化,使其变为科举的附庸,丧失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因此,导致了以摆脱科举与理学束缚为目的的书院改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继续进行的书院改革,其价值核心重在政治重建,关注的是如何恢复和修补已破损的价值体系,但这已不是在传统范围内的循环重复,因为西学的影响,使它有了新的特质。在“通经致用”政治目标下,由汉宋兼采,逐渐向中西兼采过渡,为“新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思维模式,成为书院价值理念转向近代化的桥梁。     

略论贵州早期留学教育的兴起

近代留学教育,是贵州近代教育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05年兴起的留学高潮,展示了贵州知识界、教育界不甘落后,努力学习"新学"以拯救和发展贵州的信心和决心.在清末民初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贵州的留学教育特别是留学生群体,对推动贵州教育近代化,促进贵州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经世学”与近代“新学”的发端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到近代，无论是从其历史走向上还是从其形态和内容上来看，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其结果是导致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学亦非西学的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充满着新的认知形式、新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新学”的逐步形成。毫无疑问，在传统中国“旧学”走向“新学”的过程中，西学的浸润渗透至关重要，但是，作为民族特性极强的近代“新学”，毕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近代形态。因而，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旧学”走向“新学”嬗变更新的内在动因──那就是“经世致用”。道咸之际，在“…     

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论析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对科举持理性的态度,在从事时文教育时,也注重包括古文在内的综合素质培养。这些书院施教者通过制定学规、撰写经典古文著作的叙录或评点时文课艺等方式,要求生徒钻研古文,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为时文写作提供借鉴。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有助于提高生徒的时文写作水准,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也有助于提升生徒的综合素养,为社会输送健康的人才;还有助于丰富时文理论,促进古文的发展与传播。一些书院进而以经是文学的源头为依据,凸显经书研读在"以古文为时文"教育中的重要性,试图纠正清廷的科举目的与士人的应举意图之间所出现的错位现象,真正发挥书院传道讲学的教育功能。     

清末民初桐城派士人的“倔强坚守”——以客居北京的桐城籍作家为中心

清末民初，亲历辛亥鼎革、民国肇建、复辟帝制等历史事件的马其昶、陈澹然、姚永朴、姚永概等桐城士人面对巨变都作出了各自的思考和选择。他们对帝制与共和、忠君与尊孔、纲常与读经救国、新学与平等自由这类时代的核心问题有共同的倾向性，又略有差异，或者有时间及境遇上的因势而变。总体而言，这时期的桐城派士人坚持孔教，固守三纲五常为治国之本，即使赞同西学的科技，也强调了西学为用。他们对平等自由、民主、共和这类观念十分抵制，但在实际的治学和求职中，并不受忠君之类观念影响，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他们的“倔强坚守”体现出旧士人的骨气及社会进步的曲折。     

废科举与学术转型--论清末科学教育的发展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与学术转型存在内在联系.一方面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创立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另一方面,新的学术分科制度和学术评价标准的确立,为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推广奠定了基础.以废科举为契机,清末学术评价标准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教育在管理体制、规模、程度及专业课程上获得长足发展.这既是近代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也是传统高等教育转向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性飞跃,对20世纪中国教育和文化的演进产生深远影响.     

奖惩措施与清代书院文学教育酵母

课试为清代很多书院的文学教育手段,清代书院课试时主要采取发放膏火、刊刻佳作、传看课卷、正附课（或内外课）升降等一系列奖惩措施,这些措施成为鞭策生徒的酵母,大大激发生徒的研习积极性,在实现书院文学教育的基本功能即提高生徒的文学素养等方面功不可没,而一些专门从事科举之文教育的书院又可借此来提高科举命中率从而扩大自身影响。由于奖惩措施优越性明显,因此它不仅存在于清代诸多书院的课试教育中．而且也被中国当今的一些学校教育所接受．     

清末经济特科述论

经济特科,是清末科举中特设选拔“洞达中外时务”人才的科目。它倡之于光绪戊戌,举之于光绪癸卯,是当时科举改革中的一件大事。但由于事后不久科举被废除,清政府亦迅速走向覆亡,故而此举一直未能引起史学界的重视。笔者认为,清末经济特科,是近代激烈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在文化教育领域里的突出反映,是中西文化冲突和交流的产物。它的提出到终结的全过程,反映了近代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趋向。虽然它对清末社会的影响不大,但对当时中国新学风的兴起及新式学堂的设立,却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与乡绅流变——以科举与新学为视角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加剧促使中国政府展开了一场以"新政"为肇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社会由此发生转型。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科举的废除和新学的兴起直接导致了乡绅的流变。乡绅的构成要素中,财富要素比例上升;文化要素则扩充为"学识"。乡绅的组成更加多元化。但这一切变化都没有改变乡绅作为国家和乡村社会"调节器"的社会功能。着眼于清末民初,乡绅并未在普遍意义上"退位"。     

书院与官学教育——以明代为例

本文是基于与官学教育相比较，对于明代书院形态的考察。古之官学教育不同于今日专业化、职业化教育，它直接与科举制相匹配，用意在于预养未来可能的政府官员。同时，不能通过科举选拔的士子，亦可为地方乡绅，成为社会自治的中坚。这就是养士、造士。书院并非制度化的官学教育，但它教养对象的主体，却正是官学教育的生员，这一点耐人寻味。而书院则以其灵活多样的个性化教育，更能实现养士的目的。本文从师道尊严、作养士气、教育形式、人文底蕴、资金来源与生员自治等方面，重点考察了书院较官学教育的优长处。     

清季科举变动的知识效应

清末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引导士子读书趋向于新学，书业面貌随之改观。在科举变动过程中，各地主政者对新、旧学的态度，是造成读书风气地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取士新标准也带来了科场文风的变化，成为学界风气转移的象征。制度变革的知识效应，是理解清末社会知识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     

近代河南教育改革与发展述略

清末河南封建传统教育已到了穷途末路,官学形同虚设,有名无实,私学和书院虽有发展,但亦步官学后尘,成为科举的附属机构.而此时,不断兴起的带有民主进步色彩的教育改革运动,使得陈腐的河南教育一度出现过勃勃生机.尤其是新教育制度的确立,促进了河南近代各项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伪满“新学制”的实施及其危害

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在东北境内强制推行“新学制”，将奴化教育作为他们同化中国人的根本手段。“新学制”缩短了学生的修业年限，大幅度地减少了基础理论知识课的教学，使得东北广大青少年儿童的素质水平大为降低，对于此后东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深远影响。     

书院文学教育的“大文学”属性——以成都尊经书院为中心

成都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士,文学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书院不课时文,并非只重学术,举业既属于书院文学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个目标。经史之学是文学教育的根柢,同时保证了文学教育的道德底色。文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书院文学的境界和气象由此阔大。文学教学注重分体研习、循序渐进、书目指引、示范评改。文学风格主要有两种,一是张之洞提倡的“清真雅正”,二是王闿运引领的“古雅绮靡”。书院的日常活动包括抄书、讲谈、考课、批阅、宴游等,文学教学与生活体验融为一体。总体来看,尊经书院的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功利的;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它以儒学为学术本位,以文体为教学支点,向外融合“科举”“经史”“经世”等社会价值,向内关联“功名”“风格”“日常”等人生体验,是具有“文学与文化生命整体性”的“大文学”教育。理解近现代以来“大文学”观的发生,书院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试议清季科举制度改革舆论的发展过程

清季科举制度的改革舆论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甲午战争之前,改革科举的呼声与议论主要由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通过个人著述与往来信函等形式表达出来;戊戌时期的改革舆论,由维新派发起与主导,部分清廷官员推波助澜,野议与朝论相互影响、相互激荡;清末新政时期的舆论群体主要是以张之洞、袁世凯等为代表的封疆大吏,通过“由疆臣合力而枢臣同声”的模式,在朝廷上下掀起变废科举的舆论攻势,最终导致科举制度的罢废。     

中国管理思想的近代嬗变论析——一种关于西方公共管理本土化问题的历史性考察

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与实践大抵滥觞于洋务时期、开始于清末民初之际而成型于民国时期。从器物之变、制度之变直到观念之变,这种过程源于对“西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管理思想近代化的嬗变是持续“回应”西方的结果。因此,有必要从洋务时期、清末新政时期和民国初创时期三个阶段入手,对中国近代管理模式的变革、管理主体结构与功能的转型以及管理主体理念的进化做一种历史性的考察,以回溯并反思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对中国早期管理思想的影响及其本土化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