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论“中国式”哲学的道路

哲学要解决现实的难题,首先要解决自身的难题。当人们的理性还难于充分阐明“中国式”的现实道路时,哲学对自身“中国式”道路的探索便成为必要。这或许正是传统哲学的一条出路,因为今日世界,由研究对象过渡到研究自身往往标志着一门学科开始向新的阶段发展。     

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儿童小说中的“顽童叙事”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儿童小说创作中,悄然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此前的儿童叙事,此种儿童叙事主要撷取了儿童淘气、调皮、好动、好奇、捣蛋甚至恶作剧的层面,张扬并肯定儿童的活泼、快乐、纯真、嬉戏精神,呈现了轻松幽默的风格,呈现出“顽童叙事”的审美特征。顽童叙事自秦文君开始,经新世纪以来的梅子涵、杨红樱、张菱儿及“红樱”二代等大批作家的创作,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顽童叙事在儿童的认知上不是把童年这一时期看作成人生活的预备,从而引导、教育儿童尽快进入成人规约与建构的秩序与意识形态世界中。它更看重童年期自身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它是一种新的对童年的想象与建构,是一种新的童年文化理解。     

移动传播时代新闻话语创新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

新闻话语权争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意识形态之争。一个社会的新闻话语传播是这个社会建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路径,也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新闻话语通过建构社会成员的政治知识图式、内置框架引导大众舆论、沉淀为世代延续的受众心理结构三个步骤来完成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在移动传播时代,传统新闻话语叙事出现了"不适应性",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功效和作用随之削弱,创新话语表达的内容、视角和风格,方可有效提高舆论引导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完成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责任与使命。     

禅宗悟论“自得”观与宋代诗学“自得”范畴的建构

“自得”本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范畴,北宋时才开始被引入诗学领域。这时文论家们主要是以“自得”在传统哲学中的含义为基础,来建构其在诗学中的内涵。但自北宋末年起,这种建构方式发生了转向,文论家们转而从禅宗的悟论“自得”观,汲取营养来阐述“自得”在诗学中的含义,并分别赋予了“自得”三个新的诗学内涵,从而稳步确立了“自得”在诗学中的范畴地位,使“自得”平稳地实现了向诗学范畴的转化。     

“群龙无首”与“世界公民的心态”——试论中国比较文学的观念建构

中国比较文学从本世纪初开始萌芽 ,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 2 0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 ,就其价值取向和思维方法来说 ,可以说基本上还囿于基于“自我中心主义”之上的“刺激———反映”的框架和模式之中 ,还未来得及或未能充分意识到自身观念的建构之必要。在这世纪之交 ,我们有理由提出“中国比较文学观念建构”这一命题。建构中国比较文学的观念 ,当务之急是建构“世界公民的心态” ,即不分民族、不分东西、不分优劣的人类一家、“世界大同”的心态 ,平等对话、双向沟通的心态 ,以对话代替对抗 ,以人类总体观念代替民族中心主义。建构世界公民心态的理论资料 ,可借鉴《易经》的价值取向 :“用九 ,见群龙无首 ,吉” ,“天德不可为首也”。《易经》倡导的“群龙无首” ,乃“保合太和”之气 ,乃万物融融、各得其宜、不相妨害、充满生机的和谐之气。以此和合的义理为指归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学就能展开有效的对话和沟通     

论“五四”的思想启蒙及其历史限度

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启蒙”而发端,《新青年》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却彰显了这一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限度。本文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传统、现实、以及启蒙自身等三方面原因,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阙失在于其忽视了知识系统的建构而把重心落到了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确立层面之上。     

孙犁女性书写中的男性中心意识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作为男性唤醒女性的运动,担任启蒙者的男性没有意识到自身潜意识中封建男权传统的残留,并在他们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植入新的男权意识。解放区作家孙犁的抗战小说,以诗性之笔勾画了一群生活在冀中平原战争年代的美好女性形象,而在“美好”想象的背后隐含了叙事者男性中心的叙事立场。     

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趋势探析

公司治理结构起源于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传统公司治理结构大体上经历了“股东会中心主义”“董事会中心主义“”经理中心主义”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传统公司治理结构体现的是“股权至上”的逻辑。股东本位的公司理念开始动摇、利害相关者共同治理,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一大发展趋势。     

论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三大阶段

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包括了“外在冲击”、“内在转化”与“综合创造”三大阶段。“外在冲击”是指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全方位冲击的阶段,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起点;“内在转化”阶段是指在经过外在冲击后,现代化与现代性内化为中国文化自身的理想目标;“综合创造”阶段是指中国文化通过“综合的创造”与“创造的综合”,既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又超胜于西方式的现代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的“文化生态模式”将有可能为当代人类提供有益的启迪。在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之后,中国文化不仅将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且必将成为人类多元现代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一元。     

转型时期中国的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

传统中国社会赖以建构的家庭伦理,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开始瓦解。它在催生一种新的伦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伦理的同时,其自身也开始获得了全新的涵义和内容。中国人的伦理世界在这种解构与建构的冲突与整合中,正在走向一种新的秩序,这将是社会转型完成的最终标志。一、社会伦理的催生近现代以来突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的以血缘、地缘、姻缘为纽带的家庭式社会结构的限制发展起来的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联系,是社会伦理得以催生的土壤。在外来与内生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以业缘为纽带的新型社会组织和社会…     

美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的话语建构研究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如今已经走过十余年历程,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共建国家发展赢得新的机遇。随着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的相关报道可以反映美国对该倡议的态度,便于中国做出有效应对措施。研究运用语料库文本挖掘方法,选取美国两大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中涉及“一带一路”的报道文本,从主题分布、主体建构、搭配词和索引行等维度考察美国主流媒体对该倡议的话语建构方式。研究发现,十年间美国两大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内容和中国影响力等多个主题。根据时间变化,报道主题存在三个阶段的差异:初期突出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中期重点报道中国的世界影响力,近期涉及新冷战等主题。两大媒体通过勾勒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大国关系和中美贸易等内容建构“中国”和“一带一路”形象,对该倡议的认知从早期的中性态度转向中近期的消极态度。基于此,一方面适时开展舆论反击工作是应对美国舆论的关键,向美国媒体传递高质量“一带一路”信息以回击不实言论;另一方面事实胜于雄辩,继续坚持共建“一带一路”是长期发展之要义,展现大国的胸怀与担当,吸纳更多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推动共建国家合作共赢,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红色文化的价值自信及其话语体系建构路径——基于对“东方主义”的审视和批判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从西方话语体系的压迫、刻意塑造的“东西文化价值对立”、基于“自我意识”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三个方面将西方文化殖民的阴谋暴露于世,由此揭开了后殖民主义理论新的批判视角。无论是全球多元文化的现世交融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共识,都呼唤着“中心主义”的消解和“自我文化”的重建。中国红色文化从消解“他者”形象、驳斥“东西文化价值对立”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三个方面审视和批判了“东方主义”的内在逻辑。从叙事逻辑、话语站位和传播载体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新时代中国红色文化的话语体系,有利于突破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压制,从而坚定红色文化的价值自信,提升红色文化的生命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华夏乎国家乎——试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

鸦片战争之后,传统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完全被突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开始形成,并被近代知识分子逐渐认知和接受．他们在重新为国家寻找新的认同符号的同时,深刻的认识到单凭“文化不能救国”,在中外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逐步将文化上的忠诚转移到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上来,并进而构建了新的国家学说．而这一国家观念一方面是挽救民族危亡、唤醒民众的舆论工具,另一方面也是近代知识分子企图重新进入到国家权力中心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基于时代背景,它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失。     

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存在基础之上的精神现象,而且也存在于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传统中。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之中;当代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构建同样需要坚持这一原则,只有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才能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     

基于中国经验的一般性理论何以可能——理解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基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国内学者提出了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政党中心主义”。学者们普遍认为,作为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相区别的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范式,“政党中心主义”体现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前景。目前,“政党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初步运用,其作为一般性理论的应用价值正在被证实和凸显,但在从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的局部经验概括到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一般性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仍须进一步夯实,相关具体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     

论中国传统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的传统元素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借鉴的文化精髓。中国传统元素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这一风格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和精华,同时也体现出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审美情趣。只有真正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将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表现出来,也才能将中国的传统元素在包装设计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体现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使之走向世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需要我们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到世界各地,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生产、设计出更多的由中国制造的世界名牌产品,到那时中国才会真正成为世界强国。     

西方哲学研究：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

<正>如果从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传播西方哲学算起,西方哲学传入中国迄今已历400余年,这同时也是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400余年。这一过程特别在清末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开始后,引起了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无尽纠缠。这一历史事实既产生于西方现代化携带的“文化殖民”活动基因,也产生于中国知识分子面向西方求取“真经”的主动接受行为。因此,西方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和展望,关系到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以及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在更加宏大的视野里,也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问题。     

从传统出发——简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可能

论文首先站在今天的语境,审视了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深层次结构上所存在的问题,如,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制约、普遍主义的倾向、学科的不断扩张而导致自我消解等。在反思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从传统出发”即以“传统”来诠释“现代”的新思路,并试图在这一思路下,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的体系构建:一个比较的框架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发展面临全新的格局。受意识形态支配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非但无法解释西方自身的政治困境,而且面临着在价值输出地受挫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的冲击。对中西政治发展研究的比较发现,西方学者高擎西式自由主义大旗,拒斥非西式政治发展模式;中国学者则多基于“以人为本”的实绩导向,力图建构马克思主义结构化的解释,从国家治理能力、实质民主和政党中心主义三个维度阐释政治发展。面向人类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学界应构建呼应全球秩序重组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打通“历史溯本求源——现实问题导向——未来人类共同体”全环节,转向广阔的全球政治比较、长周期政治比较,提出超越历史片段和国别经验的政治发展方法论,供给“差异有别又有共同”的政治发展概念和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