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田”到“庄园”：民生视角下汉朝土地制度变迁研究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土地制度决定地权分配格局甚至生产经营方式,其演化变迁折射地权结构调整与社会关系变动。汉初民生凋敝、荒地广布,为恢复国力和巩固新政,施行不抑兼并、自由买卖的“名田制”与“授田制”。但是,到了“文景之治”时期已现土地兼并问题,至汉武帝时已经非常严重,大土地所有制不断扩张。限田令虽被提出但未真正实行,农民被迫沦为佃农或附庸甚至流亡,民生状况恶化。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庄园制”经济不断滋长。尽管“赋民公田”等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生压力,但地权转移仍然较为频繁且不断集中于官僚地主手中,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土地兼并引发的民生状况的恶化,也终致汉朝的灭亡。     

从“圈地”到“丈放”：民生视角下清朝土地制度变迁研究

土地制度是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和工具性制度设计。清朝的地权形态主要有庄田旗地制、地主所有制和自耕农所有制。明末清初,满清贵族通过“圈地”“拨补”“兑换”建立庄田旗地制且实行奴仆式生产。而后,通过“计丁授田”“更名田”“租佃制”让农民获得了部分耕种权,通过推动租佃制发展、废除主佃主雇之间的封建名分少量松动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通过“摊丁入亩”等田赋制度改革助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人口数量增长。清朝中后期,由于地权高度集中和多重剥削压迫,农户纷纷破产,民生日益凋敝。内外交困之下,清政府“丈放”旗地以转嫁危机。从“夺民田为官田”到“价卖官田为民田”的双重掠夺,承载了庄田旗地制的兴衰,也折射了清朝土地制度与民生状况的互动过程。以史为鉴,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警惕资本侵蚀和权力掠夺是乡村治理中民生工作的基本准则;农地制度的工具性应当首先尊重农民的创造性,注重农民的生计改善。     

妇女土地产权的界定与保护

在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及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市场化的制度架构与政策背景下,农村妇女土地权流失问题逐渐凸现出来.与农村男性相比,妇女地权更不安全或缺乏保障,并体现在家庭继承、村集体分配和市场交易等三种获得土地途径中.现阶段妇女地权保障是有限的,因为保障妇女土地权利制度之间存在冲突.在妇女地权的界定上,法律赋予了妇女土地权利,并倾向于保障其在原居住地的土地权利,而习俗却是要求妇女在新居住地获得土地,这不仅降低了法律的可操作性,也减弱了法律对妇女权利保护力度.妇女土地产权界定的特殊性及产权保护的有限性,共同决定了妇女地权的不安全性.     

土地股份合作法律制度设立的必要性

土地股份合作法律制度的建立反映了农民对地权的新时期要求,是法律对当前带地入城的理性回应。土地股份合作法律制度与城镇化建设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是在土地所有权制度上,理论界对土地公有和土地私有制度争议后的理性选择,能有效保障当前集体经济的发展。     

赋予农民双重地权下的土地财产权

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是“三农”问题中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在实践和操作层面上实行双重地权下的土地产权制度,明确界定和承认农民拥有对田面价值的增值部分的所有权,既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和财产权益,又有利于解决土地制度变革中国家、集体和农民土地剩余索取权的利益之争。     

我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政策的走向——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说起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土地征地制度的演化及至现行土地制度和政府经营土地的形成,可以看出正是现行征地制度与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的结合,形成了现有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进而引发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土地利用粗放,浪费严重,二是透支未来,三是导致社会分配不公。为改革现行土地征地制度,一要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二要对必须征为国有的土地,赋予农民谈判权。至于政府经营土地制度改革,应分步实施。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土地理论,深化各项改革。     

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策略研究

无地农民是地权稳定乃至地权固化后形成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特殊群体,解决无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应从户内和户外两个层面构建起无地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体系,在户内土地权益保障方面,主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同共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两大策略;在户外土地权益保障方面,主要是通过将集体经济组织可调整再分配的土地资源按照科学的数量标准和规范的先后次序规则发包给无地农民。为确保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应当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细化土地承包经营户内成员共同共有,同时,规范集体经济组织可调整再分配土地资源的管理制度。     

所有权局限与政府作用：英美土地资本化流转经验对我国“三权分置”的启示

有效的农村土地资本化流转依托广义的土地产权结构，而不仅仅是狭义的土地所有权。英美国家的崛起历史表明，就促进土地资本化流转而言，土地所有权的公有或私有属性不是关键，关键是地权的流动性。自由资本主义的英美两国政府在其土地资本化流转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地权构建作用，政府对国内外开放性经济条件的合利利用则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既定的土地禀赋限制。社会主义国家更有理由充分发挥政府的地权构建作用。当前我国应着重促进公有产权与农村土地资本化流转市场有机融合，但同时也要认识产权作用的局限性，做好地权构建后的系列制度匹配。     

传统中国社会土地产权结构特征:比较视野的讨论

传统中国社会的土地产权结构具有自身的制度特征.从中西方土地制度发展路径比较的视野观察和探讨传统中国土地产权结构特征可看出,中国土地产权结构特征在于国家所有权的至高无上和地权的不稳定.尽管中国传统土地产权结构特征带来了某些方面的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是全部的影响.事实上,中国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人类经济发展的先进水平,在一个农业文明的社会中,土地制度对于先进经济水平的维持和促进作用似乎不容被忽视.     

香港的土地管理制度与启示

80年代初，我国通过《宪法》宣布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从而在法律上完成了城市土地国有化进程。党的十四大明确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因此，如何实现市场经济与土地国有制较好的结合，是我国城市土地制度改革要面临的重大问题。考察世界各国和地区土地制度的现状，我们发现香港是实行市场经济与土地国有制较好结合的一个地区，本文试图通过对香港的土地管理制度的研究，从中取得借鉴之处。一、香港的地权制度和批租制度土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单一土地制度是我国土地危机的根本症结

王昌义、石成林在1988年第11期《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著文认为,目前我国的土地经营存在着耕地总量急剧减少,耕地质量严重下降,土地生产效益正在滑坡的危机,其根本症结在于我国现行的单一土地制度。首先,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地权关系在现实中表现的模糊、虚化,土地公有,实际上是大家都不所有,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土地国家、集体所有制,现实生活中根本找不到体     

井田原型视角下宋朝土地政策新探

井田原型强调公与私的对立统一,通过对公的“控”与对私的“放”,实现依附在土地上生产关系的动态平衡,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宋朝对土地实行的基本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但是同一政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宋朝的“兴”得益于在建朝之初能够很好地“控”好“公”、“放”好“私”,充分发挥了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广垦荒田,积极发展农业,并鼓励土地市场的繁荣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亡”于对“公”、“私”的“控放”失衡,贪污腐败盛行,国库空虚,土地赋税征收严重不足,贫富差距过大导致阶级矛盾对立,最终走向灭亡。     

象征地权与文化经济——福建阳村的历史地权个案研究

本文通过福建阳村的田野研究 ,运用象征地权的概念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土地产权结构和社会结构。象征地权是一种象征资本的产权形式 ,具有象征资本的再生产性。象征地权的分析 ,令我们思考中国历史上不公平的地权结构及其社会观念。象征地权的过度膨胀会压缩契约地权以及相关法律、合同的效果 ,形成权力占有者利用制度和政策的掌控权 ,通过造制度、玩政策来公开寻租 ,瓦解社会公平 ,引起广泛的社会问题     

论土地发展权及其对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创新

土地发展权是一项重要的物权,对此国外已有较成熟的实践。考虑到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我国应在土地权利体系中创设独立的可转让的土地发展权,通过将土地发展权制度引入征地实践来保障农民的土地产权和保证国家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并整合整个制度环境,提升土地征收制度的绩效。     

衔接与协调:失地农民“土地换保障”模式的转换

"土地换保障"是针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制度创新,它的实行有利于保障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在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原有的"土地换保障"模式的弊病日益呈现,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衔接和协调问题则成为能否建成覆盖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环节.本文通过对失地农民"土地换保障"一般模式的回顾,认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要与公民无偿享有基本生产保障权利以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自愿参加相协调,与农村土地资本化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衔接,因此,需要逐步取消"土地换保障"模式,将失地农民纳入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土地制度强制性变迁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演化趋势研究

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制度,农地制度改革对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演化有重大影响。纵观1978年以后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历程,清晰呈现了国家对农村土地的放权和农民土地权利扩大同向进行的特征。在“农地改革-农村社会结构”互动分析框架下,将农地制度变革、人口流动、土地流转和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看作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发现农地制度变迁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激活土地的财富效应,进而凸显农村的人口推拉效应,推动农村社会结构的重构。存量农民、农民工、农业规模经营者和下乡市民四类人群在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化改革进程影响下的行为选择及后果,会引发农村社会结构的重构与变迁。     

明清时期地方土地数据统计机制研究——以河南诸县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的区域土地数据通常是由不同种类的土地数据折算得到的财税数据,定额赋税、土地生产力差异和级差地租等是制约县级政区调整纳税数据登记方式的决定性因素。辖区登记方式的调整既体现了原额赋税下,地方政府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过程,也体现了同级政区间不同登记制度的差异性。     

宋朝的“和买”演变为赋税的历史过程

在宋朝的官私文献中有关“和买”的记载是很多的,特别是从北宋中期以后,这类记载就更多。因此,凡是谈及宋朝赋税制度的论著,总要提到它。这说明“和买”在宋史的研究中,确实占有一席地位,需要我们深入地进行研究。但是,一些专家们只是从“和买”的终极结果上去做静态分析,似乎宋朝的“和买”从来就是一项横征暴敛的税收;另一些专家虽然     

保障改善民生制度建设的理论回溯与框架构建

如何通过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制度建设,着力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利益协调问题,以实现“民富优先”的发展战略,将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必须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为此,在回溯国内外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的不同理论分析基础上,初步提出了保障改善民生制度建设的框架体系及路径选择,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保障改善民生制度建设中有待求解的基本问题.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完善研究——以农民土地权益实现为视角

土地对农村养老保障具有重大作用,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是我国传统农村养老的重要基础。但是．新时期集体土地流转、征收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实施与完善产生了重大影响。因应于这一背景．必须在农民土地权益实现的视角下观察、分析和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既不能过度依赖土地的保障功能,又不能完全忽略土地本身的价值,必须通过机制创新使集体土地流转、土地征收和新农保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制度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