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殖民化、话语商谈与福利国家的未来——兼论哈贝马斯与马歇尔、罗尔斯的区别

本文从福利的角度将哈贝马斯的理论与马歇尔、罗尔斯的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哈贝马斯既不满于新自由主义的以个人为中心完全竞争的思想,也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集权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制度模式,他从以往物质和金钱的再分配转移到了通过文化、伦理层面的话语商谈提高全社会福利,通过话语商谈理论建立一个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使人人都生活在一个推己及人、情致意尽、惜老怜贫的美好世界。     

在风险社会中看社会运行成本

人的一切活动都会有相应的消耗，在工业社会中，人们往往表现出对所有经济活动成本的关注，而社会运行成本却很少有人加以考虑。从工业社会的发展史来看，社会运行成本一直处在不断过程中。在某种意义上，社会运行成本的增长也是风险社会降临的原因之一。造成社会运行成本持续的原因是多样的，可以计入社会运行成本中的因素也是多样的，虽然在每一个微观系统中所产生的成本都已在社会中进行分配或转移，但当这些成本汇总在一起的时候，必然要由与人类相关联在一起的自然界来承受。因此，一方面是社会因为运行成本的增长而出现了成本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导致了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界将无法消化的社会运行成本重新反作用于社会，从而使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在人类堕入风险社会的时候，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就应当成为社会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     

在风险社会中看人的道德及其善的追求

自然规律、法律、道德等构成了人的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人的行为会受到它们的规定和规范。如果说人在社会生活中有着超越自我的追求,如果人们有着对理想的社会境界的向往,那么只能在道德中去寻求前进的道路。因为,道德所指示的无论是相对于个人的善还是相对于社会的共同善,都引领着人们超越现状。人的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理想在本质的意义上,都必然包含着和可以归结为善。在工业社会中,人们在理论活动中也常常提及善以及共同善,但在实践上却因为社会的理性化或社会的理性建构而封堵了“致善”之路。这也构成了人类堕入风险社会的原因之一。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只有对善的追求,才能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赢得人的共生共在。     

论风险社会中的人及其行动方式

今天,人类社会以风险社会的形式呈现。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陷入了系统性的全面风险状态之中。这种风险与以往任何一种社会风险都不同。在风险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和行动方式都将发生改变,人已经不再作为个体性的存在物而出现,也不可能成为行动者。比较而言,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并且也正是由于个体的人对自我利益的关照以及为了实现利益而与他人开展竞争,社会才获得了发展动力。建立在个体的人的前提下的政治是以民主政治的形式出现的。立于这一政治源头上的是个体的人的利益和利益要求,因此,民主政治实质上也是竞争政治。当人类陷入风险社会,竞争政治变得非常有害,会把人类推向风险社会的更深处。风险社会使整个人类成为命运共同体,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人的共生共在中寻求生存的机遇和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风险社会中的人的所有静态存在形式都被行动者所置换,并且在其非功利性的道德维度上开展合作行动,通过合作行动达成人的共生共在目的。     

自由、风险与责任——自由的风险生成及超越

人的自由及其实现的理想境界问题,是马克思自由观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用自由王国来表达他对人的个性发展的终极理想和终极意义的深切关怀。这一理想的实现取决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人类追求自由的实践能力和水平的高度发展,但与此同时,这种发展又带来了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自由风险的超越既取决于实践的发展水平,也取决于一种新的自由风险责任观的确立。     

在风险社会中看理性知识与经验知识

科学认识是知识生产的过程,但其生产出来的只是理性知识。其实,人类的知识具有多样性,理性知识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表现出了对其他知识的排斥。不仅如此,理性知识也获得了实践上的话语权,要求实践中的所有行动方案都基于理性知识而做出设计。这样做,在工业社会中是成功的,但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后,却应改弦易辙。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应当承认各种类型的知识存在上的合理性,倡导知识的包容性品质,特别是对于经验知识,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这是因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是及时响应的行动,不仅所面对的是全新的问题,而且更多地受到了时间限制,即表现为即时行动,需要得到经验知识的支持。     

贫穷治理与超越贫穷——读《规制贫穷:新自由家长主义与持续的种族权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家长主义哲学的兴起,美国福利政策发生了重大变革.新福利政策的实施,已经使美国福利政策转型为具有高度惩罚性和种族化的贫穷治理模式.这彻底转变了以前福利政策设计所遵循的价值理念、组织运行方式以及参与者的行为模式,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鉴于此,三位美国著名的贫困问题专家乔·萨斯、理查·福丁和桑福德·施拉姆在《规制贫穷:新自由家长主义与持续的种族权力》一书中,主要基于新福利政策中对穷人产生重要影响的“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ANF)”项目展开分析,大胆质疑了其政策设计的合法性、公正性及其影响,重点强调了种族在其政策设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分析了贫穷与种族、福利、文化以及监禁的关系,提出关于消除贫困的政策处方.本文基于对三位著名学者的分析,进一步反思了美国的贫穷问题以及福利政策.     

新社会风险:当代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自1990年代以来,"新社会风险"作为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新视角逐渐兴起."新社会风险"视角认为,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服务业崛起、妇女就业增多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结构变化导致社会出现大量新的社会风险,对以传统社会风险为主要考虑的战后福利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新社会风险视角是对以降低福利支出、缩小国家作用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和"福利紧缩"政治的超越,它对转换社会政策研究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关注新社会风险的起源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对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将起到积极的借鉴意义.     

资本逻辑宰制下的“汽车社会”意识形态透析

为什么人们会沉溺于以汽车为中心所构建起来的"汽车社会"而难以自拔?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汽车社会的形成和兴起是因为汽车是人类追求出行自由的本性体现,但这种解释却陷入了对出行自由的绝对化和抽象化理解。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解释汽车社会的缘起,这在于由汽车行业所引发的福特主义和丰田主义在推动资本持续不断积累和化解资本的过度积累危机方面起到了"帮扶"作用,汽车俨然成为资本的"共谋",因此,汽车本身并不仅仅是一种物以及由这种物所建构出来的系统性存在,我们应洞悉驱动汽车社会形成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根基。     

"中国社会":给定实在,抑或话语建构——以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的一个分歧为例

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关于"中国是否是一个阶级社会"这一问题的分歧和争论表明"中国社会"以及关于中国的种种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人们用这样或那样的话语建构出来的,并不存在着完全独立或脱离于人们话语系统的纯粹客观自存的"中国社会".并且,在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分歧和争论都属于这种话语系统之间的争论,但却被人当作了对于相关实在的争论来看待.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的“风险社会”

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遭遇当今风险社会,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却有先见之明,预见到了当今世界风险社会可能面临的种种发展悖谬。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实践的异化加速了风险社会的形成,全球资本关系的资本逻辑是风险社会产生的内在动因,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扬弃是跨越风险社会的根本途径。因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对当代风险社会之“罪魁祸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深入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风险社会”之意涵,既是推动马克思经典文本深入研究的内在需要,又是防范化解“风险社会”语境下重大风险的应有之义。     

市场机制、个人自由和社会机会--阿马蒂亚·森经济学说评述

关于市场机制的利弊研究倾向于在规范的福利经济学中进行 ,以效用为基础的帕累托效率是评价市场机制的标准。但森认为 ,市场机制和个人自由之间存在更基础性的关系 ,在实质自由的背景下讨论竞争市场机制 ,可以得到机会自由弱效率。这个结果使市场机制的最优性得以扩展。然而 ,同以效用为基础来衡量市场机制效率一样 ,按实质自由来衡量市场效率也不包含分配公平、社会公正问题。要实现“基本能力的平等” ,市场机制必须和创造社会机会的基本社会安排相结合     

论西方政治与风险社会生成

现代政治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民主政治,曾经成为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信仰”。然而,这样一种无比美好的“信仰”,却把人类带进了风险社会。因此,在风险社会生成的问题上,对西方现代政治加以反思是必要的。以西方民主的形式出现的现代政治是一种竞争政治,它是建立在原子化个人的前提下和基础上的,也是从属于个人以及可以最终归结为个人的各种利益实现和规范利益冲突的需要的。但是,也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存在着在民主的名义下对平民参与政治活动的限制和排斥的问题,存在着排斥伦理道德的问题,存在着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怨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将人类带进了风险社会。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欧洲民族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地取代了教会的社会职能 ,并根据政权形式的变化、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世界的压力 ,逐渐形成了现代的福利国家。要回答现代福利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 ,必须了解 :一、民族国家外部条件的变化 ,二、民族国家内部社会需求的变化 ,三、国家政权机构和合法性的变化。本文分析了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履行现代社会职能的国家形态的本质特性 ,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社会功能 ,并以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为案例 ,分析了福利国家在内外经济、社会、政治条件变化中的改革发展道路和方向     

在风险社会中重塑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工业社会因自我意识的生成而实现了自我与他人的分化,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在交往中建立起了由承认关系与竞争关系编织起来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自我处于中心地位,他人只是自我的工具,是自我用以实现其自在的路径.事实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结构化为一种中心-边缘结构了,并被复制到了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之中,形成了社会治理的中心-边缘结构.在工业社会中,他人是自我的风险源,而自我通过中心-边缘结构又总是能够成功地把风险转嫁给他人,从而维护自我的中心地位.然而,社会风险的增加却使中心-边缘结构的转嫁风险功能陷入了全面失效的局面,自我与他人也因此而被卷入了风险社会之中.风险社会的出现对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提出了重塑的要求,要走出风险社会,我们需要寻找一种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共在结构.     

大变革时代的社会政策范式与实践: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

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和实践范畴，社会政策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近年来，无论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贝弗里奇式福利国家，还是以德国为样板的俾斯麦式的欧洲大陆福利国家，普遍面临发展困境。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促进了中国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学习与政策范式的发展，并逐步走出了一条社会政策的中国道路。这条道路具有历时性、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发展性，在实践中秉持渐进主义和适应性的基本原则，逐渐建构起比较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未来中国的社会政策将致力于建设一种普惠的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与福利体制，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试论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二次大辩论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完成工业革命，农业社会被工业社会所取代，社会财富与综合国力得到惊人的增长，但这个工业社会的弊病也暴露无遗。垄断威胁了自由竞争的存在，贫富鸿沟剥夺了多数人的自由与生存保障。２０世纪初就如何完善工业社会展开了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二次大辩论。１９２９年的大萧条给这次大辩论以新的推动力。终于罗斯福总统宣告实施“新政”。新政意味着美国以政府干预代替自由放任，政府不仅要全面管理经济，而且是人民福利的保证人。美国开始成为福利国家     

论风险社会中的自由

20世纪后期以来,确如贝克所说,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在这种条件下,需要重建自由的哲学.只有当我们拥有一种全新的自由观,才能在人的自由发展的意义上发现应对全球风险的社会建构方案.如果说工业社会在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基础上建构起了属于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话,那么,在全球风险社会来临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谋求合作治理的方案.而服务型社会治理及其合作治理都需要建立在人的自由的基础上.考虑到以往的自由都是与秩序相对立的,全球风险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应当是与秩序相统一的.全球风险社会中的秩序同样是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秩序是基于自由的秩序,自由则是秩序的前提,也是建构秩序的基本途径.     

消费社会:人类千禧王国的到来还是新一轮困厄的开始

消费社会的到来,人类社会是进入到富裕、自由、民主的千禧王国,还是陷入新一轮发展困厄的开始?消费社会中的消费仅仅是对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工作中缺乏获取尊重和自我实现途径的补偿,因此,消费社会的富裕、平等、民主仅仅只是表象而已,消费社会并不是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同样,消费社会中,个体通过对广大媒体的认同来履行自我价值的实现方式,奉行一种重视外在形式、不看重内在实质的表现主义价值观,如何更好地促进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如何建立一种与富裕社会相适应的消费文化,创建一个健康、有序的消费社会,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现代审美主义救赎刍议

现代工具理性文明对个体精神的物化作用催生了审美现代性,其思想的核心是,艺术对现实的否定与反抗作用能使个体产生一种内驱力,去质疑现代异化文明,寻得精神救赎并重新确立自我。然而,审美现代性把启蒙现代性置于绝对对立的位置,缺乏合理性;发轫于现代性中的审美主义却要消解现代性,否定了自身的存在;审美主义变成“精英”空谈,陷入固步自封、“自恋”的怪圈,丧失了对大众的救赎功能;艺术的泛生活化和货币化颠覆了审美主义艺术救赎的主旨。这就注定了审美主义无法实现救赎,现代人在寻求精神自由时无奈地陷入了绝望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