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适度”之情景设定分析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问题,不是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过快,而是乡村居民的收入增长过慢.因而,解决该问题的着眼点应该是如何提高乡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适度的或者安全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至于因差距过小而损害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又不至于因差距过大而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影响到经济社会的稳定.通过计算不同假设条件下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要达到"适度"水平时乡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所需达到的平均速度表明,以中国乡村居民目前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要在短期内解决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财政分权、能源价格波动与碳排放效率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约束下,地方政府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平衡难题.自财政分权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直接或间接地对地方企业实施补贴,导致各地能源价格趋异,进而影响能源消费成本和结构,造成各地碳排放效率呈现显著差异.本文以全国30个省市(除港、澳、台和西藏地区)2003-2018年的数据为考察对象,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东部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较高,中部次之,东北最低.作为我国产煤大省的山西省,其碳减排空间高达109.4亿吨.从总体上来看,碳排放空间排名前五的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北、辽宁均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对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单位GDP能耗、人均碳排放的上升,都不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人均能耗的上升所实现能源的集约型利用有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策略,不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改善.能源价格的上升,有助于提升碳排放效率.     

财政分权、能源价格波动与碳排放效率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约束下,地方政府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平衡难题.自财政分权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直接或间接地对地方企业实施补贴,导致各地能源价格趋异,进而影响能源消费成本和结构,造成各地碳排放效率呈现显著差异.本文以全国30个省市(除港、澳、台和西藏地区)2003-2018年的数据为考察对象,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东部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较高,中部次之,东北最低.作为我国产煤大省的山西省,其碳减排空间高达109.4亿吨.从总体上来看,碳排放空间排名前五的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北、辽宁均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对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单位GDP能耗、人均碳排放的上升,都不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人均能耗的上升所实现能源的集约型利用有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策略,不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改善.能源价格的上升,有助于提升碳排放效率.     

湖南省低碳经济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主成分分析法

以1978-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湖南省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经济效率因子是第一大因素,其中能源强度和经济发展为人均碳排放正向驱动因素,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为人均碳排放负向驱动因素;人口水平因子是次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和城镇化水平均为人均碳排放正向驱动因素,国际贸易和能源价格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大。     

基于能源强度视角看碳强度目标的实现

2010年全球能源消费增长5.6%,达到1973年以来的最大涨幅,由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出现快速上升,达到306亿吨的历史高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如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降低碳排放强度,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以及环境问题,是一个重大挑战。笔者认为,基于中国当前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效率,是当前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行之有效的首选手段。     

中国城镇化进程影响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异质性研究

城镇化过程既是产业和人口集聚、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能源大量消耗、碳排放高度集中的过程,加快促进城镇绿色低碳转型在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中国城镇化进程对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呈现出较大地区差异,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生活消费在中国城镇化进程影响全要素碳排放效率过程中...     

“双碳”目标背景下中国重点城市低碳发展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双碳”目标对中国城市低碳发展提出新要求。文章以1997—2020年中国内地112个重点城市为研究样本，测算碳排放量及其绩效水平，并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研究城市多维度关键因素对低碳发展驱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重点城市碳排放量仍然较高；碳排放量在城市之间差距呈现减小趋势，在时间上呈现先发散后无敛散变化特征；碳排放绩效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其绩效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变化提升，绩效波动主要取决于效率变化改变；除技术变化在城市之间差距扩大外，其他绩效指标在城市之间差距不变，在时间上呈现无敛散变化特征；在驱动因素中，城市经济增长是一把“双刃剑”,既增加碳排放量，又提升碳排放绩效；不同驱动因素对碳排放绩效分解指标存在差异影响，其分解指标效率变化与碳排放绩效指标的驱动机制保持一致。     

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消费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仍然偏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尚未能充分发挥.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对居民消费以及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不利影响逐渐显现.运用中国2000-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会抑制居民消费率的上升,并且对城镇居民消费率的抑制效应大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消费率则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并且收入提高可以促进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提升.这表明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当前以城镇居民消费为主体的总体居民消费将受到较大冲击,而农村居民消费将显示出较大潜力.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及相应对策

近年来,随着大庆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格局已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买方市场的形成,标志着我市以短缺经济和投资推动为基本特点的国民经济发展阶段已经结束,市场消费需求不足成为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一、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1.消费结构升级换代受阻。近年来,我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放慢,使得农民家庭消费增长缓慢,不能填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后出现的消费需求空白,使得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出现断层。2003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是5.6:1,消费水平之比是5.2:1,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只相当于90年代初城镇居民的水平。城乡居民的巨大消费断层,导致高档消费与低档消费难以有效衔接,使城镇市场上已趋于饱和的高档耐用消费品无法向缺乏有效需求的农村市场转移,导致农村市场潜力大而开拓难,这是影响目前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

考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衡量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重要部分。从理论上分析,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可支配收入、居民预期来影响居民消费。考虑到我国城乡的差异,本文将居民区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利用1978—2010年数据考察财政政策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平均水平、政府财政支出、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和未来支出不确定性是制约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根据各回归系数可知,影响居民消费最主要的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关键因素是税收和政府的财政政策;国家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效应仍有限。     

不同收入层级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及需求变化趋势——基于AIDS模型的研究

本文采集了1995-2011年的统计数据,运用AIDS模型对我国城镇七个收入层级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实现了优化升级,不同收入层级家庭消费结构分别依次从生存型向温饱型、小康型、富裕型及最富裕型有序演进.收入水平、消费支出、价格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主要原因.2011年各个收入等级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随价格波动相对比较稳定;衣着类消费比较容易受价格影响;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支出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对价格变化却不敏感;随着人们收入等级的提高,对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呈跳跃式增长,而且受价格影响较大;收入水平对交通通讯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教育投入和精神文化生活上的消费;居住价格对居住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结合城镇不同收入层级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和特点,应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服务业转型,调整制造业结构,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东北三省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环境压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构建了碳排放的STIRPAT模型,并采用1978—2010年的东北三省时序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能源消费结构多元化指数、单位GDP能耗、人均GDP和人口规模能够有效解释碳排放量的持续变化;经济发展是最主要的碳排放增长驱动因子,而能源效率的提高则是最重要的减排促进因子;四种因素的标准化弹性贡献在省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新型城镇化的低碳创新道路研究

新型城镇化的低碳创新道路是以低碳创新为动力实现城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当前,缺乏低碳创新意识,低碳规划滞后,低碳技术创新不足,高碳排放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消费模式制约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应以低碳创新为重要理念加强新型城镇规划,以低碳产业技术创新为支撑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低碳能源技术创新为关键加强低碳能源利用,以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强化城镇环境综合治理,以低碳生活方式创新为保障构建低碳消费型城镇。     

福建省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计算与分析

为了解福建省二氧化碳排放情况,文章运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修正性方法,计算并分析1995-2008年福建省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研究结果发现:1995-2008年福建省人均境内碳排放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10%,2008年已达4.87t,目前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继续目前增长趋势,2020年福建省人均碳排放将达到发达国家高排放水平;而福建省单位碳排放产出总体上增长极其缓慢,年均增长率仅为0.75%。目前福建省二氧化碳低排放优势正在快速丧失,为此必须着力发展低碳经济。     

如何在保障中国经济增长前提下完成碳减排目标

2009年中国政府提出了2020年的碳强度目标,该目标是以保证经济增长为前提的。预测结果显示,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05年可以下降43.5%,这与政府的低碳目标基本吻合。对中国而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意味着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速也较高。未来一段时期,提高能源效率是减少碳排放的主要途径。能源强度的改善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同样具有拉动作用。城市化进程不会减缓,但可以为政府促进减排提供机会。中国的低碳经济转型战略应以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     

福建省城乡居民消费现状及政策导向刍议

基于1991年以来统计数据,分析福建省城乡居民消费的现状,结果显示:与全国相比福建省居民消费率偏低、福建省恩格尔系数明显偏高,福建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福建居民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净出口增长不协调。福建省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是主要制约因素,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有待改善,社会保障不健全。有效扩大福建省城乡居民消费政策取向为:切实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着力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培育新时期的消费热点,稳步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大力改善市场消费环境,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     

中国城镇居民间歇式周期性波动的消费行为

西方传统消费行为理论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经济转轨期居民消费行为。我们研究了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相关性,提出了中国经济转轨期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假说",并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所提出的"假说"进行了实态验证,印证了居民消费行为"假说"的真实性。得出的基本结论为:中国居民是基于传统消费文化来安排消费的,这种传统文化在动态变化的体制变迁中铸就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呈现典型的间歇式周期性波动特征。     

北京市碳排放达峰的思考

确定积极合理可实现的碳排放峰值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有利于倒逼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我国明确提出到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并要求低碳试点城市尽快明确碳排放达峰时间,推动一部分城市率先达峰。北京是全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市,已提出力争202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的目标。分析和测算结果显示,北京市能源消费总量增速将在"十四五"到"十五五"期间实现明显下降,并有望在2030年达到峰值,境内能源消费结构将得到明显优化,高碳能源逐步由零碳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计入全市碳排放的外调电力碳排放因子也将有所削减,2020年碳排放达峰目标可以实现,碳排放峰值约为1.66亿吨,人均碳排放量7.2吨左右。对比发达国家碳排放达峰先行经验规律和北京市发展总体形势,能耗增量较大是北京市碳排放达峰的首要制约因素,大幅提高非化石能源和外调绿电比重是北京市尽早实现碳排放达峰的主要途径,加快推进政策与技术节能减碳成为北京市实现碳排放达峰的重要保障。     

调整储蓄结构是强化金融调控力度的重要途径——对1995年辽阳城乡居民储蓄的调查分析

在居民储蓄保持强劲增势的同时,储蓄和消费的高增长与收入低增长的矛盾现象也愈发引人观注。实证之一,从居民收支帐户来看,储蓄加消费等于收入。1995年辽阳地区城镇居民储蓄增长39.2％,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21.9％,但人均生活费收入仅     

消费、储蓄(投资)结构之谜——提高消费水平的宏观经济学分析

新中国在半个世纪的历史中 ,特别是近几年 ,在处理消费和储蓄、储蓄与投资、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这几个结构时 ,存在着深刻的经验教训。本文主张 ,刺激内需不足的基本思路是 :要改革国民收入分配体制 ,适应降低资本形成率 ;要控制政府消费膨胀 ,推动居民消费增长 ;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解决内需不足问题 ,不能照搬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而要采取符合中国实际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