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明显,不同的迁移模式给群体健康带来了差异化冲击。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总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异质性检验、PSM检验等实证分析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家庭式迁移相比,实现半家庭式迁移和完整式家庭迁移对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均有积极影响,家庭化迁移的完整程度与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同向变动;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影响存在婚姻状况差异;全样本及已婚流动人口样本中,家庭劳均月收入与医疗服务利用在家庭化迁移对自评健康影响的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为此,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应不断适应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以家庭为单位完善健康促进政策,支持家庭发展,提升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     

效率与风险:耕地撂荒与耕地保护的政治经济学

在农业耕地撂荒现象不断蔓延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依然坚持和强化耕地保护政策,受到学界、企业界甚至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批评.文章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利用市场原理和风险规避原理,分析了中央政府坚守耕地保护政策的内在逻辑.分析表明,虽然在耕地撂荒态势下,坚守耕地保护政策,可能导致当前经济效率的损失,但是,它保护了未来农业生产潜力,从而可以规避未来可能发生的农业危机.要有效地实施耕地保护政策,除了坚守之外,还应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农业发展,以减少耕地撂荒.     

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对耕地撂荒的抑制效应研究

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是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在近年中国粮食进口量大幅增加和耕地撂荒现象频发的背景下,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检验了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对耕地撂荒的抑制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耕地撂荒率,且农业组织化水平的提升增强了这一抑制效应。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采用了两部分模型估计、替换因变量为隐性撂荒和排除机械化程度的干扰这三种方法。与此同时,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家中耕地质量高、家庭收入水平高和所在村庄位于平原地区的农户而言,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够更有效地抑制耕地撂荒。由此,需要充分活用农机社会化服务遏制耕地撂荒和挖掘保供潜力,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经营的齐头并进。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MD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家庭压力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生命历程视角,分析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及其产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发生的中介路径在于家庭化迁移导致就业不稳定、子女上学难和工作收入低等家庭不平衡因素的形成。同时,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负向影响,会因为较好的人力资本、职业地位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而得到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家庭迁移模式对农民工在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健康状况产生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因此,需要推动农民工健康促进政策从“个体化”向“家庭化”转变,并注重农民工的群体差异性,以系统化的视角切实提升农民工的健康水平。     

贸易开放是否影响了流动人口健康?——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证据

探讨贸易开放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健康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利用2016—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作用。结论显示：贸易开放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具体表现为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的概率,并显著地降低了流动人口“最近一年患病或身体不适”的概率。其潜在的影响机制在于：贸易开放度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当地污染物排放和当地污染治理能力三个路径影响其健康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会由于流动人口就业身份、接受健康教育状况、家庭成员同住人数和健康基础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议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精准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逐步取消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壁垒,以进一步发挥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     

基于风险厌恶的农户弃耕撂荒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农户调查为例

本文从风险厌恶的视角,剖析了农户弃耕撂荒的决策行为,并以福建省八个设区市21个行政村365位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户技能状态、从事非农职业意愿、家庭非农劳动人口比例、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所拥有耕地的质量系数、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农地流转情况对农户耕地撂荒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治理耕地撂荒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发展的过程与阶段：理论意涵与测量方案

流动人口家庭发展是家庭为了满足因人口流动而变化了的需求、应对因人口流动而新出现的压力,通过促成家庭结构分化、重新塑造成员角色,进而实现家庭任务分化、继续拓展成员能力,并由此显现出阶段分化的过程。家庭流动本身特定的过程性和家庭流动继发问题的过程性,决定了流动人口家庭在回归常规发展轨迹之前要相继跨越“家庭化流动阶段”和“家庭式融入阶段”,对两阶段需要做出更加全面精准和多维系统的测量。再造家庭内部团聚与重构家庭外部支持是这两阶段的基本着眼点,前者根本性地解决了家庭结构发展和任务发展中的“名义化”问题,后者系统性地增强了家庭结构均衡发展和任务协调发展的能力。     

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基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调查

文章认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公平是教育福利的应有之义。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俨然成为我国普及与落实义务教育的新难点。文章基于调研基础上对浦东新区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状况进行描述,并对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力求对完善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的政策做出具有探索性的政策建议。文章提出了一些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社会政策建议,比如,确立为全体未成年人提供公平教育机会的目标;遵循底线公平的原则;强化义务教育的福利性;建立最低教育保障以解决我国义务教育中的薄弱环节;确立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责任;实现教育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处理好相关关系等。以上都是笔者在理性、客观的分析和考察后,得出的基本结论和做出的基本判断,以期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就业流动人口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模型估计与政策涵义——基于重庆的经验数据

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人口流动有利于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在中国“特色”的转型发展中,流动人口红利也带来了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教育回报率对于收入影响十分显著,男性就业流动人口收入显著高于女性就业流动人口收入,非农村户籍就业流动人口收入显著高于农村户籍就业流动人口收入,已婚的就业流动人口收入显著高于未婚就业流动人口收入,跨省流入的就业流动人口收入高于市内流动的就业流动人口收入.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流入地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的验证

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如何提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来构建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指数,可以厘清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流入地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相关实证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指数越高,其居留意愿就愈强,越倾向于居留流入地;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及流动特征对其居留意愿均有显著影响,而不同队列、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流动范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性。因此,政府应持续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重视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感的培育,持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针对流动人口的各种歧视性政策,增强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返乡就业创业。     

从源头上预防流动人口犯罪——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长三角地区新农村建设中流动人口犯罪的严重性,影响了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究其原因是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滞后,引发了众多矛盾.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要从源头上预防流动人口犯罪,引导流动人口巨大能量成为长三角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力,确保社会安全、稳定、和谐.     

中国耕地保护制度价值创造及生产要素贡献率研究——基于耕地价值生产函数的分析

耕地保护制度经济效率评价的核心是对其价值创造量以及各类生产要素投入回报率的实证研究,而现有研究则十分匮乏。本文在综合衡定耕地资源经济和非经济价值的基础上,创新性地运用2009-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中国耕地价值四要素生产函数,计算得出土地、资本、劳动、管理四类要素对耕地综合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贡献量。通过综合对比,结果表明,耕地的非经济价值已成为其价值贡献的主要方面,而我国耕地价值生产过程已呈现出集约化趋势;各类生产要素虽然经济收益率偏低,但其综合价值收益则远高于社会其他经济门类;因此耕地保护制度是总体经济有效率的。     

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由于户籍制度、养老保险的碎片化管理等限制,流动人口参加流入地的社会养老保险面临诸多障碍。本文通过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流动人口的参保现状,并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影响参保的主要因素。回归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整体水平较低,仅为17.92%,且存在户口、区域的显著差别。除了受教育程度、户口和婚姻等因素影响参保以外,流动人口的流动类型、流入时间和就业单位性质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参保有显著影响。     

农户的耕地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

农户在耕地使用方面究竟作出怎样的行为选择、哪些因素会影响他们的选择、以及他们的行为选择对家庭经济又有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当前农民与土地关系以及农村经济问题的重要切入点.经验研究显示,农户承包和耕种土地的行为依然属于小农经营,土地和劳动力外出对其土地使用行为选择有影响,而耕种土地仍然是影响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但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则显示出最大影响.鉴于此,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以及加大对农业生产及农户兼业的政策扶持力度等政策选择,将对“三农”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养老保险第四种类型的构建——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广东省数据的分析

为了解决数量庞大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养老保险问题,国家最先是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之中。但是,由于忽视了农民工与城镇企业职工不同的质性,其实施效果非常有限,主要表现为农民工参保率低、制度覆盖面窄和退保率居高不下等问题。对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广东省数据的分析也佐证了这一问题。因此,将农民工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类型中剥离出来,建立相对独立于城镇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和国家公职人员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类型,即建立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第四种类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类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目前,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流动呈现出复杂的上升趋势.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是导致社会转型、人口结构转变的重要变量因素,而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又受到许多因素制约.本文就是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对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情况及影响因素对其影响的情况进行了定性地分析概括.本文试创立了一个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度测定的操作化模式——5·20·43模式,即从5个维度上,确定20个一级指标,43个二级指标,通过问卷赋分测定、回归分析、检验,得到了目前中国社会省会城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水平呈现“半融入化”,而制约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城市社会中的制度因素的结论.这为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完善制度,使流动人口有机融入城市,实现中国人口适度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