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海煎雪:明代台州盐业与私盐问题研究

台州自古产盐,至明代已经形成黄岩、杜渎、长亭三大盐场,产盐方法以煎为主.明代台州建立多级盐务管理机构,负有管理灶户和生产资料、征解盐课、巡缉私盐的职责.明中后期,由于官盐价高质低,灶私、武装走私在台州层出不穷,官盐臃滞.嘉靖年间票盐制度的确立,导致私盐贩运更加方便.私盐使国家赋税收入减少,损害盐业官有制,极大威胁台州地方社会稳定,弱化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因此,明代台州盐业与私盐管理对后世的盐业专营制度改革有着深刻的启示.     

汉代“省官”述略

省官制度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产物。省中 ,即秦及汉初的禁中。汉代在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宫省制度。省官与宫官不同 ,与中朝官也有很大差别。秦汉之省官、宫官、朝官的权势有一个相互不断消长的过程。在“省官”掌握大权的时期内 ,国家的政治运转基本上由“省中决议” ,尚书台督办 ,三公九卿执行。汉代的省官和省官制度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 ,并对以后王朝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论后科举之初学堂实官奖

清末废科举之后的数年间,施行学堂实官奖,学界只是在论及出身问题时有所触及,缺乏专题研究。学生实官奖方面,有陆军军官学堂、北洋高等巡警学堂等专业学堂,也有大学堂,以及留学生。教员、管理人员方面,除了奖励实官外,清末还尝试定章立制,将学堂教员认同为实官。捐资助学方面,为了吸纳社会资金,弥补不足,清政府推行实官奖,并主要针对捐巨资者,且多由地方督抚出面申请;奖实官之外,对降职官员捐输学务者也予以开复原官,即捐复;当然,相较于实官奖,学务捐输更多的是虚衔奖。在清政府实施学堂实官奖的过程中,不断有罢废实官奖的声音,宣统三年七月学堂实官奖寿终正寝。     

清初的长芦运司盐政

河北东部渤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重要盐产区之一。河北沧州又称长芦,五代时,即于此地设置盐运司,“故直隶之盐以长芦名”。 长芦盐产区“滨海环居,迤北而南,起直隶临榆界,讫山东海丰县界”。它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曲折平坦的沙质海岸,沙软潮平,且海水含盐率高,咸度大。故所产食盐,不仅数量多,而且质地洁白、味咸,颇受消费者的欢迎。元代在此曾设盐场二十二所。明初设场二十四所,至“隆庆间因有场无丁,裁为二十场”,清初又“裁为十六场,复于雍正十年裁并为十场”。 这十场是:兴国、富国、丰财、芦台,此四场为天津分司所属;越支、济民、石碑、归化,此四场为蓟永分司所属;海丰、严镇,此二场为沧州分司所属。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的发展及改土归流的特点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是广西土司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明王朝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土司制度的同时,又实行“土流并设”、“流官辅佐”,限制和削弱土官权力,并开始逐步进行改土归流。明代是广西土司制度的全盛时期,又是广西开始进行改土归流的时期。弄清明代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及改土归流的特点,对于了解广西土司制度及广西社会的发展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北宋三衙管军制度的演变

三衙管军制度,与募兵制取代征兵制相适应,肇始于唐末五代,以后唐侍卫亲军司的出现为开端,经过了后周殿前、侍卫二司并立,在北宋继续沿着三衙管军长官的级别呈递减之势和三衙鼎峙、互不统属两个基本趋势,至宋仁宗朝方定型为“管军八位”的三衙四厢制。三衙管军制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成熟的职业军队的管理体制,发挥了强化皇权和保障北宋政局稳定的重要作用。     

明代的广西土官制度

广西的土官制度自唐宋发展到了明代,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明代的广西土官制度,既有其地方特点,也有其时代特点。(一) 明初进军广西时,广西诸土官纷纷投顺。明朝对广西诸土官这样的政治态度,给予鼓励。朱元璋《谕广西溪峒官民诏》中说:“朕命南征,八闽克清,两广平定。尔等不烦师旅,奉印来归,向慕之诚,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谕,尔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职,奉宣朕意,以安居民”。(见《粤西文载》卷2)     

近代甘青地区“土官“制度变迁简论

甘青“土官”制度包括土司制度、寺院制度和盟旗制度三种形态。这三种制度的形成路径,由具体历史阶段的民族关系所规定,反映了复杂的民族结构所产生的不同政治制度。以封地为基础的土官制度与郡县制不仅存在着利益冲突,还包含着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把领地部族关系转变为州县对民户的统治关系,是改土归流变革的根本内容。而这在游牧民族的实施困难重重,反映了社会水平对制度改革的制约。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促成了甘青土官制度改革的急促与近代内容。土官所属的民族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变迁。     

清代两淮灶丁之生存环境与社会功能

清代两淮灶丁是两淮官盐和盐课的主要创造者。在食盐专卖体制的重压下,这些被清政府强行固定在盐场上的食盐生产者,每年都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然而这样一群为社会做出过突出贡献,有着强大功能的社会弱势群体,却面临着十分恶劣的生产条件与生存环境。在官吏、盐商及其地方官僚无休止的剥削与压迫下,灶丁往往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而恶劣的生产条件和天灾人祸更使他们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两淮灶丁的上述悲惨境遇,为我们探寻清代两淮私盐问题活跃之原因提供了部分依据：     

楚国的“莫敖”之官与“屈氏”之族

“莫敖”一名,始见于《左传》桓公十年。杜预《左传集解》注:“莫敖,楚官名。”杜氏此解,古今史家大多从之,无甚异议。但略检楚史,却又令人对这一官名感到疑而难明。所疑者一,楚贵族统治者中,称“敖”者甚多,除莫敖之外,还有若敖、霄敖、堵敖、郏敖、訾敖、(艹为)敖、阎敖等。诸敖之间,显然关系甚密,但它们或为国君之称,或为楚王未得王谥之号,或为氏族之名,皆非官名,为何独有莫敖成为官名? 所疑者二,楚国官名虽多异于中原诸     

略论老子的道德之“虚”

老子的道德哲学具有内敛性的一面,而“虚”德正是这种特性的集中体现。本文从形上本体之“道”与精神生命的角度契入,论述老子对道德之“虚”的界定、展现和修证。“虚”是对“道”状态的本体描述,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应然状态,也是生命理想境界的超越追求。老子通过“盅”、“谷”、“海”等形象化象征来展现道德之“虚”的本质内涵;并通过“虚其心,实其腹”、“致虚极,守静笃”、“上德若谷”等修养功夫来涵养道德精神、通达大道。     

“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论

"设官为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视阈中最为典型的官民关系命题和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这一命题的基本思路是:从官僚产生的形上依据来说,上天爱民,设官代天牧民;从官僚权力的直接来源说,君不独治,设官佐君治民;从设官的社会根源说,民不自治,设官以治民;从君臣的政治责任角度说,君臣合道,设官为民事君;从君、臣、民的政治关系来说,忠君爱民,清正廉洁勤政有为是基本的官僚规范。对"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进行总体分析和理论概括,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中国县官制度沿革述略

中国历代都非常注重县官制度的建设,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县官自春秋战国产生以来,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其品级也因辖区的大小和治理的难易而有高低之别。它的职掌包括教化百姓、听讼断狱、劝民农桑、征税纳粮等方面。古代县官的选用主要靠荐举和科举,近代则有考试验定和任命,任内还要通过定期的考绩予以提升或黜免。由于县官是“亲民之官”、“父母之官”,因而在国家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整个吏治的明暗。     

给宋代“鞫谳分司”制度以定位——“听”“断”从合一到分立的体制演化

唐、金、宋法令,把“听”“断”作为刑事审判的两个过程、两个环节加以区分;宋初编书,也将“听讼”“决狱”分别编排,构成了宋代“鞫谳分司”的制度基础与观念基础.“鞫谳分司”发端于地方州府新设的司理参军掌狱讼勘鞫,扩展至录事参军介入鞫狱;与唐制相比,原司法参军“鞫狱定刑”的职掌被分割,仅剩“议法断刑”.“鞫谳分司”的进一步发展是,大理寺、御史台、户部等中央机构皆行“鞫谳分司”制,其中大理寺尤为典型;且其职掌分化依托机构分立,更形体制机制化.     

明代中官及中官庄田

一明朝自成祖以后,即开始派太监参与“出使、专征、监军、分镇”等活动,并在一些部门负责监督。宣宗时又“设内书堂”,使“中人多通书晓文义”,于是明代“宦寺之盛,自宣宗始”。明英宗正统、天顺时,王振、曹吉祥都是专横跋扈、显赫一时的大太监。尤其是曹吉祥任司礼太监时,还总督京师三大营,掌握了兵权,与当时大将石亨互为表里,“时并称曹石”。     

论周公旦“董正治官”思想

<正> 周公旦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和政治家,素有“古圣人”的美誉,尤为儒家所崇尊。在西周初期,以周公旦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所创建的为政思想及其建国方针、制度,对后来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制度和文化起了“最初基石”(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第152页)的作用。因此,研究周公旦的为政思想对于深入探讨儒家思想渊源、批判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周公旦的为政思想及其策略十分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就他辅佐周成王、督导整顿治事之官,即“董正治官”(《尚书·周官》)的思想作一粗浅探讨。     

“宜侯矢簋”释文商榷

<正> 先周自古公亶父迁岐后,国家组织日趋完善,发展生产,大兴土木,设三司,立冢土(大社)。《鲁颂·閟宫》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大王即古公亶父,从此“实始翦商”,殷商不能安于枕席,周道大兴矣。     

唐代的内供奉官

唐代内供奉官是一种适用范围颇广的任官形式 ,相对于供奉官和里行官 ,内供奉官是唐代五品以下 (含五品 )供奉官和近亻幸侍从官员编制之外的特殊任职形式。内供奉官就其实质而言大体分为二类 :一类是供职于中央、实履其任的内供奉官 ,虽属员外供职 ,但职事、待遇、迁转资序与正员基本相同 ,这一类终唐之世始终存在 ;另一类是供职于地方的 ,或为使府幕佐 ,或为三司巡院官 ,衔内所带之御史也有内供奉的任职形式 ,但一般不履行所供奉的职责 ,性质近似于假借官 ,这一类别出现于唐肃宗至德以后。内供奉经五代 ,至宋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评循吏的亦“官”亦“师”

由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特定传统,循吏既肩负了一种特定的"官"之职责,又扮演了一种独特的"师"之角色。在地方行政活动中,循吏通过其"官"与"师"的角色互动,积极推进了地方风化。由此,它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一个特定渠道,也构成了中国古代行政伦理发展的一个特定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