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莽土地法律制度的改革

王莽的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历来众说纷纭,争议很大。本文从西汉中后期土地法律制度的流变入手,研究了王莽土地法律制度改革的内容和命运,试图以尽量翔实的史实说明,土地兼并,是封建制度自身所不能解决的顽症。王莽土地法律制度改革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必然。     

20世纪初西藏新政改革失败原因的制度分析

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抵制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挽救危局,在西藏社会开展了旨在变革图强的新政开发活动;西藏地方政府最高统治者十三世达赖喇嘛,接受两次流亡的历史教训,从1912年开始推行新政;西藏地方政府的有识之士和“西藏革命党”组织也主张实行改革,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分析,造成20世纪初西藏新政改革失败原因的制度因素是：封建农奴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政教合一制度对社会变革容纳能力的限制;传统教育一文化体制对社会变革的抵制。     

从秦政和王莽"新政"看统治模式转型的重要性

以"法治"为内核的秦政形成于商鞅变法后,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国家统一后没有及时转换统治模式,导致秦朝遽亡;王莽"新政",以儒家"王道"理想为内核,用"先王之制"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然而历史没有赋予王莽转型统治模式的任何空间,新莽政权也短暂而亡.     

王莽改制失败原因新论

<正> 王莽是中国历代最高统治者中一位难得的具有理想的特出人物。他是在稳操皇权之后,因“惬小汉家制度”,意在优化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才不顾“贵因循而重(即难)改作”的施政传统,毅然决然进行改制的。王莽对汉制有因有革,他的行政作风乃至许多经济政     

制度钟摆及其演变机制——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变革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土地开发的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是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在城市化背景下的焦点。该制度经历从对农民赋权到限权再到赋权的轨迹。渐进性改革中存量与增量机制的互构形塑了上述钟摆现象。存量机制是土地公有制及城乡二元产权结构。增量机制是国家对地方政府和农民的赋权。国家借增量改革来解决存量制度的效率问题,引发国有地权和集体地权相关方的博弈,进而促使国家调整存量制度中国家与农民的收益分配模式。当前,农地新政很难绕开限权制度的制约而完全实现赋权于民的目标。这源自社会产权未完全发育、国家权力高度嵌入土地市场的路径依赖。由此,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如何发展并不取决于国有和民有方案是否兼容,而在于权力嵌入下社会产权的重构难题如何被克服。     

清末西藏新政失败的主观原因探析

清末西藏新政是清政府为巩固在西藏的主权而开展的一场改革运动,试图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上改造西藏社会,以求加强统治,抵制西方列强的觊觎和分裂。满汉统治者的文化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藏民族、藏文化的偏见和歧视,使得多数新政措施脱离了西藏的实际,加之新政排斥和拒绝西藏地方人士参与决策,决定了清末西藏新政失败的命运。     

论财政对晚清新政的制约

晚清新政是在财政十分困窘的情势下展开的，而新政改革又需要财政的全面支持。晚清的财政改革未能适应新政的需要，因此反过来制约着晚清新政。首先，财政经费的困窘，使各项新政缺乏必要的经费而得不到落实；其次，以筹款为重点的财政政策又失之偏颇，未能起到导引新政改革的作用；第三，财政制度的改革严重滞后，从而对新政形成一种制度的梗阻。     

晚清新政社会教育及其影响初探

本文以晚清新政改革中的社会教育为切入点,阐释新政作为一种社会变革,其阻力不仅来自于上层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也来自于强大的传统社会习惯势力。本文运用新政时期的原始资料,分析了新政改革是传统社会教育近代转型的现实动力;改变“有治法无治人”的社会状态是新政社会教育的主要目的;下乡宣讲、广建简易图书馆、成立阅报社是新政改革中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并说明新政社会教育的近代转型,对中国近代文化变迁与改变国民社会心态产生的积极作用。     

王莽新国号述论

王莽“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古今学人多以为得自地名新都国或爵位新都侯。事实上,若进一步考察前汉中后期的社会政治形势,联系王莽篡汉建新前后的所作所为,以及当时“王者受命而王,必择天下之美号以自号”的正统思想,则新国号,实取“新”字文义。王莽的成功,在于“新德”、“新”政;王莽的失败,竟也由于“新”政之乱政与“新”名号之乱名号。失败的改革往往比不改革的结果更坏,这就是历史留给后世的教训。     

整军与筹饷--甲午战后清政府军队改革的尝试

整兵经武是维护统治秩序的要件。中日甲午之役证明自光绪初年以来的军事改良全告失败，朝野再次聚焦军队战斗力之建设，一面检讨先前军队建设之失当，一面决意移植西方军事制度。练兵必先筹饷，而清季赔款浩大，新政繁杂且耗费甚多，搜刮罗掘，加重了社会危机，以提升军队战斗力的军事改革不仅未能延续清政府的统治，反而加速了其覆亡进程。     

试论王莽改革中的王田问题

<正> 王田制是王莽改革的根本政策。由于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莽政权覆灭的命运。因此,人们对这一政策的评价,大多持全部否定的意见。本人认为,这项政策,特别是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一) 对待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兼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封建时代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虽然发表过种种议论,也提出过一些解决办法,但很少有人象王莽那样,试图以调整封建土地所有权来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王莽称帝后实施的第一项改革就是王田制。它颁布于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其主要内容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授田者,如制度。”上述引文大致可归结为三点:一、全部土地改称王田,禁止私人买卖。     

台谏、舆论与北宋改革的命运

北宋时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均以失败告终,御史台官员和谏官的舆论活动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庆历新政得力于台谏,又败于台谏的鼓惑;王安石变法自始至终就处于台谏的攻击下,蹒跚而行,最终失败。台谏制度到宋朝发生了重大变化,台谏职能合一,风闻言事,势力强大,作为"公议"的代表,社会舆论的中心,在北宋权力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北宋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什么是"渐进式制度变迁"--基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种经验分析

中国与东欧、前苏联有一个共同的制度起点,过去都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近2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又都是社会生活的主题.然而,它们的经济制度的变迁方式却有着显著的不同.基于"构建理性主义"和正统经济学的逻辑,东欧、前苏联等国家的经济改革选择了"激进式制度变迁"方式,而"演进经济学"则表明经济制度的变迁应该是"渐进式"的,东欧、前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教训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本文则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从"制度鸿沟"、"人力资产"及"制度记忆"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渐进式"道路的原因,并据此分析了选择制度变迁方式的几个标准.     

各报刊对本刊几篇文章的反应

<正> 本刊前年5至6期、去年1至6期,有13篇文章在全国性报刊上转载或摘登。现将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登载情况简述如下: 本刊前年第5期发表的徐志祥同志的《王莽改制的再评价》一文。提出王莽称帝后进行的一次重大社会改革,不应全盘否定。作者从王莽对西汉的土地制度、奴婢制度和财经制度的改革这三方面,具体论述了他的改制措施虽存在一些弊病,并未完全行通,但确有值得肯定的东西,全盘否定是不对的。该文发表后,《光明日报》“百家争鸣”栏在1980年10月19日摘要登载。     

公共服务外包的实践难题与制度约束

发端于英美的公共服务外包已成为我国的一种潮流性的制度安排。这一理论和实践之所以能在我国广泛兴起,主要是暗合了特定制度约束条件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形成了同市场化改革、公民社会成长相适应的内在逻辑和社会基础。但随着外包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在日益趋近政府的核心职能以后,其也面临着认知分歧、配套不到位、风险控制难度大等突出的实践难题。要破解绩效不理想、官员寻租、损害公众利益等可能的风险难题,关键是要做好制度建设。     

水权制度变迁的动因考察

水权因水资源的短缺而产生,因水资源短缺加剧而变迁。人类对水资源的消费初始并不存在水权,只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水资源从丰沛到短缺及水资源显现经济商品禀性的过程中水权才得以产生与变迁。世界各国适用了各不相同但符合本国实际的水权制度,但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适用的还是优先权制度。与其他水权制度相比较,优先权制度因其具备排他性、让与性、可执行性,不但能兼顾各方用水的利益和需要,而且能很便捷地进行水权的初始配置,进而可以建立水权市场,使弥足珍贵的水资源流向最需要之处。但是,优先权制度对水权的转让和交易进行限制,降低了可让渡的程度,降低了使边际净收益相等的市场压力,带来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无效率,也存在进一步市场化的趋势和演进的客观必然性。     

雍正朝的密折制度

清朝雍正皇帝推行密折制度，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雍正通过密折了解下情，震慑和控制臣下，和亲信大臣密议大政，成为推行雍正新政的得力措施。密折制度和军机处相辅而行，使雍正时的君主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雍正阅历广，勤于政事，知人善任，使密折制度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雷厉风行地革除弊政，“振数百年颓风”，使雍正朝成为清代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时代”。但密折制度毕竟有得有失，它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于一时，而不能实行于久远。     

两汉之际士人与士风

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之后，朝廷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而儒者阿意取容，崇 尚利禄，士风因之大坏。汉末王莽改制失败，儒者借改制寄托理想的愿望落空，心灰意冷， 于是纷纷避世隐遁，隐逸之风大盛。东汉中兴，偃武修文，儒者复出，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     

论清末新政对经济政策的负面影响

清末新政作为一个改革整体，对新政的经济政策起了三方面负面影响，这些影响是导致清末经济政策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清末新政时期协饷制度的危局与末路

协饷制度是清代一项极其重要的财政经济制度,系为保障军需供应而专门设计并通过政权力量来确保实现的。制度运作深受时代因素的巨大影响,尤其是近代以来,面对各种挑战,协饷制度屡经调适。清末新政期间,协饷制度因时局影响和新政冲击而举步维艰。清政府有意对其改弦更张,然终因诸事掣肘,加以政局动荡,未能措置得宜而被历史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