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革命农民”形象——以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为核心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其运用左翼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研究和剖析20世纪30年代社会重大问题的成功范例,其中的多多头、老通宝等农民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作为20世纪30年代"革命农民"形象的代表,多多头这一形象所体现的不安于现状的叛逆性和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性,成为革命农民进步、觉醒的标志。在"阿Q时代"之后,多多头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方式"在新的意义上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和革命农民的"生活的实质"。茅盾没有拔高多多头们的觉悟水平,也没有赋予他们鲜明的政党思想影响,而是有意无意地将多多头的革命原因做了简约模糊的处理。作者在多多头身上看到了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与那些把农民"浪漫蒂克化"的左翼小说相比较,多多头这一形象更能代表左翼文学中农民革命者的历史原形,"农村三部曲"也显示了其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存在价值。     

评茅盾1949年前的“鲁迅论”

本文集中对茅盾1949年以前有关鲁迅的论述和评价进行了梳理。主要讨论了茅盾＂鲁迅论＂的分期、内容及特点,其中涉及到茅盾在研究鲁迅作品时的几个重要理论术语和提法,指出了茅盾＂鲁迅论＂对鲁迅研究界的贡献和影响。     

茅盾“女作家论”的性别因素

茅盾在"女作家论"中对女作家创作活动的论述不乏精到见解;与此同时,男性本位的性别意识与时代政治等方面的因素渗透于他的评论。他一方面真诚提倡和鼓励"女性的自觉",另方面又对现代女性主体意识在创作中的多样展现缺乏理解,以致其批评文本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性别盲视或偏见,忽略了特定历史阶段女性创作在性别问题上所承载的特殊文化使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对时代考验的一种积极回应,它紧紧扣住时代发展脉搏,生动地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我们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多的是根据时代的变化,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提出来的。     

国民教育中的“民族”教育及其时代性

民族团结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中“民族”教育的主要形式，历经六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民族团结教育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模式。随着我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与进步，民族团结教育又面临着新的形势，需要通过“四个转变”适应新的时代需要，进一步发挥锻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软实力的功能。     

胡适、茅盾的“徐志摩论”比较

20世纪30年代,胡适与茅盾分别发表了关于徐志摩评论的文章。前者从传记的角度切入,后者从社会历史的层面介入,所得结论判然有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把这种不同声音当作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文学阵营之间的阶级斗争。七十年后的今天,重理这段历史,便会发现他们仅仅是用不同的传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对徐志摩一生经历,即从积极乐观转入低调悲观这一事实的诠释。传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同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因此,胡适、茅盾的"徐志摩论"又显示了"外部研究"的丰富内涵,以及文学文本内蕴的巨大历史张力。对于文学史而言,两种批评方法不仅不会排斥,相反却有着互补的关系。     

潜滋暗长：茅盾文论中自然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裂隙

茅盾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中自成一脉,产成了深远影响。甚至可以说,茅盾文论可以和周扬文论、胡风文论并驾齐驱,成三足鼎立之势。文章试图分析茅盾文论中自然主义与主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裂隙。以茅盾文论三次起伏为观照点正视裂隙的存在,从自然主义被妖魔化和茅盾的“落后焦虑”两方面来探究裂隙的成因,最后关注裂隙如何被抹平。     

“时代女性”、历史意识与“革命”小说的开放形式——茅盾早期小说《虹》读解

在茅盾的早期小说中,写于1929年的《虹》,同它前后的《蚀》三部曲(1927年)和《子夜》(1931年)相比,似乎较少受到学者的青睐。像三部曲一样,“时代女性’’仍是小说的主角,但梅女士和《动摇》里的孙舞阳、《追求》里的章秋柳相比,个性却显得不那么鲜明。和《子夜》比,     

论茅盾及五四精英文化人格的历史内涵与时代局限

急公好义、刚柔相济、谨言慎行、外圆内方,这16个字可概括茅盾人格的主要内涵与个性特征。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五四文化精英的幸存者,虽面对自我人格时代扭曲的同样厄运,但因其内在条件与主观能动性存在差异而分化为"左"、"中"、"右"三种类型。茅盾人格从"刚柔相济"发展到"外圆内方"、"以柔'蔽'刚",并非人格自律标准的降低,而是"所处的社会状态"使然,他不得不调整策略以适应特殊的环境压力。     

“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论茅盾现代文学观的前瞻性

在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的激变期"五四",茅盾的现代文学观极为丰富又具有前瞻性。近30年对其研究达到相当高的学术层次,但是对他提出的"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两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究却显不足。早在19世纪20年代歌德提出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概念,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世界的文学"设想;逮及20世纪中国五四文学革命勃发,首倡建构"民族的文学"(即国民文学)与"世界的文学"的茅盾,既对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精辟论述,又对先创造国民文学再联合各国建设世界文学的缘由给出充分阐明,也对现代中国民族文学必具的美学特征作出了科学的预测。茅盾的现代文学观不仅具有原创的理论价值,而且它的前瞻性也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对于解决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繁荣背后的"乱象"大有裨益。     

从风潮到传统: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的时代性转折

20世纪以来的革命话语呈现出繁复和多变的面相。辛亥革命之后,革命话语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几乎事无巨细均要纳入革命之范围。当新时代革命传统蔚然成风后,革命话语由此渐成普泛化流行语,革命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却淹没在社会大众的集体行为和政治取向的惯习之中,革命逐渐沦落为造反、起义、暴动甚至权力、利益之攘夺的另一种表述。革命话语几乎主导了一切社会生活;而革命的真义却被普泛化的革命话语所消解。     

特定文化语境与现实主义创作范型——论茅盾的“创作模式”及对其的评价

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家茅盾的评价,因其持守以《子夜》为代表的“创作模式”而存在分歧.这一创作模式的确呈现复杂的状况,本身并非毫无可议之处,但它不是作家随意为之的选择,而是适应了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艺术需求,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诸多特点,显出其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契合性,需要作出准确估量与评价.     

身份认同视域下格非“江南三部曲”再解读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以一个家庭四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与心灵蜕变的传奇故事为切入口,生动呈现了乌托邦理想在乡土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传承与变异过程。在追寻乌托邦理想的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陷入到身份认同的困境中。三部曲中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危机的产生,不仅与时代变革有关,同时也与知识分子的自我选择和追求有关。三部曲的意义不仅在于从乌托邦的角度反思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史,更重要的是作家借此传达了对身处现代化语境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问题的关注与反思。     

油滑与理论:鲁迅与茅盾“左联”时期创作的不同取向

鲁迅与茅盾在走向左翼文学的过程中,文学取向明显不同:鲁迅的创作经历了由"很认真"到"油滑"的变化,"油滑"是鲁迅"左联"时期创作上的一大特点;茅盾的创作则经历了由"写实"向"理论"的转化,强调运用革命"理论"来分析现实,获得主题,是茅盾"左联"时期形成并支配了他此后创作的主导性思维。     

“两型”农村理论内涵与标准构建

我国农村遵循“自然和谐”、“理性破坏”、“两型发展”三阶段演进规律,现处于“理性破坏”发展阶段,面临资源利用低效率、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窘境,迫切需要走“两型”农村发展道路.“两型”农村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村,强调“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耦合增长,由低物质化与高幸福感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来实现,体现经济绿色化、资源集约化、环境生态化、社会和谐化.“两型”农村标准凸显“四化”理论的内容,因而,建设“两型”农村应促进农村经济绿色发展、提高资源的集约化水平、提升生态环境友好程度、加强农村和谐社会建设.     

从“五性”上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一是教育的对象,要体现层次性;二是教育的内容,要加强针对性;三是教育的授课,要强化说理性;四是教育的方法,要注重多样性;五是教育的主体,要具有示范性。     

从建构的雄心到“影响的焦虑”——论李劼人的长篇“三部曲”

李劼人的长篇"三部曲"显示出其在建构多部联络小说的雄心,他的小说创作在语词、内容和叙事上,既受中国传统叙事的影响,也有法国文学对其的影响。中西文学的影响显示出李劼人努力获得"影响的焦虑"的写作实践,"三部曲"在场景描绘、命运描摹、心理分析和历史叙事上成就了另一种写实图景。     

“南岳唱酬”另面观

《南岳倡酬集》是张栻、朱熹、林用中三人于乾道三年游南岳唱酬的诗歌结集,存诗一百四十余首。学界对《南岳倡酬集》古藏本及集中诗之真伪、倡酬诗内涵与风格多有研究。但"南岳唱酬"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则鲜有人考察。"南岳唱酬"是南岳旅游史上的一次壮举;"南岳唱酬"是"心性之学"讨论的诗意表达;"南岳唱酬"中的"禁诗之约"值得关注。     

“现代之光”烛照下的“沙湾”世界——关于雪漠“大漠三部曲”中当代西部农民命运问题的思考

雪漠的大漠三部曲描绘了世纪之交中国西部农民真实的生活图景,如何看待这一生活图景,既关系到对雪漠文学成就的评价问题,更关系到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农民的命运问题。从传统走向现代是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进程,当我们面对现代之光烛照下的沙湾世界时,除了欣喜于沙湾农民的素质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提高,物质、精神生活日趋丰富之外,如何应对现代生活中粗鄙、恶俗的价值观所造成的人文生态的恶化,更显得刻不容缓。这也许正是雪漠的大漠三部曲带给我们的深刻的警示。     

化俗为雅的艺术魅力——以郁达夫、茅盾及巴金小说为例

本文以郁达夫、茅盾、巴金的小说创作为例,认为"五四"文化高潮过后,鲁迅式纯粹雅化的写作事实上已很难做到.写作者须顾及以青年为主的读者圈的阅读反应,化用读者关注的恋爱小说等叙述套式,但作者又不被套式所约束,于不经意问超越"俗"套,化俗为雅.郁达夫、茅盾、巴金的小说走的正是这条路子.这种创作方式,连同鲁迅的"纯粹雅化"、施蛰存的"脱俗求雅"和张爱玲的"以俗写雅"几种创作方式,已经构成中国新文艺创作可资借鉴的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