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社会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系统组织理论的视角

在风险社会的多变环境和多重挑战下,不确定性因素和系统性风险对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幅度也在不断累加,形成了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新挑战。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化垂直控制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政情和民意交错层叠状态下的社会治理需求。为了达到多元的公共利益的治理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避免解决各类问题时都优先使用行政手段的过度治理倾向,需要借助系统组织的理论视角,以复杂系统中的信息对称为抓手,推动政府、社会、企业和公民建立治理共同体。本文通过分析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立足于系统治理的逻辑,提出了强调价值和意义体系、落脚于过程而非结构的动态治理模式,并从制度结构、治理能力、基层服务和社会心理四个方面探索了社会治理优化路径,为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内涵机制与优化路径——基于数字化视角

数字化嵌入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基于数字化视角,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包含了从被动回应到主动适应、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共治、从传统治理到数字治理的三重逻辑内涵。在数字化驱动下,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受识别、引导、行动、评估四大作用机制影响,趋向“治理理念精准化”“治理权责科学化”“治理结构整体化”“治理效果清晰化”发展,但仍受困于数字化应用瓶颈及价值异化、科层制路径依赖与利益博弈、标准化管理滞后且韧性不足、绩效内卷与痕迹主义的盛行等问题。锚定优化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目标,需坚持优化技术顶层设计、推进治理体制改革、构建协同共治图景、完善评估监督体系。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食品安全治理的风险交流与信任重塑研究

食品安全事件爆发后,由于我国风险交流机制的不完善,在政府权威信息缺失,媒体掌握舆论主导,海量自媒体片面解读、过度报道的情形下,单一的食品安全事件往往容易演变为引发全社会整体焦虑的食品安全危机。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文章从整体出发,结合当前低社会信任语境,聚焦政府、媒体、公众三个主体进行深入探讨,得出要重塑牢固稳定的食品安全信任体系,必须要创造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政府给予更少的管理,鼓励更多的沟通;媒体恪守职业道德,基于事实传递准确信息;公众提升自身知识储备,理性客观对待风险危机。     

新时代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理路

食品安全是民生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当前,受违法成本低廉、部门监管联动不足等因素影响,食品安全治理中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食品质量安全需求与安全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食品安全问题不断,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健康。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亟需引起高度重视。从食品安全法规的强治、道德规约的善治、城乡基层自治“三治”入手,融“三治”为根本,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是新时代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根本之策。     

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的信息工具选择

信息工具选择和运用直接关系到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的效果.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中信息工具的应用涵盖了信息收集渠道、信息公示平台、安全信息管理以及事后监管机制等.同时,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信息工具存在具有信息来源与收集路径的单一性、信息流通的内部性、信息控制与公布的主体的多重性和相对人权利救济的滞后性等缺陷.为此,需要有针对性地拓展网络信息的收集路径;严格信息流通的责任制度;加强信息工具与其他工具的组合运用;完善风险信息发布的相对人救济机制,并引入预防性诉讼和公益诉讼制度.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及启示

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     

基于股权结构与董事会治理视角的上市公司治理风险预警

在界定公司治理风险内涵的基础上,利用AltmanZ指数作为公司治理风险的代理变量,构建治理风险预警模型,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风险进行预警.结果显示,纳入治理特征指标的上市公司治理风险预警系统具有良好的预警效果,准确率达到87.4％;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较大的治理风险;董事会“自主性”治理尚待完善;董事激励、董事会行为对公司治理风险有显著的影响.     

绿色城市更新的治理逻辑与路径优化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迫切要求转变传统城市更新的高能耗发展模式,探索绿色城市更新路径。然而,传统城市更新治理中政府、市场、公民等单一主体主导的模式存在诸多困境。为此,国内外不同城市开启城市更新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为绿色城市更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更新实践发现,当前城市更新较之以往呈现出更为复杂与多元的特征。事实上,绿色城市更新的有序运转并非依靠系统外部或系统上层,而是依赖多主体多中心的共同实践。因此,协同治理是新时期绿色城市更新的必然方式,其符合绿色城市更新需求,且具有推动更新的可行性。但协同治理并非一蹴而就,仍需进一步优化相关制度措施,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及其他主体的角色定位,并通过完善参与机制、推动信息共享、健全更新激励等方式增强协同治理的权利保障,从而构建更新利益共同体,汇聚绿色城市更新发展合力。     

基于信息权视角的强制性治理与自主性治理

信息权是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关键.公司治理以优化信息权配置、提高治理效率为机理,以萌芽式的自发性到监管的强制性再到创新的自主性治理的螺旋式路径演进.强制性治理是实行自主性治理的前提,它可以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证券市场公平;自主性治理是上市公司在满足强制性治理要求基础上实施的治理创新,它可以最大化公司价值,提高证券市场效率.内在机制的自主性治理和外在环境的强制性治理的共建是维护证券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条件.     

信息基础、声誉机制与执法优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野

对于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威慑何以有效?这是破解食品安全监管困境的关键所在。基于繁重的执法负荷与稀缺的公共执法资源,食品安全迫切需要创新治理形式。声誉机制创设的威慑充分虑及企业的长期收入流,借助无数消费者的"用脚投票"深入作用于企业利益结构的核心部分,因而能够有效阻吓企业放弃潜在的不法行为,分担监管机构的一部分执法负荷,是一种颇有效率的社会执法。但是,声誉罚的要义在于信息高效流动,而现代食品行业与公众之间的信息鸿沟使得消费者很难自发形成强有力的声誉机制。应当以食品安全信用档案为中心,建立全程整合信息生产—分级—披露—传播—反馈的法律制度系统,确保企业违法信息迅速进入公众的认知结构,为消费者及时启动声誉罚奠定基础。同时,应当以声誉机制的适用为契机,积极探索食品安全的社会治理之道,回应执法历史发展所蕴含的成本逻辑,实现执法优化。     

食品安全的网络化治理:美国经验与中国路径

为应对当今社会的复杂形势,强调互动沟通、平等协商的网络化治理理论应运而生,并在美国被运用于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美国通过治理机构间及治理全过程的多维网络建构,成为世界上食品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正受食品安全困扰的中国可以借鉴美国成功经验,充实网络参与主体间的信任存量,促进规范信息的交流共享,推动网络主体的诱导动员,实现食品安全治理中国路径的范式重构。     

协同治理视域下国家食品安全监管路径研究

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社会稳定的根基,也是社会和谐、善治的重要标志。在国内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监管执行力差、协同监管程度不高、过程监管欠缺、信息共享与披露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其原因体现在监管环境、监管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制度等诸多方面。鉴于此,必须从加强法治环境建设、构建监管主体之间的链式关系、组建食品供应链、引导消费者认知的公共性回归、建立食品领域信用系统、推动监管压力传递和推进社会善治等多个方面入手,建构"政府+关联多主体"的协同监管路径,以期实现国家对食品安全的全过程监管。     

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

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利用现代技术工具,以创意观点推动社区善治的社会资源整合,实现旅游发展各主体多方互动的社会建设工程。基于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思路,从原则、参与者、内容和工具四个方面,来指导构建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系统网络。这个系统网络是依靠政府、社区居民、公民组织、旅游企业、游客群体、高等院校和独立部门七个主体及其结构关系所构成,并在社区内外环境建设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形成协同治理互动沟通平台。因此,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由四大功能系统构成:政府服务系统、社区自治系统、辅助治理系统和信息沟通系统。它们分别体现着我国旅游社区自治的政府服务、三方互动监督的环境治理、社会组织蕴藏的社会智慧、各方主体参与的信息沟通四大作用。     

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治理框架及现实路径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城市灾害呈现出链状、群状、多灾叠加的新特点,现有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往往存在多灾种风险认识不清、单一治理模式失效、过程衔接不畅、现代化手段应用不足等诸多问题。从系统性风险认知视角,诠释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定义、内涵及特征;借鉴元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构建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元治+数治”治理框架,从共治平台、制度基础、服务机制三方面提出了数治时代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的现实路径。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应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城市单一灾种片面治理向多灾种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二是从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独立并存到“元治+数治”理念下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整合协同的转变;三是从经验判断的灾害风险治理向大数据驱动的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     

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逻辑与挑战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健康码治理为分析样本,从结构、功能、价值三个层面揭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挑战。结构层面,应急管理体系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破除了制度性障碍,但同时也加深了权责失衡的风险。功能层面,技术赋能在资源整合、模式维持、目标实现、系统适应等方面迎合了重大风险治理的客观需要,但技术工具适用范围有限且不能解决技术相关问题。价值层面,技术赋能的理性追求与风险治理的善治导向具有一致性,然而效益至上的工具理性难以突破理性吊诡的困境。为此,应建立健全技术赋能制度体系,在制度理性规范下更好地发挥技术赋能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