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图书出版的复苏

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由于出版主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情感认同”,新文学图书出版在五四高潮时期曾一度兴盛,之后遭到冷落,直到新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的下半期才又迎来了新的辉煌。30年代新文学图书出版的复苏得益于新文学阵营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和实践,以及现代出版体制造就的文学市场的渐趋成熟和不断扩大,同时还不能忽视现代出版经营策略的重大作用。这一出版现象是新文学由先锋向大众转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出版者由追求出版的文化性向注重出版的文化性与商业性统一转化的重要标志。     

霓虹灯下的叛逆——论二、三十年代海派文学的现代性寻求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学群体,它的产生与当时上海"十里洋场"独特的政治氛围、浓郁的商业气息以及发达的报刊行业有密切关系.本文侧重分析了海派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契合.     

意义的分析、解码与传释——论现代文学书评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策略

作为一种随着现代传媒和报刊而兴起的独立批评文体,现代文学书评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较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品味“意味”,现代文学书评的价值追求则是分析“意义”。为了深入解码作品的意义,现代文学书评创造了融分析思维与“象思维”于一体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策略,对作品的整体意义进行诗意的描绘与周密的论证。整体而言,现代文学书评,在读者、作者和自我表达之间找到了平衡,找到了一条表达意义的融通之道,对现代文学批评写作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新文学传统的面具:从革命论到后现代性

对新文学传统的阐释具有多样化色彩,不同路径与视域下的解读各具学理特色。融进化论与革命论为一体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以比较文学思维为基础的启蒙式阐释,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性观念,是其中最为明显的3种阐发,新文学传统犹如戴着这些变幻的面具而存在。从"革命论"到"后现代性",新文学传统显身在不同的阐释者中间,这一切,都可归结为对新文学传统的种种"误读"。最为根本的是,只有回到现代作家特殊时空下的具体生存感受,与新文学对应的文学传统,才会尽可能地贴近新文学的本来面目,回到新文学传统的基座之上。     

论“美”作为新文学的尺度及其限度

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拥有多种社会的和历史的力量及其学科知识的参与。美学的兴起是发生在现代中国的重大事件,"美"的意识成为了现代社会人生和文学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新文学与美学是同步且相伴而生的,它不但成为了新文学知识的重要资源,而且也是新文学观念建构的价值向度。随着社会历史及其文学观念的变化,"美"作为新文学观念,并不能满足新文学的社会诉求,不得不面临着人们的质疑和批判,但新文学对美的追求与实践并没有消停或终止过,而是将真善美的统一作为新文学的理想。     

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学生产——论创造社与上海泰东图书局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出版业,不仅在生产文学文本赖以存在的报纸、书刊,也在生产作家的生存空间和话语空间(文坛),新文学的声音,正是通过这一产业机器及其市场运作,不断地被放大、复制,并牢牢地占据了社会文化中心。著名新文学社团创造社与上海泰东图书局之间的关系,向我们演示了新文学作家和出版商之间,是如何在各自目的、利益的驱动下进行斡旋,以致相互倚重、达成共谋的具体过程。这一过程使我们看到:一个外在于“文学精神”的资源整合系统——近代出版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现代文学史的建构。     

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出版"二重逻辑"的历史考察

20世纪30年代的新文学出版更多地建构起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体制,引导和规约着新文学超越了个人和团体的独语状态而走向社会化生产,并且适应特定的社会环境不断进行着自我调适,努力在现代出版的商业性和文化性之间寻求平衡,使新文学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     

海峡两岸文学关系一瞥(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台湾海峡两岸的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有着共同的母体渊源和血缘关系。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之间的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密切关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台湾新文学兴起以后，随着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学的各种条件的变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回顾和探讨白湾新文学诞生以后，与大陆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相互联系、交流和影响．这对于认识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不可分割的源流关系，促进它们之间新关系的建立，推动其共同繁荣发展，都将是有益的。大陆“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五四”新思潮、新文学的兴起，对台湾…     

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感觉化叙事方式

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叙事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感觉化,具体表现为叙事语言的感觉化,叙事节奏的感觉化和以感觉为叙事结构中心,由是与中国现代小说既有的叙事方式区别开来,使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更准确地捕捉与表现了中国新型都市的现代生活。     

在传统中间寻找异路——论废名的方法学意义

废名的创作富有个性.他的基本思想是不满于新文学的西化发展方向,转而试图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寻找新文学的源流.当然,废名不是单纯地回到传统,而是有意识地借用传统,其方法和思路都是创造性的.他并不放弃西方文学的技巧,而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二者的融合.废名在传统中寻找资源思想和创作实践在1930年代并非个案,其思想体现了与周作人、朱光潜等作家的精神联系.废名对新文学道路的反思体现了新文学本土化的集中要求.而且,他创造性的创作实践具有开拓性意义.当然,他的探索也有不完美处.遗憾的是,后来者忽略了废名思想和探索的意义,没有出现足够的后继者和发扬者.     

再谈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

一、“生命美学叩击世纪之门”９０年代伊始,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之间由于美学取向的根本差异,在《文艺研究》、《学术月刊》、《光明日报》等著名报刊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并且取代自５０年代开始的美学界四大学派之间的论战而成为９０年代中国美学界最为重要、最为引人瞩目的论战之一。对此,著名美学家阎国忠先生曾经专门撰写长篇论文,就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之间的论战加以述评,并断言：这场论战“虽然也涉及哲学基础方面问题,但主要是围绕美学自身问题展开的,是真正的美学论争,因此;这场论争同时将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学科…     

闲适与尚力:中国现代审美价值的裂变——20世纪30年代论语派与左翼文学论争的美学意义

新文化和新文学是在不断论争和分化中发展起来的.20世纪30年代,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就与左翼文学发生了论争,它不同于发生在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而有着丰富的美学意义,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在挣脱传统经学和玄学束缚之后而有了审美的自觉,从逻辑的、理性的理论构想走向了文学的审美创造,在文学与时代、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之间有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尚力与闲适的审美裂变.     

论书评在出版发行工作中的作用

近几年来,我国的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1984年就出版图书近四万种。出版战线的巨大变化,以及职工读书运动的迅猛发展,要求图书评论工作能够紧紧跟上去。可是,书评工作是个薄弱环节,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报刊上发表的书评文章数量很少,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几年来,平均每出版三十六种图书,才有一篇书评文章,还不如五十年代末,1959年平均每出版十种图书,就有一篇书评文章。书评的质量     

现代性爱视角观照下的海派小说——评《现代性内涵的冲突——海派小说性爱叙事》

根植于现代都市文化的海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其文学史地位一直饱受争议。然而,海派作家以其大量的充满商业才情的文学作品,迎合了读者的审美趣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都市消费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了“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     

由文化商品到学术经典的转化——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为例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产生,首先是基于赵家璧对1930年代文化市场格局的精准把握,通过他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组稿策划,并运用宣传营销等手段将《大系》作为一个文化商品而推出。在商品的传播过程中,《大系》自身所包含的学术品质得到了发掘和肯定。最终成为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自我证明与总结的学术经典,对现代文学史的撰写与现代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考察《大系》由文化商品到学术经典的复杂转换过程,能让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新文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国新文学大系》与现代乡土小说研究及其经典化

《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为“整理、保存、评价”五四文学的重要选本,推进了现代乡土小说经典化以及乡土批评与研究。继1920年代周作人、茅盾等引进、界说“地方色”“乡土艺术”等概念后,《大系》最终确立了作为类型研究的“乡土文学”这一理论术语,也呈现出鲁迅与茅盾对此的认识差异。《大系》对乡土小说文本的遴选、《导言》的批评推介以及《史料卷》对乡土小说家的评价,成为以后现代文学史叙事和相关研究的重要依凭。从《大系》可以看出编选者审美观与文学史观的异同,其中某些遮蔽、局限或偏见恰恰体现出“五四”一代在1930年代新的文化权力场中,借助经典遴选对新文学正统地位以及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     

“大众化”讨论与中国新文学的自觉

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讨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精神和文体自觉,是五四文学自我更新和发展的体现。“大众化”讨论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民族化觉醒,也为新文学与大众之间实现良好的接受关系做出了探索。在现实政治环境的要求下,讨论表现出较强的现实功用色彩,这对新文学与社会现实关系是一种良好的促进,但也对讨论的客观性和深度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的大众化问题至今仍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大众化”讨论对当前文学创作具有很强的现实启迪意义:民族性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在作家与大众之间应该建立密切、科学和有效的关系,同时应提倡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精神。     

业余书评发展浅见

当前,随着图书、报刊出版的种类日益增多,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业余书评活动,已经成为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共同要求。特别是最近几年,在蓬勃开展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中,业余书评工作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开展业余书评活动,我们想在这里谈些看法。     

193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和平反战思潮与世界语运动

在日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世界语者和和平反战活动者之间的相互交流清晰地体现了和平反战思潮与世界语运动有着复杂关联。文章将这一关联的生成情境锁定为1930年代初在日本国内开展的无产阶级世界语运动,并试图揭示该关联是如何构成的,又如何影响了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进程。文章将在1930年代初的日本国内的反战求和平的题域下重新审视世界语运动的作用,并通过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同盟的活动具体考察世界语与和平反战的关联,说明日本的世界语运动问题不仅是语言问题,而且是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关联的政治问题。     

华文新文学的域外传播与流响——新马华文新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

新马华文文学是在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下,由依赖进而逐步本土化,最终茁长起来的.本文从中国新文学思潮的海外回响、现实主义创作主潮汹涌奔流、落地生根坚忍不拔的创作队伍三个方面,阐述了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海外华文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规律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