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虽然已有不少研究论著,但一些重要的史实仍不清晰,有的则被曲解。在整个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都呈现为政治性占主导地位,学术因素受政治观念的制约,故不能剥离政治性来研讨社会史论战的史学影响。在论战之初,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应是组织性举措;王礼锡编辑的《读书杂志》实际主要成为托派和独立参与者论战的舞台。对于社会史论战,其政治作用和史学影响都不宜评价过高,真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针提供充实理论依据者,乃是随后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复兴话语析论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复兴思想,是对近代以来民族复兴梦想的继承、对外部民族复兴榜样的借鉴、对接续民族复兴使命的体认以及对激进民主主义者“中华民族之复活”思想的发展。他们使用了“中华民族”“中国民族”语词,使用了“中华民族之复活”“中国复兴”提法,并阐释中华民族复兴的内涵：以民族解放相号召,争取“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以“创造少年中国”相激励,期盼“中国的返老还童”;以探究民族特性相倡导,希望提振国人的民族精神;以人类大同相期许,冀愿“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他们致力于探寻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道路”,提出以革命扫除民族复兴的两大障碍,以社会主义发展现代工业;谋划聚合民族复兴的“中国力量”,包括培植民族复兴的“中心势力”(政党)、增强民族复兴的民众势力、激扬民族复兴的青春活力、打造民族复兴的强大军力、挺立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争取民族复兴的国际外力等;确立指引民族复兴的“科学指南”,指出“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复兴话语坚持了“五个统一”: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解放与为人类谋大同的统一,两大历史任务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统...     

陶希圣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初探——兼论其在论战中的政治归属

陶希圣,是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中的一名要角。其著作行销一时,言论远播海外,有所谓"陶希圣时代"之称。本文从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考察其参加论战的缘起,认为陶希圣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史学功底率先投入论战中,体现了一个学者对现实社会的关心和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论战中,他代表国民党当局的反对派——国民党改组派,却仅是改组派中满怀革命理想的"左派"青年知识分子。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福建事变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的论战,是三十年代初期由现实政治斗争直接引发的一场思想理论大论战,当时中国的主要政治派别,几乎都卷入了这场争论。这场论战同国共之间斗争以及同中共与托陈取消派斗争的关系,有人已作专文评述。但是,有一个问题以往多被忽略,这就是,通过这场思想论战,国民党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哲学观探析——基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考察视角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参与论战,有力地批判了玄学派和科学派的观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向中国思想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学理层面梳理这次论战中的思想流变,不但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了解,亦可以从特定角度考察近现代思潮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联系与互动。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继承·创新·超越——文化理论三题

文化,对于社会生活方式,对于人们思想、行为,对于政治、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文化问题就成了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人类自从产生了文化,便有了文化模式选择的论争,形成不同的文化学派。在中国,从古至今支化上的论战绵延不绝,有先秦诸子百家的论战,有汉代关于“独尊儒术”的论战;有唐代关于复古运动的论战,有宋代关于革新运动的论战;在明、清,有前、后七子、公安派、桐城派等的论战。近代以降,文     

从“科玄论战”看20年代西方思想与中国社会思潮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出现了非常活跃的局面，新说迭出，歧意纷现。介绍、传播西方思想依然是中国思想界丰富其内容的重要途径，几乎所有的西方新旧思想流派在中国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传播，以《民铎》杂志为例，这一时期就先后编辑出版过“现代思潮号”、“尼采号”、“柏格森号”、“进化论号”、“康德号”等西方哲学专号。西方思想在中国的流播过程中，各流派之间的分野显现得十分明显，同时由于中国传承者有意无意地修正，又发生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变异。１９２３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玄论战”）是一个很好…     

瞿秋白对科玄论战的诠释

科玄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论战。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人生观的问题是科学无法解决的。以丁文江、胡适等为代表的科学派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这场论战从学理上看,表现为科学与哲学关系争论,而从社会历史进程看,是以传统伦理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与以现代科学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的冲突。由于科学派和玄学派各     

20世纪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论战”及其实质——基于现代化的分析视角

20世纪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论战”根源于深刻的民族危机,它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未来发展的不同政治见解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这场思想论争同属于近代以来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二者没有本质分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归根结底都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下,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探索之争。尽管二者在如何实现现代化道路的方法和手段上存在很大差别,但其最终指向都是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美好社会。     

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探析

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论,何为新中华民族主义、新中华民族主义的内在价值诉求、新中华民族主义的实现道路是其基本内容。这一思想的提出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民族精神的振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回应性引领：百年大党引领人民共创历史的实践逻辑

引领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功能。百年来,党引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步步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建构还是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党都积极回应时代之变和人民诉求,始终坚持使命驱动的政治引领、一元主导的思想引领和复合取向的组织引领。正是依靠政治引领的“明道”、思想引领的“传道”和组织引领的“行道”,党引领人民一次次“证道”,逐步实现中国梦想和人类梦想。     

张学良将军的历史贡献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东北易帜，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统一；开发西北，兴办教育，复兴民族；联共抗日，是“大功于抗战事业”的“千古功臣”。     

“自我”与“他者”：文化政治与儒学复兴

近几十年的儒家文化复兴,有民族国家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政治因素。对文化政治中的“他者”的“拒斥”或“消解”,构成了当前儒家文化复兴的不同路径。在文化政治背景下,各民族国家之间更应当谨持有限理性对文化无意识进行反思。     

从”宪政”到“直接行劫”——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1920年9月前，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从“遗书”整理看晚清国粹派的学术思想

在近代中国的新旧之交,面对古籍散佚,传统学术零落的状况,国粹派奋起整理“遗书”,他们收集宋明遗民著作,排抵专制学术,强调稗史对保存故实的作用,重视中华群萃。国粹派对“遗书”的整理反映了国粹派学人的“国粹”观念,“国粹”具备近代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反叛文化专制,提倡新史学,期望由存真而至美善地“复兴古学”。国粹派“保存国粹”与“复兴古学”的本意不是守旧,而是希望从传统学术中寻找到接引文化转型的元素。在辛亥革命结束后,“古学复兴”的重心由排满转向了留真,国粹派虽然没有实现再造文明的理想,却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学术由经入史的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三大核心诉求

20世纪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其核心诉求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必先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并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民族意识复兴;民族文化复兴要尊重、理解并重新解释民族文化传统;主张在灌注时代精神和融会世界文化基础上推动民族文化现代化。文化民族主义反对全盘西化,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以文化现代化为基本诉求的现代化思潮。     

中国政党政治的现代性与“中国梦”的实现

民族国家确认了现代性政治的身份主体，而政党政治则是政治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中国的政党政治发轫于国家“自我”意象的转变，并通过革命承载着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中国梦”蕴含现代性的要义，中国政党政治须通过自身的现代性来实现“中国梦”的现代性。中国国民党对西方政治现代性的仿制以失败而告终，并导致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暂时性终止，“中国梦”实现进程受阻。中国共产党承继了政治现代性建设，通过革命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通过规范政治建制逐渐实现了自身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其主旨与“中国梦”的内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未来政治建制过程中，中国政党政治需要通过国族建设增强自身的民族性，通过法治建设增强自身的公共性，从而为全面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     

民国年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几次论战

上个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提出了“定为工国”的口号,指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然而中国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本世纪“五四”以来,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了中国文化趋向——全盘西化还是中国本位的论战,同时在经济思想领域还爆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即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论战。后一论战时断时续,一直延续至四十年代初期,按时期、内容、性质来分,大致可划为三个阶段,本文将分三个部分加以阐述,目的在于梳理清楚这场旷日持久、时兴时息的论战历史,以期揭示工业化理论在中国得到普遍接受和研究不断深化的历程。     

从“科玄之战”看科学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影响

中国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发生了一场“科玄论战” ,论战的双方分别是所谓科学派与玄学派。玄学派以张君劢为主将 ,科学派的领衔人物则是丁文江。这场论战持续了将近一年 ,当时几乎所有具有影响的中国思想家都参加了这场论战。这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使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其普遍的涵盖意义。一１９２３年２月 ,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人生观》的讲演。在讲演中 ,他列举了五条理由 ,得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结论 ,他说 :“人生观之特点所在 ,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 ,故科学无论如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