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非法社会间关系的政治学考察

政府与非法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帝国时代二者的关系体现了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西方社会二者的关系则表明了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些面向。当代中国既延续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某些“不变”，又在西方现代思想的冲击和社会转型下有所“变”，而呈现出与传统不同的某些特征。探索这些问题对我们认识二者关系、建立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制度的内在逻辑和独特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中国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创造，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制度支撑和制度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深蕴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彰显着独特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蕴着“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在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彰显着独特的制度优势；深蕴着“改革性”与“定型化”的有机统一，在勇于自我革命、逐步定型优化中彰显着独特的制度优势；深蕴着“传承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在传承中华文明、包容世界文明中彰显着独特的制度优势。     

“中国想象”塑造的变化——对1978年后两版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对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学语文教科书对“中国想象”的塑造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共同体层面上，越发重视特定地理区域、独特民族文化及鲜明政治符号。在典则层面上，日益彰显尊重个人与社会和谐等现代理念。在当局层面上，外国政治领袖为主人公的课文迅速减少，本国政治领袖人物的刻画更加凸显仁慈和亲和力。然而塑造的变化是否能够有效地捕抓儿童对于中国的想象，加强其对中国的认同，却有待检验。     

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

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文潮》是1956年问世于香港的《文艺新潮》的前身,二者之间延续的“从上海到香港”,绝非单纯的现代主义或城市文学传统,而是“跨越1949”的现代文学传统.为“挽回这中国文化逐渐低落的厄运”而创办的《文潮》可以归于上海沦陷时期的左翼文学,而此时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思想倾向是中国左翼文学史中最为开放的,又看重时代潮流中艺术质量的提升.此潮流中的《文潮》的文学取向是“综合”的:“左翼”和“现代”的交汇,文学的本位立场和社会使命感的互补,对大众文学的自觉驾驭和文学消费社会的有效应对.“采摘禁果”的《文艺新潮》自觉选择了现代主义,这既是对“抹杀、压抑和消灭异己的文学艺术和思想”而导致的“社会的功利和肤浅”的反抗,也是战后中国大陆南北诗坛走出1930年代“京海”对峙,合力开展“新诗现代化”以“重建中国文学”努力的延续,其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把握更为深化,在这种深化中其现代主义的取向也就更加开阔、恰当,而追求和对追求的反省同时展开的立场、态度更是《文艺新潮》,也是1950年代香港现代文学运动最有价值的成熟.从《文潮》到《文艺新潮》的延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从上海到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流散中得以保存、发展,而文学史叙述本身也需要在流动中才得以展示其内在的丰富性.     

中国现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异质性

中国新时期文学是从中国现代文学中发展而来的，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是毫无疑问的，它们的异质性则主要表现在：一、新时期文学基本上背离了现代文学中文学为政治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传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文学曾明显地成为为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而斗争的工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出现左翼文艺运动；抗战时期，一切为了抗日；延安《讲话》以后，文艺作为“工具”的色彩就更深厚了。建国后的前17年，基本上延续了这个传统。新时期文学从“文革”的“政治工具”的绳索中挣脱了出来，不再写中心、配合中。0，而是写作家自己愿意写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代重构

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蕴涵着对单一民族国家及其民族国家观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东扩则带来激进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包括带来现代中国的独立与解放。中国有着独特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及其传统,因而其多民族国家建构不可能延续前苏联模式。在近世以来的中国政治资源中,自由主义以及保守主义都有民族国家之诉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自觉地批判了这一诉求,努力实现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代重构,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后依然得以延续,这使得中国不可能重蹈前苏联之覆辙。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重构,既从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现代转化的必然结果。     

“裂变”与“引进”中的选择——中国话剧的创生历程及其文化特征

中国话剧创生期两次“裂变”和“引进”同时进行并得以成功,宣告了中国现代戏剧文化的形成。“引进”的是外来的艺术形式和某些思想,“裂变”是传统戏剧文化内容之转换。独特艺术个性形成的障碍是传统的意念化、类型化、程式化。创生期话剧的两大不同风格流派是两大不同观众群体使然。     

善钧从众：道心与人心之间

“民心”政治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十六字心传”，关键是在“道心”和“人心”之间如何“允执厥中”。朱熹将其精髓阐述为满足人民“合理”的欲望。这一世俗理性的政治理念启发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经过深度加工后又以马克思主义为中介输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独特的方式复兴了中国传统的“道心”和“人心”政治，并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在“先善后众”的原则下，努力在“合乎善”与“合乎众”之间进行审慎的平衡。     

上海—台北—海外: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径——百年中国新诗史中的百岁诗人纪弦

纪弦半个多世纪上海—台北—海外的创作构成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径,也开启中国新诗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上海沦陷时期,他以"诗领土社"的活动聚合起南北诗坛,突破"京""海"对峙,使现代主义诗脉得以延续,而殖民政治的高压强化了他的现代主义诗艺探索。1950年代,纪弦在台湾发起中国新诗史上成就最大的现代诗运动,会合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本土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各诗社的论争推进了诗人们在"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的文学空间中各有个性的探索,在追求思想自由中对现代和传统的沟通,突破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宰制,延续、丰富了"五四"后中国新诗的传统。而他的海外生涯,使其现代诗主张在冷静的回顾和反省中更为开放,其现代诗创作的生命力也得以全面展现。     

乡土世界的被动叙事境遇--传统史学弊端及中国现代新史学转向

中国传统史学社会功能大抵涵摄了政治上的取鉴资治和社会伦理的道德教化,具有一定政治伦理中心价值取向;庞大而悠久的中国农村乡土世界是在场的中国历史主体,在传统史学中心叙事中经常处于“非在”的被动叙事状态;中国现代史学建构必须关注普通平民命运,实现“中心”到“延异”,变乡土世界被动叙事为主动叙事。     

浅析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美丽中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美丽中国＂,它中国共产党是党执政理念的升华和创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摒弃了传统的单一的政治工具特性,转而彰显出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功能,将美丽中国纳入研究视野,蕴涵着美丽中国的深刻的伦理要求,即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前景之美,同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功能又推动着美丽中国的建设,为建成美丽中国提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和人才支撑。     

“政府”概念的创制与清末政治改革

19世纪前中期，传教士引介西方政法知识时，并未将“政府”一词与西语对接。19世纪后期，日本语境中的“政府”概念在吸收西方政治意涵后回传至中国。受此影响，中国语境中的“政府”概念不仅与“government”基本形成对译关系，且逐渐成为流行词。此后时人开始在三权分立框架内建构和挪用“政府”概念。但因深受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影响，“政府”的定位没有真正突破传统君相结构的“相府”。在中央层面，这导致原本应作为建设现代国家体制重要环节的“责任制政府”改革，仍陷于维护王朝体制的窠臼。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附着的分权、独立之义，使得“政府”概念很难被官方用于中国地方政治。自上而下、连贯一体的“政府”体系，在清末难以形成。辛亥革命打破原有政治结构后，“政府”概念脱离传统轨道，进一步转向现代政治概念，现代“政府”体系也由此开始。     

责任政治的儒家传统——兼谈中国式民主的传统文化渊源

责任是政治生活的基本伦理与核心规范,责任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秉承并建构的重要形态。基于儒家思想精华,中国责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迥异于西方,在责任优先于权利的思路中,形成了从“责任社会”到“责任国家”的路径。在“仁”和“礼”的基础上,儒家思想中的责任贯通了观念、结构与行动,协调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秩序的关系,彰显了责任社会与责任国家的相互嵌套,在道德与政治的深度融合中提升了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应以传统的责任政治观为思想资源,结合时代进行扬弃,嵌入在责任政治之中。中国式民主以责任和制度规范民主程序中多元主体的关系和交往,不断形塑植根于政治场景与生活场景的两种民主模式,整合“作为政治的民主”和“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赋予民主以社会性与伦理性,在融合现代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构建出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公心、公道与公制：传统中国以“公”为核心价值的政治伦理模式探析

中国古代建构了以“公”为核心价值的理想类型的政治伦理模式。由“天之公”到“人之公”,“公”价值系统在中国传统君主政治中得以确立核心地位,并在具体的政治统治中形成以“公心”为执政的伦理动机,“公道”为执政行为的伦理准则,“公制”为政治统治的制度伦理。这个“公”本位的政治伦理模式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建设颇有借鉴之处。     

现代学术与两种学术遗产

清末的经今古文之争在经学时代结束后虽然基本停止，　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份学术遗产，作为传统学术的重要部分，在现代学人那里却仍然　被当作重要的学术思想资源继承下来了。学术思想界里的趋新与守旧、“信古”与“疑古”　之争其实就是晚清经学之争延续的一种表现。但现代学人并非简单地继承和发展两种经学遗　产中的一种，而是同时批判地承受了两种经学遗产，并以现代学术的精神理念加以改造转化　，使其成为现代学术得以生发的重要“学术资源”。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 ,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 ,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 ,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 ,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 ,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从“宗族偏好”到“理性表达”——家族参与村庄政治的路径选择

家族参与乡村政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从传统社会的“宗族偏好”到现代社会的“理性表达”,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将长期与现代的乡村治理发生着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乡村的政治建设进程。     

民主时代的贤能政治——儒家贤能政治传统的现代意义探寻

近年来，贝淡宁的“贤能政治”学说引发许多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争论。要摆脱对二者贴标签的做法，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并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首先，要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利弊，认清只有贤能才能克服民主政治潜在的德性危机。其次，要更全面地理解儒家贤能政治的传统，儒家贤能政治不仅强调以德性为根本的“德治”，还重视以制度保障为根本的“礼治”。在与君主制彻底剥离后，儒家贤能政治传统可以在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德性教化和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向心与离心的二重奏：文学地理视阈中晚清新小说的发展面向

晚清文学场域出现了空间位移的新向度，这不仅是社会文化场域变化的必然反映，也是晚清文学基于传统文学的持守与偏移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意蕴。晚清新小说作为晚清文学场域中的“弄潮儿”,一方面，以自己独有的空间分布在价值引领与小说变革的历史洪流中，印证着“小说时代的到来”,并且以向心聚合的总体路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区”。另一方面，在传统帝国的文化文学中心北京遭遇了文学资本的流转以及价值衍化后，晚清新小说形成了以帝都北京为发散中心的“文学区”,表现出创作地理空间的外溢，以及价值上的回溯复古、政治改良和现代批判，在形下和形上层面凸显出与传统小说文类异质的发展模式。双向矛盾运动的“文学区”二元生成在彰显特殊历史文化视阈中文学抉择的同时，仍然具有深层的意义表征和价值指向。     

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社会学解读

“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长期延续几千年而不崩溃?”是一个很早就被提出,并不断被解读的“古老难题”。以前人们大都局限于历史学学科,从经济、政治、地理环境、社会整体结构等角度对这一“古老难题”进行解读。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对于“韦伯命题”的探讨触及到了这一“古老难题”的实质。本文受韦伯思想的启发,立足于社会学学科,从制度和社会信任角度对这一“古老难题”做新的解读,认为正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内在支撑的、强大而高度的“内在制度型”社会信任的生生不息,才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几千年而不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