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管理中政府“元治理”的内涵及其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事务管理,不再是建立在和依赖于单一主体的单一治理模式,而是政府科层、企业市场和公民社会网络三种治理模式的混合协同。由此,消除三种治理模式的对立冲突,促进三种治理模式的协同互补本身成为一种新的治理(治理的治理即元治理)需求。政府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新的元治理的唯一主体,主导了新的元治理角色和职能。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西方政府主导新的元治理的角色和职能对我国政府治理改革有着一定的启示。     

城市基层治理转型中的元治理——基于威海市“党建+物业”的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在多个领域正经历从以政府为中心的科层治理或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治理向多元合作的治理网络的转型。然而，治理转型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以执政党党组织与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威发挥着重要的掌舵作用。本文以公共权威与治理网络的关系为关注点，从元治理理论出发，以威海市城市治理实践为案例，探讨了物业管理从市场机制向多元治理网络转型过程中，公共权威如何通过具体策略作用于治理网络的建构与管理，从而实现治理绩效的提升。目前在各地实践的党建引领下的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融合标志着城市基层治理的又一次重要转型，从元治理角度对这一转型进行解读与分析，不仅为治理研究中的政府作用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有助于更好地探索治理转型中的公共权威可兹使用的元治理策略，以推动治理转型的成功与有效。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     

区块链思维视角下基层新特征和治理新路径

区块链不仅是一种技术,更代表一种理念,被称作“互联网思维升级版”的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共识、智能合约、众治共赢、可追溯性等思维方式,契合了当前基层的新特征,可以助推基层结构由单一行政化向多元扁平化转变,基层空间由物理中心向虚拟现实双重中心转变,基层生活由静止封闭向流动开放转变。区块链思维可以助力创新基层治理新路径,去中心化思维促使基层从单一行政管理向多元协商治理转变,共识思维引导基层各主体达成治理共同体,智能合约思维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众治共赢思维构建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可追溯思维再造基层治理监督体系。     

基于治理结构演进的集群治理模式探析

产业集群的迅猛发展对我国地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使集群能够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我们需要构建一种良好的集群治理结构。集群组织形式不同于以往的市场和科层组织结构,其治理形式也就需要在一种新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网络组织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公司治理形式的转变,网络治理应成为集群治理的主要形式。     

网络治理的三种模式:比较与选择

网络治理具有三种模式:新威权模式、网络自治模式和法治模式。新威权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必要性、时效性。新威权治理因其具有倒转人治代替法治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其风险不可低估。网络自治模式与网络他治相对立,减少他治是网络自治的必然要求。法治模式具有新威权治理、网络自治不可取代的优势,终归取代新威权治理模式。网络自治模式也需要法治保障。目前,三种模式应齐头并进,形成网络立体治理框架。三种模式并用才能取得网络治理的最佳效果。     

电子治理：协商民主视野下电子政务发展演进的新路向

信息时代的治理正在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模式向着网络化的方向发展.与这一发展路向相契合,随着治理与善治理论的导入以及协商民主的勃兴,传统的电子政务也在不断进行着重铸.从一种仅局限于外延式技术运用的理性选择模型向着体现"协商式民主模型"要义的电子治理的实践模式跃迁.随着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范式理论与实践限度的彰显,电子治理这种契舍网络民主时代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合作的实践模式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质,被普遍认为是将理想化的善治模型置于网络化、数字化环境下的一种治理方式和途径.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智慧城市时代的灾害治理变革——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自然与人为灾害是工业4.0时代城市发生的“不对称威胁”之一,信息与通信技术、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先进数据科学最新发展为灾害治理提供了以往无法想象的能力。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智慧城市范式应用于灾害治理,它有效提高了灾害治理能力,甚至成为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智慧城市在灾害治理中的应用包括数字治理、技术治理、智慧治理与多元治理四个基本内涵,它对传统灾害治理形成了新范式、新技术、重新设计、治理能力和综合治理等方面的挑战。政府需要将智慧城市计划作为灾害治理的战略工具,利用智慧城市技术推动灾害治理变革。政府也有责任制定有效的智慧城市规划以保障城市安全,政府规划在灾害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政府、民众与社会组织需要合作共治,才能促进一种更细致与更包容的智慧治理模式形成。智慧城市范式在灾害治理领域的应用也会遇到信息安全、个人隐私、社会道德、社会排斥、数字鸿沟、政治偏见、错误信息传播及低效的远程工作等陷阱,政府与民众必须考虑与避免这些陷阱,才能最大限度利用它造福城市安全。     

健康治理的发展路径与驱动机制：国际比较

在国际范围内，健康领域基本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市场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转变。有效把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规律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健康治理实践。健康治理的发展路径差异受政府治理策略、市场成熟度和社会发育状况影响，其背后的逻辑是政策、利益和议题驱动，体现为科层、契约与网络机制的差异，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当前我国的健康治理驱动机制交叉重叠，呈现出模糊的健康治理路径。我国的健康事业可以根据政府、市场和社会治理能力，实施分阶段推进，先实施政策驱动，继之以议题驱动。     

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政策演进及结构层次

各类风险灾害和危机事件的频发，凸显了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韧性治理的政策演进显示，我国韧性能力建设的过程大致经历了探索期、推动期和提升期3个阶段；整体上理念持续深化，视野不断拓宽，从工程韧性和环境韧性不断向其他维度拓展，对制度韧性和技术韧性的关注逐渐增加。在韧性治理体系的结构层次上，国家、城市和社区从不同层面推进韧性治理：国家韧性强调顶层设计、统一领导和战略支撑；城市韧性强调冗余规划、行动学习和智慧融合；社区韧性强调多元协同、文化塑造和科技赋能。鉴于此，未来应把握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走向，完善制度安排以提升多维韧性能力，形成协调有序的韧性治理体系，以回应复合型风险社会背景之下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包容性治理:生态公共治理变革新向度

包容性治理理念的提出,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环境之间一系列不协调问题的积极回应。当前我国政府单一主导的生态治理模式存在排斥与冲突等重重困境,包容性治理与生态公共治理具有内在契合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以包容心态对待多元思维,构建生态治理多元利益主体双向互动与合作共治网络,构建政府包容性绿色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     

西方政府治理模式的系谱与趋向诠析

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经历了科层治理、竞争性治理、网络治理和整体性治理四个阶段,这些治理模式共同绘就了西方政府治理模式的系谱.从发展趋向上,在反思和批判科层治理的整合缺陷、竞争性治理的协调缺失与网络治理的责任转嫁和网络破碎的基础上,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将迈向注重整合、强调协调、凸显责任感的整体性治理,这一全新治理型态将成为未来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发展的总体趋向.     

突发网络舆情回应治理的三重风险及其智慧治理策略——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突发网络舆情回应治理的滞后性、随意性及其对社会多元价值的引导失灵风险,回应治理体系的“反功能”风险和回应性过度风险等共同构成了突发网络舆情回应治理的三重风险样态。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挖掘,发现沟通不畅和价值偏好、回应主体和回应行为系统的部分失灵,以及回应治理的“内卷”与形式化的包装等因素共同构成了上述诸多问题的风险诱因系统。因此,应选择契合不同风险语境的制度创新模式并提升不同风险的弹性治理效率、构建契合现代网络舆情风险治理需求的网络结构模式并强化多元主体之间的基础信任和合作共识、合理界定常态化业务的回应边界并以技术嵌入模式提升对整个网络舆情风险周期的治理效能,利用相关智慧治理策略完善该领域风险的现代化治理路径,在网络强国进程中探索契合国情的善治之道。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吗?——基于产权科层的视角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并非单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多层相关的循环关联，并且各产权科层之间具有相互嵌套性。随着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人地分离”现象更为普遍。与此同时，扩权赋能使外部主体不断介入集体内部，导致行政村、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三者的功能差异越来越明显，且重合度日渐降低。从产权科层嵌套的视角看，个体层次的权利叠消、集体层次治理主体的异质化、国家层次治理规则的虚置化等问题凸显。为了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采用动静结合、两权分离等方式对多元治理主体进行类型化赋权，在个体层次实现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目标；在集体层次应按需拓展产权的权能，并对村民权、成员权和股东权进行规范化分置，实现效率与协调的目标；在国家层次应对多元利益主体的权利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职能进行明确划分和界定，保障治理规则的实质性运行，从而实现乡村治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目标。     

网络治理：网络社会视阈下治理范式跃迁的新愿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球化大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鲜明的历史趋势就是新的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着世界资源。以这种网络化的新信息技术范式为基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正在形成。与此相呼应,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在进行着重铸,治理由单个主体转变为网络整体,一种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新范式——网络治理（networkgovernance）正在全球范围内舒枝展叶。     

多维变动下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社会阶层构成、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治理程序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应的社会治理必须随之创新。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看,我国最深刻的变化是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相应地传统体制下的“国家单一管理主体”将由政府、外商、民营企业家共同治理的多元管理主体的转变。从社会阶层的构成看,最大的变化是由阶层划分的简单单一转向阶层划分的复杂分散,社会阶层的变化要求对传统政府管理进行整体性改革。即社会治理的主体应由单元向多元转变,社会治理的手段应由单一向复合转变,社会治理的目的应由工具向价值转变。从社会意识形态看,最深刻的变化在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由高度一致向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需求的转变。与此相应,社会意识形态治理的方式创新必须把先进性与广泛性统一起来,把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统一起来,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感和吸引力。从社会治理程序上看,最深刻的变化是社会治理将由“硬程序”走向“偏软程序”,相应地在社会治理制度和机制安排上都必须留有适度的弹性空间。     

智慧城市理念下的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作为城市发展与治理理念的全面创新,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不仅带来了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等城市硬件基础设施的改善,也给政府网络舆情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主要表现为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及信息处理能力三个方面。为了使政府网络舆情治理适应智慧城市理念发展的新要求,政府有必要转变其网络舆情治理理念,构建有效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从而实现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     

我国70年城市基层治理的历程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经历了起步探索、社区建设和现代化治理三个阶段的改革,对社会结构的平衡机制作出了重大调整。社会组织化方式从"单位-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社会组织得到长足的发展,基层党组织也呈现出再组织化的趋势;治理模式从总体性治理向一定程度上的权宜性治理转变;治理结构从一元治理结构向多元治理结构转变;治理方式从单向管制变为协同治理。尽管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取得了众多突破,新时代的治理现代化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今后在建立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整合机制、强化党建引领,以及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完善。     

社会正义视域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在微观先行的政治发展逻辑作用下,如何在权力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合法性来源由威权转为共识的宏观"治理化"变迁过程中切实践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成为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现实诘问。从理论上考量,社会正义是地方政府治理的应有之维,其应建立起以内在价值导向、主体角色定位和共识达成路径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政府正义治理模式,在回应社会正义内在诉求的同时,为推动行政模式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出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