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信武殿所在地辨——兼与陈子彬、齐敬之先生商榷

《和国信张宗益少卿过潭州朝拜信武殿》是苏颂《前使辽诗》的一首。陈子彬注文说,潭州是今日之长沙,汉朝功臣靳歙庙是信武殿。但是辽国是宋朝北部邻邦,北宋使臣赴辽不可能经过潭州,更不可能去朝拜那里的靳歙庙。这与常理有违。并且,按照习惯,靳歙庙应该建在江陵,即今日之荆州,潭州就没有靳歙庙,更不会有信武殿。另从《宋朝事实》《宋会要辑稿》《开州志》等历史文献及原诗内容分析,《和国信张宗益少卿过潭州朝拜信武殿》,是一首对"澶渊之盟"的颂歌,而"澶渊之盟"就签订于澶州。信武殿是宋仁宗于皇祐五年(1053年),为纪念其父真宗在景德元年(1004年)御驾亲征到澶州,战胜契丹,与之订立"澶渊之盟"的历史功绩,下诏建立于澶州的。因此,原诗题名中潭州实为澶州之误。     

十世纪辽王朝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

辽代武装力量建设与武装斗争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军事史领域中一块需要大力开拓的园地.公元一00四年,辽宋两王朝在延续多年的武装对峙和冲突之后,订立了著名的“澶渊之盟”,促成这个和约的主要因素是辽宋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从此,辽王朝停止了对关内汉族区域的军事进攻,与宋王朝和平相处愈百年.“澶渊之盟”前的百年中,契丹族统治集团在战略上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采取以进攻为主的军事行动,进行民族征服与领土扩张,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本文谨对这一百年间辽王朝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一些探讨.     

辽中期徙都中京原因管窥

辽代中期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中京城的兴建更具有代表性,这座在辽、宋“澶渊之盟”后新兴起来的北部草原上规模最大的汉化程度最深的都城,标志着契丹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经南移.即辽代此时的国都已不再是上京临潢府,而是中京大定府.这对辽代中后期的社会发展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考查分析中京城的地理位置、经济形势等因素,对辽中期迁都中京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宋真宗和辽国策平议

近千年前宋辽“澶渊之盟”,是有积极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宋真宗赵恒利用“澶渊之役”,抓住了由“战辽”倒“和辽”的转折点,实现了“和辽”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此,宋辽双方形成共存双和的局面达百年之久,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汉蕃和好”的佳话。宋辽双方都为此作出了妥协和让步,都是“屈而不辱”。赵恒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其各项举措大致不错,尚不失为有识有谋有为的君主。     

21世纪中国学界辽金民族关系研究回顾与展望

21世纪以来,关于辽金时期民族关系的研究,包括辽金民族政策、宋辽战争、澶渊之盟、辽宋交聘、宋金和战、金夏关系、民族间的交流联系等方面,皆取得较大进展。但从内亚史的视角、区域史的思路来看,辽金民族关系仍存在比较大的研究空间,对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关注也有待加强。     

也谈“澶渊之盟”形成的原因

往昔,史学界对“澶渊之盟”的形成,一般认为是双方势力均衡,谁也无法消灭对方所致。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不是“澶渊之盟”形成的主要原因,而且有些观点与史实也不相符。下面仅就所见史料,略陈管见,以求正于方家。 契丹族自公元907年立国,至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订立,共有6位皇帝在位,期间对中原王朝所采取的政策大致可分为:辽太祖、太宗和世宗时期的积极南下扩张,穆宗和景宗时期的退守保国;圣宗时期的出兵求和三个阶段。 辽太祖阿保机时期,因契丹建国之初,国小兵乏,不敢大举南进,对中原所采取的主要是掠夺人口和蚕食的政策。阿保机频繁南下掠夺人口目的在于发展辽的农业,因当时辽属境内可供开垦的土地不多,不向外扩张,难以达到目的。阿保机对后唐使者姚坤就赤裸裸地说:“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阿保机的领土要求遭到拒绝后,将姚“囚之旬余”,见不能迫使姚坤表态,遂把原来渴望得到大河之北的目标缩小为“镇、定、幽州”。可见阿保机并无进一步南下中原争夺霸权,一统全国的企图。     

从柳永、苏轼、李清照词看北宋词的审美取向

宋代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阶段。盛唐的蒸蒸日上,国力强盛已被两宋时期的战乱频繁、内外交困局面所代替。时代主题的变化,深刻影响了社会文化和审美观念。故虽有“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竟驻于大街,宝马争驰于路,金翠耀目、罗绔飘香……”①的表面繁荣,却终无法掩藏其深刻的杜会疾病和柔弱精神。有宋一代,由于外族的不断入侵和骚扰,统治者没有间断地处在于戈频仍的困境中。在对辽、西夏、金、蒙古的战争中,宋屡战屡败;“澶渊之盟”、“绍兴和议’、“隆兴和议”等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也挽救不了宋朝败亡的危…     

辽国的战略进攻与澶渊之盟的订立——宋辽战争研究之三

自九八六年宋太宗北伐失利,宋辽双方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宋损兵折将,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辽稳稳抓住了战争的主动权,以其机动的骑兵队经常地驰骋于河北大平原之上,攻城陷镇,最后迫使宋签订了城下之盟。对这段历史,人们并不陌生,但对于如何评价这段历史,特别对于如何评价澶渊之盟,则持有不同见解。本文将以这个问题为重点,兼从战略战术制订和运用等方面,对宋的失败作一剖析。这点想法是否成熟,还要在实际中受到检验。     

1074-1076年契丹(辽)宋间地界交涉的原因——以契丹方面为中心

引言1004年,因澶渊之盟,契丹(辽,以下只称为契丹)和宋(北宋,以下只称为宋)进入和平关系。以后两国间保持了历史上少见的百年安定状态。但是,此间在边境附近也有过小规模的冲突,此外,两国间的和平关系也几度出现危机。这就是1040年代的增币交涉和本文所关注的1070年代的代北地界交涉(下文中所言地界交涉,即指1070年代的代北交涉)。通常把此次交涉称为"画界交涉",但本文则仍沿用史料中的用语称为"地界"。本文中所言代北地区,在下文中加以说明,因为此次交涉中争执地点与周边的界线是模糊的。     

试论辽王朝的外交政策

辽王朝对外政策是灵活多变的。辽王朝的劲敌是北宋主朝,听以它的外交政策重点是与北宋的关系。对周边其他诸国的关系,视与北宋的关系而定。跟西夏有时联手制宋,时而又彼此冲突:与高丽和平交往,有时又恩威并用,目的是为了断其与北宋的联合。立国初期,辽太祖、辽太宗等几帝,主要奉行对外扩张政策,以便不断扩展其领土。辽太宗时不仅吞并了燕云十六州,而且把其势力扩展到黄河南岸。其后几帝又大有统一全中国之势。可是到圣宗以后,经过与北宋二十多年的战争,认识到其实力还不足以能实现大一统的目标,所以与北宋签订了“澶渊之盟”。从此虽与周边诸国有时也兵戌相见,但是,基本上奉行了一百多年的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因此,在与北宋、西夏三国鼎立的形势下,辽王朝能立于不败之地,雄踞大半个中国达两个多世纪。     

对《重评“澶渊之盟”》有关史实的两点意见

公元1005年的“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统治集团在激烈争夺之后达成的停战和议。这一和议是宋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因此,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是有着重大意义的。《民族研究》1981年第二期发表了金石同志的文章,题目是《重评“澶渊之盟”》,对这一和议进行了新的评价,读后获益良多,颇受启发,但文中史实的引用颇有商榷之处。现略陈就教。     

浅论“澶渊之盟”的决策人物之一毕士安

“澶渊之盟”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当前史学界仍有不同意见,不必强求一致。在这次事件中寇准的历史作用,已多有评述,而对毕士安的作用却鲜为人知。从订盟前后的实际步骤与最后结局上看,毕士安的意见竟占主导地位。不弄清这一点,澶渊之盟的许多历史真相难以揭示,具体人物的是非功过也难以正确评价。为使这一问题得以深入研究,故不揣冒昧,把初学心得写出,以求教于方家。 毕士安(938—1054)本名士元,字舜举,乾德中进士,历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景德元年(1004年)为参知政事。当时,宰相李沆卒,真宗正在选择新相,意属毕士安,并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澶渊之盟”

公元1004年,辽宋两国经过多年的兵戎相见之后,签订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近十个世纪以来,不少史学家把这个盟约斥之为屈辱妥协的投降卖国的条约,认为北宋“开一代投降政策先例”,等等.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难免有些片面.对于如此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做全面系统的客观深入的分析研究,只抓住某些表面现象去探求,就不可能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可能导致不正确的结论.     

浅谈“澶渊之盟”缔结的原因

“澶渊之盟”是宋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关于其缔结的原因,许多人都做过论述.有不少同志把它看做是宋朝在强大的辽国面前仓惶失措,丧失了正确对待事物的能力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有人仅仅把它简单地作为宋朝政治腐败昏朽和苟且偷安的一个苦果来认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偶然,也没有绝对的必然,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原因、背景和条件.同样,“澶渊之盟”也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笔者以为其缔结是有许多原因的.本文试作一粗浅探讨,以求教正.     

从解放营子辽代壁画墓出土的丝织品看辽代纺织技术

解放营子江代壁画墓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东南三十余公里处，根据发掘材料该墓相对年代在辽中期以后至道宗初年，此时辽宋已签订“澶渊之盟”，边境趋于和平，战事较少，这时辽代的丝织业虽不如宋朝发达，但已初具规模，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本文通过对解放营子辽代壁画墓出土丝织物的分析。根据出土丝织品残片的纺织工艺、印染技术和刺绣风格，认为赤峰位近中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特别是大批汉人工匠进入辽地后，对辽代纺织业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解放营子辽代壁画墓出土的丝织品无一不留下浓郁的唐宋风格．又由于各民族文化互相渗透，在花纹图案和印染着色上又有契丹民族自己的偏爱．由于这些丝织品大多属辽地工匠所织造，因此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辽代丝织业的特点．     

“澶渊之盟”对北宋经济增量的影响

澶渊之盟是宋辽在大体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所达成的盟约。盟约的签订使双方都达成了各自的战略目的,是一份宋辽都比较满意的协定。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得宋朝节约了大量用于北方边患的军费。由于盟约,在双方边境贸易的过程中,宋朝居于主动地位,又可以大量获利。合约签订带来了相对持久的和平局面,这一和平环境所带来的间接的经济增量,更是不可估量。     

谈“澶渊之盟”

公元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的订立,迄今已近1000年,以往不少学者论及这一历史性事件,①笔者就这一历史事件,谈点个人的看法。 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辽檀渊订盟后,“二方既定,中外略安”,②真宗因寇准有社稷功,“待准甚厚”,就连寇准退朝,真宗也“月送之”。③可见,真宗为澶渊订盟而心满意足。初战之时,大敌当前,北宋朝野惊慌失措,京都开封危在旦夕,王钦若密奏真宗迁都,遭到寇准的痛斥,对寇准怀恨在心。战后王钦若便向真宗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何耻如之！”“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④显然,这是王钦若为报复与深嫉寇准的谗佞之言,后代的史学家多数接受了这种“屈辱说”。进步的史学家则从订盟后出现的“南北弭     

契丹辽朝汉臣行述与政事变迁

契丹辽朝汉臣和契丹统治者在不断互动中逐渐磨合,共同构筑契丹辽朝的政治格局.太祖、太宗两朝,契丹统治者对汉臣实用主义的使用策略,使汉臣不能有效影响契丹辽朝的政治走向.但以韩德让出籍立帐为标志,汉臣通过文治武功的卓越表现,在与契丹贵族的合作中,以儒家化的政治原则为澶渊之盟后国家的内敛整合定下基调.汉臣群体坚持儒家化方向,无论在理论阐释上,还是具体行政作为上,都为契丹辽朝政治作出积极贡献.     

论北宋真宗时期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北宋真宗朝的君权与相权,在真宗执政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君相关系。由于宰相对宋真宗顺利即位有较大帮助,且澶渊之盟中宋真宗需要倚仗宰相进行决策,因此真宗朝前期宰相权力比太祖、太宗时有所加强。但看似强横的相权依然被君权加以诸多限制,君主牢牢把握着朝政最终决策权和官员任免权。因此澶渊之盟后真宗朝的相权实际上更多体现为君权的附庸。     

对澶渊之盟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对澶渊之盟这一历史事件及相关史料进行全面的考察，既试图展示出历史事实较为本质的真相，又揭示出盟约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指出澶渊之盟是一个不完全平等的条约，但宋朝有限度的妥协让步又是明智的最佳选择，也基本符合封建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游牧友邦交往的惯例，而且，盟约的签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其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