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政府债务是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文章利用201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U”型,存在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债务规模。若债务规模按最低增长率变动,将在2025年超过最优水平。（2）隐性债务过高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果产生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至少为12.7%,并且随着整体债务规模的增加而增加。（3）由于隐性债务的挤出效应,最优债务规模降低24.6%。（4）观察数据样本,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超过最优水平的地区数呈增加趋势,债务管理面临着规模控制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     

政府债务与居民消费非线性关系的国际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中国等38个国家的政府债务与居民消费的渐进演变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可能引发两者关系结构性转变的政府债务规模进行了有效估算。     

政府债务妨碍长期经济增长：国际证据

一、引言政府债务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争论的最为古老的话题之一。古典时期的学者对政府债务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大卫·休谟1750年在谈到国债时明确指出“不必未卜先知,就能猜出即将发生的灾难,二者必居其一:不是国家毁了公共信贷,就是公共信贷毁了国家”(转引自布罗代尔,1996年,第574页)。亚当·斯密也视巨额政府债务为洪水猛兽,他认为:“巨额债务的增积过程,在欧洲各大国,差不多是一样的,目前各大国国民,都受此压迫,久而久之,说不定要因而破产!”(亚当·斯密,1974年,第474页)。古典学者的基本逻辑是,政府支出是非生产性的,…     

地方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LSTR实证模型对辽宁省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具有明显区间转换的动态特征,当负债率低于15％的门槛值时,地方政府债务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当金融危机出现时,转换函数则处于低区制状态,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线性相关.     

中国家庭债务、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1997～2008年相关统计数据,文章考察了家庭债务、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债务与消费以及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家庭债务是影响消费变动的格兰杰原因,消费是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同时,经济增长是引起家庭债务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因此,政府应加快推进消费金融市场建设,合理控制全社会的家庭债务规模,使家庭债务规模的扩张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居民应该合理配置家庭资产结构,加强家庭债务风险管理意识,最终实现效用最大化.     

政府教育支出、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地区经济增长

文章运用中国地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采用包含人力资本异质性的衡量方法——各教育层次人口比重,实证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的人力资本和政府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同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其产出效率不同,不同地区政府教育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也不同。因此,三大地区政府教育资金的投入重点及结构调整方向应有所区别。     

制度、最优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英属和西葡属殖民地41个国家1970-2003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分析了制度、最优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验证了制度质量影响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和最优政府规模,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差异;英属殖民地由于制度质量高于西葡属殖民地,使得其最优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均高于后者,这从制度和政府规模的角度解释了殖民历史国家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本文的研究考虑了影响最优政府规模的制度因素,并用实证结果支持了诺斯提出的宗主国制度影响殖民地政策的理论。     

政府花费、税收和随机经济增长

本文考虑货币发行,并将政府花费引入到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中,建立了连续时间随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随机最优化方法,确定了均衡状态下的消费——财富比,期望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以及货币资本的份额,.并讨论了政府花费、税收和随机扰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与政府干预--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技术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本文首先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辩证分析了中国技术创新的现状,然后运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研究了中国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接着针对技术创新的特征和中国的国情提出了政府干预技术创新的理论依据,文章最后提出了中国政府干预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国外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选取了FDI及影响FDI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8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单因素和多因素PSTR模型。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着平滑转换机制效应;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FDI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响经济增长路径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研究有利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有效性。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与公共支出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主要路径。文章在提出债务规模对三条路径影响都是非线性，且作用可能存在异质性假设的基础上，选取2010年到2016年，30个省（含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对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路径进行实证研究。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增加，对公共投资无显著的影响，对私人投资有倒U型影响（拐点约为19%），对公共支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中部地区的政府性债务规模增加对公共投资、私人投资的影响都是倒U型的（拐点分别约为30%和28%），对公共支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西部地区的政府性债务规模增加对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和公共支出都存在倒U型影响（拐点均在70%以上）。     

城市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创新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突出,城市在专业化与多样性、人力资本积累、信息交流网络形成、交易效率提高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使其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产生及扩散,城市化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推动经济增长。时序及横截面数据的相关分析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与技术创新之间高度正相关,投入产出模型证实城市化有利于技术创新;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多模型估计发现,城市化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当前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还不是十分明显,结论对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具有启示意义。     

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人口出生率与内生增长

 在具有内生增长的交叠世代模型框架内,本文考察中国的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对人口出生率、经济增长和家庭养老保障的影响。假设个人为拥有孩子和老年期得到孩子的物质支持而感到满足,子女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的默契总起作用。证明了提高企业缴费率会导致人口出生率和代际转移率下降、经济增长率上升,而个人缴费对这三者没有影响。进而求解了能合理控制人口规模、促进经济适度增长并鼓励适当家庭养老保障的理想的企业缴费率区间。     

中国式分权、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理论上阐释了中国式分权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以及市场化进程作为门槛变量影响中国式分权之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依据,并基于中国省际层面的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化进程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式分权和地区市场化进程均正向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当市场化进程高于某一门槛值后,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降低。其他各种稳健性检验均表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现实意义。     

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暗含着“同质”假设,即随着经济的增长,各个国家和地区经历着相似的环境影响轨迹。本文在质疑该“同质”假设的前提下,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整体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这主要取决于地区和污染指标的选取,具体会呈现单调递减、“U”型、倒“U”型、“N”型和倒“N”型五种关系;（2）不同组别的当前经济水平会给不同污染物带来不同的内生性影响。相对而言,我国在SO2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高工业化高收入组、高工业化低收入组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在固体废弃物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在废水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低工业化高收入组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因此,政府应当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优化环境规制形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     

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一个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误差校正模型,估计出我国1952-1998年间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教育)对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的影响,且技术进步仅仅可以由人力资本(教育)得到解释,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贸易开放度、科研支出、通货膨胀率等变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     

城市群经济网络与经济增长——基于大数据与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

借助大数据时代下获得的海量数据,本文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网络特征,重点研究了城市群经济网络的增长效应。首先,构建了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流动网络、企业组织网络与电子商务网络,对其各自的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对比。其次,将网络分析方法与空间计量模型结合起来,使用扩展的J检验方法对不同网络结构下的模型设定方法进行了识别,考察了经济网络带来的溢出效应对于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三种经济网络下长三角城市群均呈现出了“中心-外围”的网络结构,其中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及无锡位于城市群经济网络的核心圈层。对网络结构的模型识别结果显示,中心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网络的溢出效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而言,在人口流动网络下,资本、政府行为存在显著为负的网络溢出效应;在企业组织网络下,人口规模、对外开放呈现出显著为正的网络溢出效应;在电子商务网络下,政府行为存在显著为负的网络溢出效应,对外开放呈现出显著为正的网络溢出效应。     

教育产出结构、资源配置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中国区域样本的实证考察

 本文以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切入点,同时考虑不同类型的教育体系（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可能对人力资本有效供给的影响,重点考察教育产出 结构、技术进步水平、产业结构变化、生产性资本和科技经费投入的资源配置情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这两类人力资本供给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由于中国人力资本供给的相对过剩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不够,职业型人力资本供给的增长难以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增强了素质型人才的经济产出的影响力,普通高等教育的拓展对中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但由于影响力较弱,无法抵消劳动人力资本供给变化率的负向作用。因此从经济长期增长的角度出发,职业型人才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国家应该多投入一些资源用于职业教育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