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群体意识形态对我国主流意识建设的影响

群体意识形态指群体内部的成员所共同享有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理论学说、心理认知等的总称。与统治阶级所倡导的居于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比,群体意识形态通常是一种非主流的或民间性的社会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群体意识形态往往处于从属地位,也经常不被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群体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它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群体意识形态既能够充当社会万能胶的作用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也能发挥其社会离心力的作用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还可以通过反映各种社会矛盾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自我认识与反思的工具。     

语言哲学视野中的“公民社会”

语言分析的基本框架是:"符号—符号"的语法体系,是符号本身的逻辑架构;"符号—现实"的语义体系,是符号对现实的抽象;"符号—解释者"的语用体系,是符号的意义。在本质上,"公民社会"概念是一种社会分析模式,它通过公民成长的尺度(城邦民—市场人—私人—公共人)来评估社会的发展,表达公民成长的正当性及其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公民社会"概念的解释框架是:动态线脉——城乡分离、市场崛起、"经济—政治"分离、"私权—公权"分离、"经济—政治—文化"分离;静态要素——商业化、市场经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国家。     

“祖”文化之于“地方感”与“超越性”的表达范式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祖"文化意指祖先及其所确立的亲属制度与信仰系统,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祭祀仪式,倾向于强调天地、礼仪、象征和宇宙观。"祖"文化通过土地、姓氏、宗庙、祠堂等一系列公共象征符号及围绕符号展开的祭祀、庆典等仪式活动,形成了特定群体的在地化知识体系和地方感,同时也建立了宇宙、天地与人的互动关系,促成的是自然、社会和个人的相互混融,是超自然关系和超社会力量的集中表征,体现着人类的自我超越性。     

消费社会的身体文化

消费社会的理论认为,消费品或者消费行为本身对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对身份感都是具有作用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日益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这一语境下,身体成为一个新的神话,身体地位成为一种文化表征.作为最美丽的消费品,女性身体在这一消费浪潮中就更突显其符号价值.     

意识形态的话语逻辑

在符号理论视野中,意识形态的发生逻辑和运作机制更为澄明。符号世界中的意识形态肇始于作为符号的基本单元或语言的基本元素,是打上意识形态烙印的价值观念对前语言或前符号的"植入"或"侵入",从而让历史地生活在由符号构成的文化世界中的人们难以跳出意识形态来考察意识形态。随着文化生活的无限延展,意识形态就像"酸性溶液"一般强力渗透而无所不至,突出表现为泛化、碎片化乃至日常生活化而非所谓的"终结"。因此,提升话语权和创新文化就成为建设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     

时尚文化符号消费的心理动因与运行机制

在时尚文化符号产品消费中,求新欲望、社会分层、群体身份认同是时尚文化产品受到青睐的基本社会心理因素。社会心理因素起作用的过程是一个伴随着"生产者的符号编码——大众传播中介——消费者解码"的过程。生产者与大众媒介为文化产品进行符号编码,消费者有意识地进行符号解码,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借由消费、使用和占有文化产品来追求较高层级的社会群体身份认同。在当今符号消费主导的时代,文化产品容易被"同质化",甚或仅存在"符号价值"。消费者容易陷入文化焦虑中,于是便通过消费时尚文化产品的符号价值,取得社会群体身份认同。     

意识形态在网络时代

网络时代意识形态没有终结.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的层次,社会功能也不同.网络技术已经构成一个新的思想文化阵地和政治斗争阵地.我国需要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新时期社会转型的实际出发,加强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建设.为此,就要认识网络对意识形态带来的特点(公众性、互动性、主体性、社会性),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体现"和而不同"的原则,重视社会心理分析.网络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符号光环的追随与迷失——“80后”群体的奢侈品消费与时尚文化研究

奢侈品牌具有产业优势和文化传统优势,其塑造的品牌文化具有符号光环的效应,正迎合了转型期中国社会追求财富和地位的社会目标,促成了新的时髦社会风尚,并引发了国内服饰工业体系和消费者的追随。奢侈品跨国资本集团以价格策略、产品策略、启蒙策略影响着年轻人的时尚观念和消费习惯;而在中国市场的特殊情境下,年轻人对于真假名牌符号的消费实践也呈现出阶层性的内部分化,表现为多重消费策略的使用。奢侈品风潮造成的符号压力使"80后"群体在消费生活中遭遇纠结与焦虑,不得不面对贫富差距带来的心理冲突。商业化策略的强大影响、资本对时尚启蒙的渗透、传统文化断裂和文化符号体系的无序等令年轻人感到不安的特殊处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们对于强势文化符号的跟从。在这种形势下,传媒、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机构对年轻人的美育和精神生活的引导应有所反思和作为。     

红色符号原理的理论构建与机理分析

在高度符号化的时代，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崇高精神的传播需要依靠具体符号的表征即红色符号来完成。基于红色文化史实的红色符号，是促进红色文化有效传播的载体，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凝练表达，更具有国家意识形态与革命符号属性。从符号学角度对红色符号进行理论阐释，可以明确红色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红色符号依靠“能指”表征红色精神，唤醒红色记忆；借助科学技术形成红色拟象，创设出虚拟的红色革命情景引发情感共振；以介体的形式发挥作用，传达社会价值导向。红色符号融入日常生活中，在浸润式思政教学、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以及红色文创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媒体语境下广告仪式过程影响研究

新媒体语境下"消费社会"从一种习得性的普遍社会意识形态转变为一种日常化、个人化的仪式表演状态。个体在日常生活场景中,通过新媒体任意进出于消费符号之间,并将自身行为演化为一个符号或者广告品牌符号的一部分,这一广告行为的变化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消费文化,使它从一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符号演绎行为转变为分散的、生活化的个体表演行为。广告仪式过程的日常化和普遍化在新媒体语境中,使消费者失去了最后的"戒心",进而对消费社会产生了新的影响。     

“性”与消费主义的优先选择

在我们今天的日常文化生活中,到处都充斥着性的意象、话语和嘲讽,性也越来越以多种形式渗透于社会的所有领域中。特别是消费领域中性符号的多种形式的呈现,成了商业和娱乐业运作的主要手段。由此,性的重要性被纳入消费主义所培养的享乐主义运动中,性成了消费主义一个有力的辅助。文章从消费领域中性符号的呈现入手,分析了性符号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关联性,最后,从性本身的特点和性作为社会存在的变迁层面,重点分析了"性"何以成为消费主义的优先选择。     

彝族火把节的"文本"重构与文化表征

彝族火把节是彝族传统的盛大节日,其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而表现出地域性、时代性、变异性等特征.在社会变迁的历程中,彝族火把节形成了两个内涵与意义各不相同的节日"文本":在乡间,有一个表征彝族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原生性"文本";随着现代旅游文化向民族地区的挺进,这一"文本"由当地政府"搬演"到城市中,重构出一个新的火把节"文本".这一新"文本"的构建既深刻地表征着文化客体(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的"中心化漂移",又表征着文化主体(彝族社会)的文化自觉,因而火把节成为了一个极富包容性的符号象征体系.     

论当代社会媒体奇观的建构策略与意义产制——以明星为例

媒体奇观是当代社会主导文化形式-媒介文化的重要表征.明星现象是当代社会的超级媒体奇观.明星不仅仅是一个个真实具体、极富魅力的形象,更是大众传媒生产的一种文化产品,一种承栽着一定文化内涵与意识形态的表意符号,一种文化实践的过程.明星的生产是特定符号意义的生产,明星形象的巨大魅力及其对大众无可抵挡的吸引力源于多样媒介文本产生的符号象征作用和互文效应,这些媒介文本在建构明星形象的同时拼贴和构成了社会的多元话语,使明星奇观成为产制多元意义的文化场域.     

符号暴力与高学历女性“失婚”困境——基于文化社会学视野下的分析

高学历女性"失婚"现象正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对此,传统社会学分析框架多将其根本原因归咎于高学历女性比例偏高和女性自身的另类性,如择偶的过高标准、心理上的自我隔离抑或恋往怀旧等。而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看,在一个依然处于男权强势的文化社会中,一种在诸多社会行动者合谋基础上产生,并以某种符号象征施加其上的"符号暴力",才是导致高学历女性"失婚"的主要原因。借助各种文化平台(如媒体),对大龄高学历女性进行各种"污名化",给予她们丑化与妖魔化的特征定型,正是符号暴力的具体表征。因此,为高学历女性去污正名,张扬其多样性与异质性的高贵品质,才是解决其"失婚"困境的明智选择。     

电视即符号——西方"电视镜像"符号批判理论探要

在西方社会的媒介文化批评中,符号学和意识形态理论被西方学者运用到了电视媒介和电视文化的评析和批判之中,并在电视批评学中形成了西方特有的电视符号批判理论。符号学本身是对媒介及其文化进行研究和批评的一种方法论,本文以"电视即符号"为题,着重探讨西方学者是如何在符号学视域下对电视文化和电视媒介本身展开意识形态批判的。     

新媒体流行文化中意识形态的隐性线路及问题检视

新媒体流行文化将受众建构成"媒介真实"里各种可能的关系主体与利益主体,影响其生活观念、身份认知、社会态度、实践行为、社群关系和共享信仰,带来受众意识形态认知被代理、社会共同体关系与意识形态实践秩序被解构、信仰取向异化、社会共同基础弱化等潜在问题与风险。以"良善意志"参照系建构、"实用美德"建设、"主体间关系"平衡等显性操作,强化新媒体文化中意识形态共识的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突破意识形态问题的惯常认知心理框架与隐性线路,妥善消解其潜在的矛盾与风险,亦可为新时代互联网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与治理提供一种新思维。     

“新秧歌”作为仪式的符号象征与话语建构——20世纪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化阐释

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新秧歌"是传统陕北秧歌与借助民族民间艺术形式,表现工农兵生活、实现文艺大众化,进而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策略遇合的产物,它赋予传统民俗活动以全新的艺术职能和社会功能,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艺术注入了革命、阶级、进步等象征性符号文化内涵,这一改造置换本身,使得"新秧歌"具有一种包含策略诉求的仪式表述意味。由全新的符号存在和象征表述所构造的这一仪式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文艺形式的创新,更包含了深刻的话语建构诉求。在种种文化使命的规约下,经过改造的陕北秧歌已不再是民间的狂欢,而已然衍化跃升成为了特定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宣传和民众动员的红色仪典。     

流动的意义:传统文化移动传播的符号学阐释

基于移动传播的移动性、社交性、互动性,传统文化传播产生了新的表意方式、意义生产与价值流转的符号规律,呈现了独特的媒介逻辑自洽、话语重组方式以及日常融入的符号学机制。作为符号学体系的传统文化传播具有多模态特征,繁复的符号能够在纵横双轴中实现逻辑自洽。传统文化在用户赋权、关系联结的移动媒体中有着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传播范式。其中,伴随性文本的大量出现使其出现意义弥散、话语狂欢、无限延伸的符号范式;因"移动"而产生流动的场景与文化沉浸。可以说,从符号表征到符号繁殖、场景沉浸,移动传播时代的传统文化继承迎来新的符号范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与社会心理的优化有着密切关系,它们相互作用.调查表明,社会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积极因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心理与文化基础,但社会心理中也存在消极的因素."大众化"就是要寻找合适的方法与途径,促使处于混沌状态中的社会心理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与提升,其方法有理论创新、利益协调、文化濡染、实践体验等.     

现代性语境中的符号消费批判

资本主义进入到发达工业社会,其资本运作重心由经济领域向日常生活领域偏移,消费文化掀起了新的变革,符号消费横空出世。媒介文化是后工业社会技术与资本合作成功的产物,亦是资本操作的平台,而符号消费则是文化参与经济成功实践的果实。符号消费是现代性带来的产物,而现代性的命运与资本逻辑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符号消费进行批判的理论依据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进一步说就是对资本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