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将军列传》看《史记》的文学性

千百年来,李广的形象一直活在人民的心里,这不能不与司马迁卓越的文笔有关。《史记》博大精深的思想、奇伟瑰丽的内容、别具一格的形式和无比宝贵的艺术经验已经融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血液和灵魂之中,因而对我国今后的文学艺术仍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司马迁生年考

司马迁生年存在两说,此两说均以《博物志》为主要考证依据,抛开《博物志》,以司马迁著述为主要考证对象,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其推演思路是以《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征和二年为基准点,以"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向前推出司马迁出仕的时间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从而排出"景帝中五年说",在确定了司马迁出仕时间段后,依据"二十而南游江、淮"一句来推算他出仕时的年龄在前117至前111年之间,由此向前推,得出司马迁的生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即司马迁生年当在武帝建元三年至七年间(前138—前134)。     

司马迁生年辩证

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在上世纪50和80年代两度展开过热烈地讨论.根据<自序>和<报任安书>这些司马迁亲笔资料,再辅以<史记>、<汉书>之实"据",通过考证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的年龄,报书任安的时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司马迁的生年是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史记·李陵传》梁说质疑

《史记·李将军列传》后边附有李广的孙子李陵的传记,这是有关李陵的最早记载,是研究李陵和司马迁的宝贵资料。但是,后代学者大都怀疑它的真实性,其中,清代梁玉绳为集大成者。他说: 案,此下皆后人妄续也。无论天汉间事,《史》所不载。而史公因陵被祸,必不书之,其详别见于《报任安书》,盖有深意焉。观《赞》中但言李广,而无一语及陵可见。且所续与《汉传》不合。如族陵家在陵降岁余之后,匈奴妻陵,又在族陵家之后。而此言单于得陵,即以女妻之(原注:与《匈奴传》后所续同误);汉闻其妻单于女,族陵母,妻、子:     

关于李陵的评价问题

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人。生年无从稽考,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卒于匈奴。他是西汉著名军事将领李广的长孙。在他的前半生,曾五次带兵北抗西戎,官历侍中建章监、骑都尉;在他的后半生,则默默无闻。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李陵在历史上并无十分重要的地位,后人之所以论及他,多半是出于对司马迁的研究。因为司马迁为李陵败降匈奴辩护而被汉武帝下以蚕室。在有关论述和古今一些戏剧中,李陵被涂上了“民族败类”的色彩。这是失之偏颇的。近年来,有人提出了李陵败降匈奴的责任问题①,意在重评李陵,但似失之全面,不足以审明陈案而还李陵的本来面目。因此,有必要略述管见,求教于方家。     

司马迁关于商鞅“刻薄少恩”的批判

司马迁极力批判商鞅"刻薄少恩"的言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记?商君列传》全篇内容几乎都是为了批判商鞅。二是从《史记》的文章编排来看,太史公十分推崇儒家道德教化,因此对法家"刻薄少恩"言行尤为不满。三是从司马迁对其他法家人物评价来看,这种"刻薄少恩"的言行是太史公所批判的失德行为。司马迁对商鞅"刻薄少恩"的批判,与其特殊的个人经历及对儒家道德教化的推崇息息相关。     

朝鲜金泽荣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与接受

朝鲜文人金泽荣对司马迁与《史记》非常推崇,不仅从史学、文学等角度高度评价《史记》,在评价他人时,更是以司马迁与《史记》为准的,论述他人文学渊源时常常追溯到司马迁与《史记》。在编撰《韩史綮》、《校正三国史记》、《韩国历代小史》等朝鲜历史著作时,金泽荣积极向《史记》学习,践行司马迁的史学观,秉承"实录"精神进行撰写。     

韩信“谋反”真相再探

从互见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韩信的"谋反",我们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即韩信谋反之罪是刘邦、吕后忌惮其能的结果。从互见法的角度分析薄太后为周勃的"辩护"、彭越的冤案、萧何的遭遇等,可以证明韩信的清白。韩信谋反案在档案文书中早有记载,司马迁作为汉朝史官,只能按照"爰书"叙史,这其实是另一种意义的"实录"。对于韩信的悲惨遭遇,司马迁有自己的评判,司马迁通过多处互见法的灵活运用透露出了许多重要信息。     

司马迁的善因论述评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谈到治国之方,即如何对待人们追求欲望的满足或如何解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问题时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所谓"善者因之"的"因",就是顺应、听其自然的意思。司马迁认为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听任人们自己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而不要加以干预。司马迁的这一经济理论,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西方自斯密以来宏观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潮。因此,可以说,司马迁的宏观经济思想,特别是他的"善因论",正是我国古代宏观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滥息和最重要的代表。一战国时期,…     

也说“李广难封”的原因

<正> 西汉将领李广一生征战,抗击匈奴,使匈奴闻风丧胆,号为“汉飞将军”。然而这样一位名将却终身未能封侯赐爵,与此同时,与李广并肩血战沙场的“诸部校尉以下人等,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李广为此鸣不平,后人也深感同情,发出了“李广难封”的慨叹。对于“李广难封”的原因,李广自我解嘲,归结为命运。时人王朔从因果报应推论,以为李广杀死降羌八百人,故得恶报不能封侯。汉文帝非常赏识李广的军事技能,以为生非乱世.难展其才,甚为感慨地说:“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故后又有时势决定李广难封的论断。     

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兼及《史记》与《诗经》之关系

从史学与文学两个角考察,《史记》中充分地体现了司马迁的《诗经》观,《史记》与《诗经》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史学角度看,《史记》不少处借鉴利用了《诗经》,从文学角度看,《史记》又评论探究了《诗经》的诸多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典籍,探求《史记》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历象本要》名义考

《历象本要》非李光地所著 ,此书实取杨文言之书 ,经梅文鼎及其门生弟子订正而成。光地的著述不能简单地视为他本人思想的反映。     

《史记》徐广注研究

《史记》徐广注是目前所存最早的《史记》注本 ,记载了六朝时期的《史记》异本 ,对校正今本《史记》之讹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依据徐广注所列异文 ,证以其他先秦、两汉典籍 ,论述了六朝时期《史记》异本的特点 ,并考证了今本《史记》文字致讹的原因 ,为恢复《史记》原貌提供了一定的根据。     

《史记》文章风格——俊逸、郁勃略解

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对于《史记》的文章风格,历代学者多有评价、概括,笔者在对《史记》文学语言特征的细致分析基础上,提出《史记》的文章风格,当概括为:俊逸、郁勃。     

隋唐帝王边塞诗

帝王边塞诗多凯旋题材.隋、唐时期有三位君主创作了不少的边塞诗作.其中隋炀帝诗多耀武扬威之作,风格凌厉;唐太宗诗将乐观必胜的宏伟气度与悲壮的情怀融为一体,开创了唐边塞诗风;唐玄宗诗稳健明畅,表现了他开边黩武表面行为之下的深层思想.晚年的玄宗仍保持了一定的清醒,对于民族政策是开明的.唐朝能够战胜安史之乱,与此不无关系.     

从《高祖本纪》裴注看《史记集解》的特点与价值

裴骃《史记集解》是最早的《史记》注释之一,其特点和学术价值主要是:保存了早期不同版本中珍贵的《史记》异文和评注资料;展示了早期《史记》注解的特点,包括徐广所开创的以《史记》注《史记》的研究方法;裴氏以深邃的识见、精当可靠的征引,"增演徐氏"。     

一种范式的生成及可能——对《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的再考察

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一书,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脉络建构的历史节点之一。1930年代唯物史观社会史的输入和撰写潮流为文学史书写引入了眼光,《思潮论》以＂阶级性＂为主导,建构了文艺思潮和社会变动的双层互动结构,整合了文学史叙述。并以鲁迅和瞿秋白作为其叙述的支撑者。而对鲁迅的叙述,展示着这种文学史书写范式的可能和限界处。作为与所叙数次论争同时而异地的不在场史家,和源于生命体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李何林的书写位置影响了其书写风格——跳出人事纷争,单纯以＂言＂证＂言＂;大胆评述,以理论统摄刚刚逝去的史事,做一颇具现代性的明了纯粹的结构。而《思潮论》自出版后几经浮沉,及其被承继的特性,折射着此类范式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可能。     

试论《史记》人物传记对《水浒传》叙事的影响

本文从《史记》人物传记的历史叙事为中国叙事文学提供了叙事元模式这个理念出发,探讨了《史记》在叙事时序、叙事速度上对《水浒传》的影响,并认为《水浒传》继承和发展了《史记》人物传记中的单传、合传及附传三种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结构。     

《登科记考补正》新增进士史料辨析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一书增补进士时存在对徐松《登科记考》的史实错误未予纠正、解读墓志史料不够严谨以及仅以方志为史料依据确认进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登科记考》中遗留的一些进士身份真伪问题没有能够解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的错误。     

论《史记》中的战争场面描写

《史记》中的战争场面描写,五彩斑斓,雄浑大气。以史传与战争小说为参照,《史记》战争场面描写呈现出以下特征：峻洁简净,不枝不蔓;战斗描写,泄郁抒愤;自然描写,点到为止;小说倾向,实中有虚。《史记》战争场景之所以具有强大的震撼力,与司马迁敢于打破史家＂潜规则＂密切相关,也源自他对前代艺术经验的广泛汲取。司马迁叙战除了以史为鉴,还有要把曾经发生过的战争活灵活现地再现于笔端的自觉意识,描写英雄们酣畅淋漓的战场搏杀也是他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