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点格局分析和社会研究

空间因素长期以来在社会学研究中被忽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缺少适合于研究空间影响的研究方法。幸运的是,由于许多统计学家卓越的工作,在环境流行病学的研究中,空间点格局分析的方法日渐成熟起来。因为诸多社会学研究对象在一个较大的尺度上存在空间性的特点,所以我们认为可以借用这些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本文向社会学界介绍几种空间点格局分析中的经典方法。     

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

户籍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极具特色之处。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完备的户籍制度。户籍是封建国家管理人口、据以征调赋役的重要工具,也是导致封建小农经济得以长期存在的首要原因之一。     

流动人口的社会阶层、社会流动与未婚先孕——以上海市为例

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从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视角对影响流动人口未婚先孕的因素进行分析.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结果显示,育龄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与月均收入水平两因素的影响结果显著,受教育程度越高未婚先孕的比例越低,收入越高未婚先孕的比例越低.育龄妇女的户口对未婚先孕不产生显著性影响;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结果显示,育龄妇女婚姻的教育匹配与户口匹配对未婚先孕有着显著性影响,教育匹配的上向流动增加未婚先孕的比例,下向流动降低未婚先孕的比例.但户口匹配却显示出上向流动降低未婚先孕的比例,下向流动增加未婚先孕的比例.     

浅析新形势下实现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几个着力点

社会整合是执政党的重要职能。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遭遇着来自组织分化、利益主体多样化、意识形态多元化及民族关系摩擦等方面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应当明确利益整合的核心地位,着力构建社会整合的组织保障、政治保障、思想文化保障,正确处理执政党社会整合与社会组织自我整合的关系,建立健全社会整合的制度体系,更好地发挥其整合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整合体系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整合体系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行政整合功能不断趋于弱化,经济、法律整合功能日益增强;单位的整合功能不断减弱,社区的整合功能逐渐加强;国家的整合力量渐渐削弱,民间整合力量正在兴起。     

社会流动与流动者的关系网络

本研究通过对厦门市流入者的关系网络的实证考察,主要的发现是：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大于城市出身者,但是网络持续性较弱;流动距离对同乡关系产生正向影响;在关系网络的量以及同质性方面,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大于或强于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流入年数对亲戚关系以及网络持续性、职业同质性产生正向影响;教育年数的增加可以促进同事、同学、朋友关系的形成,并导致网络选择性、扩大性增强,网络持续性减弱;政治身份的向上流动可以导致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学、同乡关系增多,并导致网络同质性增强。这些发现说明,国外学者的先行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作者认为,这是由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形成的血缘、地缘意识被深深内化,以及城乡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流动的特性、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的不一致性等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导致的。     

宋元明清“富民社会”说论要

<正>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中,如果将宋元明清时的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可以称之为"富民社会"。自中唐特别是宋代"富民"阶层崛起以后,该阶层即构成经济社会的核心,成为社会的"中间层"、"稳定层"和"动力层",并对唐宋以来租佃契约关系主导地位的确立发展以及国家基层控制方式的转变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明清时期所形成的"士绅社会",实际上也是"富民"阶层崛起后追求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结果。     

传统时代江南的中层社会与乡村控制

在传统时代的江南地区 ,以地主、富户、乡绅、基层官宦等构成的中层社会是区域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但他们自身积聚财富和重构政治、经济影响力时 ,往往为儒家伦理所责备 ,尤其是在国家和民众都处危难时期 ,这种类似自身“保富”的行为将受到更多的谴责。本文以中层社会为考察中心 ,对其在传统时代来自各个层面的社会反应与正面影响 ,以及他们对于国家稳定、乡村控制所作的贡献 ,都进行了一定的剖析 ,指出 ,无论在传统时代还是在现代社会 ,发展中层社会都极利于地方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     

论社会流动对职工再就业的意义

本文从一个易于观察的、具有普遍性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流动破题 ,研究挖掘了职工下岗择业的社会动因。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造成了社会流动的不争事实 ,作为社会流动的外在表象的职工下岗择业也就因为流动的特性而具有了必然性、必要性、进步性和现实性。作者认为 ,一旦企业职工理解了下岗择业的历史必然性 ,就会形成稳固的心理承受力 ,从容面对下岗 ,积极重新择业 ,从而谅解企业的困境 ,减轻社会就业的压力 ,推动企业改革和再就业工程     

NGO参与流动儿童教育的功能和优势分析——以A社团流动儿童项目为例

随着人口不断涌入城市,一些流动人口聚集处出现了大规模的流动儿童。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处境奔走呼号,进行着政策上的倡导。但是NGO已经在以行动参与到流动儿童的教育当中,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在专业队伍方面NGO参与流动儿童教育都有着十分明显的优势。本文应用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对NGO参与流动儿童教育的功能和优势进行系统的分析。     

两宋科举与文学教育

宋代的教育,可以说是围绕着科举考试的教育,而宋代的科举考试,又是对宋代教育的考察和检验。科举与教育,在宋代重文抑武的国策和社会风气中展开,而文学教育就在＂人文性＂极强的科举制度下普及到宋代社会的各个层面。     

晚清科举中的矛盾现象及分析——谈科举考试的社会功能

1905年,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一百多年来,对于科举制度的研究中,西方学者以置身事外的身份和历史社会学的眼光看得更为深刻和系统。近年来,重新认识科举的呼声在壮大。本文将科举制度与晚清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着重阐述清代社会危机下的科举制度所呈现出的矛盾现象,并以此为分析对象,探讨清代社会结构的变动及科举制度在这种变动之中体现出的社会功能,即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中国,由人口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中,科举制度的存在成为缓和与转嫁这种危机的关键,发挥了强劲的社会调和的功能,进而使中国社会的稳定得到维持。     

传统社会晚期以丧妻不娶为特征的义夫旌表

最迟到元代末年,义夫旌表已经开始用于指代丧妻不娶的男性。今可考证的此类义夫旌表事例始见于明初。明代义夫旌表制度尚不完善,旌表具有随机性。清代道光《礼部则例》首次明确义夫旌格,但明清民间对义夫的理解一直很宽泛。清代义夫旌表比明代更趋于严格和成熟,而旌表对象则以士绅为主。     

就业市场中间人行为分析: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对劳动力市场上中间人行为进行分析,具体考察影响其分享就业信息、提供就业帮助和最终成功匹配的因素。研究表明,就业信息的分享体现了社会资本的“运作效用论”而非“地位效用论”。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中间人并不热衷于信息分享,而就业帮助体现了趋异性交往原则。中间人倾向于向教育水平低于自己的求职者提供实质性的就业帮助。此外,间接关系比单一的强关系或弱关系更能预测人情资源。教育水平较低和有迫切就业需求的劳动者对社会资本依赖较大。与女性相比,男性更依赖关系渠道。企业设立固定金额的推荐奖金可促进员工分享就业信息概率,但不影响成功匹配的概率。     

构建中国大学模式：文化选择的视角

文化精神是大学的灵魂,中国大学模式的构建是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历程中摆脱依附、寻求自主发展和独立发展的探索过程,体现出文化选择的时代特征。在建设高教强国的背景下提出建构中国大学模式的命题,表明了中国大学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重要作用。从文化选择的视角思考中国大学模式的构建,需要传承近代中国大学文化精神,立足中国模式,以文化包容的心态融合世界大学的共同精神,遵循世界大学发展的普适规律并形成中国大学的文化特色。     

论转型期我国政府信用体系的构建

政府信用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社会管理和服务活动中能够履行契约而取得的信任,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由于政府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及社会客观条件的影响,政府信用局部缺失的现象较为突出。为此,要不断强化信用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坚持依法行政,实行政务公开,加强政风建设,强化政府监督,努力构建一套完善的政府信用体系。     

参军：制度变迁下的社会分层与个体选择性流动

国家制度变迁不仅带来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也促使个体对流动机会做出主动选择,因此,地位获得模式不能仅考虑分层机制而忽略微观个体选择性流动的影响。基于CGSS2006数据,本文对参军问题的分析支持了这种观点。研究发现,参军作为政治忠诚的体现,对个体的回报在改革后有较大下降;不同时期参军地位获得模式体现着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和对参军回报审视后个体选择性流动的共同作用;当参军能带来较高回报时,参军资源在不同地位群体间体现出更大的不平等。〖JP2〗最后,在参军期间的地位获得上,由于权力的屏蔽效应,个体选择性流动使得此时的地位获得出现了与一般模式截然相反的趋势,即农村青年和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反而有更高的入党比例。〖JP〗     

职业流动的途径及其相关因素对上海市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职业流动”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对于这一现象,经济学家往往站在“理性人”的角度上,把劳动者解释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霍夫曼,1989:20),流动与否、采用何种途径流动以及相应的结果都是其理性决策的过程。在他们看来,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如果不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职位空缺需要有人去填补(White, 1970; Tuma & Hannan, 1984),就是因为劳动者预计流动后的收益大于不流动的收益(陆铭,2002:135 137)。但在社会学家看来,这些解释显然不够充分,因为他们发现职业流动中劳动者的行为往往混杂着对非经济目标的…     

Decoding the Miss Daisy Syndrome: An Examination of Subjective Responses to Mobility Change

The subjective responses associated with personal life space and mobility status were explored. Thirty individuals participated in focus groups based on self-rated disability status, current places visited, and availability. Qualitative analyses revealed that most participants equated personal mobility with driving a vehicle. Attitudes concerning mobility status and preparedness for change varied based on disability level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Fear of dependence from future mobility loss was prominent in all groups. Few participants acknowledged significant planning for future retirement from driving or other mobility challenges. An understanding of common attitudes, perceptions and meanings can inform professionals who intervene and support older adults experiencing mobility changes.     

On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Judicial Justice in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s a basic require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hat people can live and work in peace and enjoy long-term stability and order. Strengthening and innovating social governance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this is where judicial justice plays a unique role at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That is, judicial justice is the key to transforming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guarantee of a new-typ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guide to upgrading autonom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o achieve judicial justice, we must popularize the idea of the rule of law, improve judicial work style and innovate judicial institu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