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辨骚》篇的归属问题

牟世金同志的《(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一文发表后,笔者和其他同志曾著文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最近牟世金同志又发表了《关于(辨骚)篇的归属问题》一文,认为对他这篇文章的批评,“主要是对拙文中的‘总论’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集中在《辨骚》篇的归属上。”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有关批评文章,涉及到了牟世金同志那篇文章的全部主要论点。就本人那篇文章来说,虽只批评了他的关于“总论”的观点,但不只是讲《辨骚》篇的归属问题,更重要的是批评了他对“原道”、“宗经”及其相互关系的看     

是“现实”还是“幻影”?——答刘光裕同志

<正> 在本刊83年第二期上,笔者就刘光裕同志的《艺术形象和社会生活》等文(见《文史哲》82年第6期),提出了一点不同看法,旨在通过争鸣,把问题引向深入。紧接着,在本刊第三期、第四期上,相继发表了刘光裕等同志的《“幻影”与现实》等文,都是批评拙文的。对于这些批评,笔者提出以下不同看法。     

和唐弢同志商讨两个问题

一九七八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刊载了唐弢同志《谈“诗美”》这篇文章。本人对于美学是门外汉,的确没有发言的资格,不过在《谈“诗美”》这篇文章中,有两个问题,我不同意唐弢同志的意见,提出来和唐弢同志商讨。第一个问题:《谈“诗美”》说。记得过去读相传为沈约《四声谱》里所说的“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心里想:既辨四声,又主调节,大概真的是为赋诗作文而写的吧,但和歌唱的音韵难道就没有一点关系了吗?     

再说关于“超越”论之我见

我曾在1990年《求是》第6期上发表《关于“超越”论之我见》一文,对近些年来出现的“超越”论思潮提出批评。《人文杂志》同年第6期上,发表翁寒松同志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性”问题》一文,对我和其他同志对“超越”论提出的批评进行批评。翁文对我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我误解了高清海同志的“超越”说,不能在“超越”说的本来意义上去批评“超越”说,因而显得我是在跟风车进行战斗了;第二,我的整个批评,表明我仍然     

关于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与林子力同志商榷

<正> 《红旗》杂志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经济理论研究的若干方法问题》,作者是林子力同志。他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批评斯大林的所谓生产关系的“三分法”。他说:“斯大林明确地把所有制规定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并决定着其它两个方面。从而就使得所有制成为可以脱离生产、流通和分配而存在的独立的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把所有制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的归属。”“恰恰正是这个‘三分法’,是马克思生前批判过的形而上学”,并且“陷入了唯心主义”。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谈谈我对阿Q性格的一些理解——答复王若麟、陈育德两同志

《学术月刊》一九五九年二月号“关于阿Q‘革命性’问题及其他”一文!批评了我的“典型——阶级性与个性之辩证统一”一文中有关阿Q性格的部分。我觉得,它对我是有好处的,它促使我进一步思考有关阿Q性格的一些问题,但也有一些意见,因此写这篇文章,与王若麟、陈育德二同志商榷。首先是,王、陈二位同志歪曲了我的原文,我不得不把我那篇文章中的有关部     

文化进化学提要——有关人与文化的再度思考

牛龙菲同志曾在我刊发表了《关于人与文化的两点思考》一文。在此基础上,该同志更进一步研究探讨文化问题,撰写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该同志基于“人类进化是文化进化”的认识,提出了“文化进化学”的构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问题辨析

1978年王振德、侯成德同志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以下简称《起点》,引文不另注)一文中,主张以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的标志。这种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国内有关研究工作者的浓厚兴趣和热烈争鸣。1980年两位作者又发表了《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以下简称《再谈》,引文不另注),进一步阐发了他们的观点。为使讨论深入一步,仅就这两篇文章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与王振德、侯成德同志商榷。     

论封建特权主义与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董楚平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81年第1期登载了董楚平同志的《论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封建特权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实际是他《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的“姊妹篇”。两篇文章,一个宗旨,都把平均主义置于“罪徒”的地位,棰楚挞伐,责难有加。但是,旧式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的革命作用,决不是黑墨所能涂盖得了的;功过是非,也不是无法澄清的。本文仅就平均主义与封建特权主义问题与董文商榷。     

关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級观点的問題——与宁可同志商榷

一九六三年五月,林甘泉同志发表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一文,着重批评了有些同志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我们认为,这种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宁可同志不服气,接连写了两篇文章和林甘泉同志辯论。当     

“尺度”在哪里?——答李宁同志

李宁同志的《关键是探讨“暴露”的“尺度”》(教本刊一九八○年第五期)一文,批评了拙作《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观点。再三研读之后,颇感失望。不仅找不到新鲜引人的“尺度”究竟是指什么,而且对拙文的批评也似乎讲不出多少道理,因此,笔者愿意再申述自己的看法,就正于李宁同志。 一 《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意在探讨文艺在反映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在创作中实际存在着的歌颂与暴露的辩证关系,是一篇学习一九七九年获奖短     

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兼答高明振同志

高明振同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问题辨析》一文中指名批评我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和《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两文的论点。我们认为,“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讨论的继续必将有利于问题的早日解决。(一)《辨析》作者首先对我们的史学方法表示异议。评批我们对“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的概念没弄清楚,因而“极力回避世界大战与局部战争的区别”。他说,不“先给世界大战作一个固定的界说”,而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是违反“逻辑常识”的,于是他按照自己的史学方法,把人类有史以来的战争分为两大类,并分别作了明确的“界说”;“除了世界大战都是局部战争”;局     

三论法的共同性——兼答尤俊意、徐牧二同志

法的共同性问题,是法学基础理论体系中难度极大的课题。法学理论界“左”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人为地增大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笔者曾不嫌浅薄,先后发表了《法的共同性初探》、《法的阶级性、共同性再探索》两篇文章,对法的共同性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寻和思索。最近,拜读了尤俊意同志《对‘法的共同性’的几点质疑》(《政治与法律》1984年第5期)和徐牧同志《要正确分析法的本质——读〈法的共同性初探〉》(上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两篇文章,觉得     

对斯大林生产关系“三分法”的批评要实事求是——与孙冶方、林子力同志商榷

<正> 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给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下了一个如下的定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相互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近年来,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斯大林的上述定义也引起了众说纷纭的评论。本文仅就孙冶方同志:《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经济研究》1979年第8期)和林子力同志:(《经济理论研究的若干方法问题》(《红旗》1979年第12期)两篇文章中的若干观点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与两位同志商榷。     

为了前进,而不是倒退

<正> 恕我直言,当我读完刘波同志的那篇副题为“与刘光裕同志商榷”的文章(见《文史哲》八三年第二期),感到该文的有些说法是欠考虑的。如刘光裕同志的文章中对周扬同志早在1960年的一篇报告提出了一点异议,刘波就这样无端地判定:“所谓周扬同志攻击源泉说是机械唯物论就是这祥得出的。”我们看看刘光裕的原文:“五十年代末就开始有一种对源泉说的不满情绪,到一九六○年全国第三次文代会的一个报告中,明确地称源泉说为‘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和不是‘完全的唯物主义’,这个意思相当于机械唯物主义”。从这段话中怎见得他说过周扬同志“攻击”呢?“攻击”一词的特定意思不用我来解释,令人不解的是,“商榷”者怎么可以给别人无端地造出这样的     

关于认识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与皖春同志商榷

皖春同志在《安徽日报》上回答一个读者的问题时,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人在认识过程中,必然要犯错误;错误必然有两极;两极必然要转化;因此人的认识通过“左”右摇摆而达到正确,是客观规律。这个论点,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为了答复反对者的批评,皖春同志又写了—篇文章,题为《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在这篇文章中,皖春同志不仅肯定了原来的论点,而且还补充了一些新的论点,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范畴吗?

卓炯同志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再认识》一文中说:“剩余价值可以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范畴,而是扩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共有经济范畴。”(《学术研究》杂志1980年第五期)后来我们又读到他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1981年7月25日第4版)。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再一次明白地提出这个观点,但显然是这个观点的进一步论证。我想就卓炯同志在两篇文章中涉及的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二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问题

1978年底,我写了《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问题》一文(刊《江汉论坛》1979年第2期),对当时我所看到的国内外有关论著,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包括张怀瑾同志的两篇文章:《马克思关于艺术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是“过时”了吗?》(《文艺报》1959年第4期),《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石》(《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1期)。本文拟专就张怀瑾同志发表在1981年第4期《学术月刊》上的《再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兼答何国瑞、刘世钰诸同志》一文(以下引张的话未注出处者,均见此文),与张怀瑾同志商榷。     

关于“美的规律” 的认识及其“主体性”的质疑——也兼与向翔同志商榷

《河北学刊》今年第四期发表的严昭柱《论美的规律的客观性质——兼与向翔同志商榷》(下简称《论美》),对《再论美的存在和美的规律》(下简称《再论》)一文偏离唯物主义路线的观点和失误,进行了有理有据的中肯批评,读后受益匪浅.笔者同《再论》的作者对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美的规律”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与阐释,也存在着分歧,故本着“争鸣”精神,谨以此文就教于向翔等同志.     

再论“共同美”在哪里?

一九七八年《复旦学报》复刊号刊登了邱明正同志的《试论共同美》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艺术工作者和美学爱好者的兴趣。我在去年第一期《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与邱明正同志商榷的文章,题为《“共同美”在哪里?》。接着,去年第四期《复旦学报》发表了胡惠林同志和姜浪萍同志的两篇文章,对我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同时,我还收到了几封读者来信,都是与我商榷的。关于“共同美”的讨论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