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思想的源头论析

追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源头要从其理论基点——"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入手,而对此关系的探究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发端。当时的思想家尤其强调"正义"和"善"在统治合法性中的基础意义,这主要体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思想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追求的理想治国模式是哲学王成为统治者,在《政治家》中认为具有统治艺术的统治者优于法律之治,在《法律篇》中则提出法治优于人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所应追求的是"最高且最广善业",统治者"是否照顾公共利益"是评判政体的根本标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西塞罗认为"公民权利"并不是公民能从国家索取什么,而是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和奉献,国家是基于公民同意而形成的集合体,自然法是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也是一切权利和义务的源泉。     

政体与法治--重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按照统治者人数多少、统治者为谁服务和阶级三个标准,把政体分成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等两大类六小类十八个品种,认为这十八个品种的政体中的十四种都实行或可以实行法治,说明法治是治者的选择,是否实行法治决定于治者的态度,与采用何种政体无关,而影响治者态度的因素主要是治者的品德和对权力的制约.     

探寻法治的真谛--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再解读

法治思想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精华之一。在其预设的政体框架下,他所论证的法治优于人治、良法之治与普遍守法的结合、法律性质的好坏由政体来决定、对公民进行教育及维护法律的稳定性有利于公民守法习性的养成,以及法律权威的确立等法治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对当下我国法治建设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及其社会条件

<正> (一) 竖看历史,“人治”和“法治”作为有关治理国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则、方法、理论或思想主张,不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而非今人所始创的治国思想。古代,在西方便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间关于法治和人治的对立,在中国也有过体现这种思想对立的“儒法之争”。后来,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特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把人     

“以德治国”的源和流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对我们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以德治国”的源“以德治国”是对国内外治国传统，特别是对我国德治传统的批判继承。在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中外历史上都有不同见解，被史学家概括为“人治和法治”的争论。这种争论最早起源于我国的儒法之争，在西方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主张。无论是柏拉图关于哲学王统治还是中国古代贤人治国的“德治”思想，最终都导向人治；而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道”与“普遍服从”的法治思想与中国古代…     

人的非自足性与城邦、圣王之治的必要性——亚里士多德与荀子政治哲学比较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非自足而又追求自足是城邦存在的基础与发展动力,与此类似,荀子认为,人的非自足性是需要圣王之治的一个原因。亚里士多德的自足城邦需要以节制为前提,较易走向封闭,存在被其他城邦消灭的风险,具有宗教色彩。荀子主张的天下政体几乎没有宗教色彩,相对而言,不易走向封闭且被消灭的风险较小,其虽不追求自足,但更有可能实现经济上的自足。但亚里士多德可能会认为,此天下政体不但是不可行的,而且是不高贵的,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足政体。     

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至善”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高目的应该是至善,至善即最高的善,所指的是幸福。为了达到至善这个伦理目标,亚里士多德对作为他政治学的研究主体的公民和城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公民应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过着有德性的生活;城邦要建立公正的秩序,按照中道原则选择实施法治和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在他看来,公民和城邦只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政治学的最高目的才能实现。     

儒家道德精英主义评析

以孔孟为代表人物的儒家基于对历史上治国经验的总结、阐发，提出了一套道德精英治国理论。主张以精英集团治国，实行“德治”、“人治”，主张法律虚无主义，以此建立起一种牧民、使民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因此道德精英治国理论是一种不科学的、失败的理论，它导致了精英与大众的疏离，并塑造了中国百姓顺从、驯服的保守性格；它是我们在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在观念上的障碍，应当进行批判和清理。     

浅析两种法治思想之异同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所倡行的"任法而治",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是讨论法治时经常提到的两种法治主张,本文对其加以比较,借鉴合理成分,以利于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一部阐述当代中国公民认同的新作——读李冰《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中的公民认同研究》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公民的通常含义是参与政治和被统治的人。不同的政体有不同的公民,但在最优良的政体中,公民指的是为了依照德性的生活,有能力并愿意进行统治和被人统治的人。＂[1]这其实表明了公民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公民的德性与政治国家相关。公民应该是政治国家的参与者与拥护者,公民的责任就是维护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所以＂超越个人利益、抛开家务事、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先秦法家的"法治",虽然在字面上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别无二致,但从实质上来看,"以法治国"不但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与德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分析"以法治国"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从来都为人治主义所主宰,是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     

论法治的现代化与政治的民主化

纵观人类法治发展的历史,法治的现代化过程也是政治的民主化过程。现代法治的本质是政治民主,民主政治是现代法治的政法基础。法治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的民主化水平。我国的法治现代化与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一根本民主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于“三权分立”,但还不完善。关注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研究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德治是基础 法治是目标

通过对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内涵的分析可知,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是当下我们要追求的首要目标.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两者的关系,使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同时,要准确地理解德治与法治的含义,避免片面强调法治或德治.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     

我国程序法运行现状与程序优位理念重构

程序是现代法治的醒目标志和保障。没有完善的程序法及其良好运行 ,就没有法治。我国的程序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 ,因此 ,重构程序优位理念对依法治国 ,具有重要意义     

生成机理·科学内涵·实践导向: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维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其理论体系缔造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理性观念的凝练和理论认知的升华。科学理解这一思想，要坚持历史、理论和实践三维逻辑的有机统一。从生成机理来看，习近平法治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学思想的内核精要，汲取了中华法治文化的智慧养料，是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理路的深刻总结与创新发展。从科学内涵来看，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一个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全面依法治国”“如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为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政治方向、基本战略目标及重要保障力量。从实践导向来看，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回答全面依法治国现实课题;要坚持方法导向，运用哲学思维解决法治建设实际问题;要坚持目标导向，精准聚焦全面依法治国目标要旨;要坚持效果导向，确保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实际成效。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落实以德治国方略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是我国全面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深入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的重大举措。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对于贯彻落实以德治国方略 ,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学习邓小平法制思想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完善立法工作 ,建立健全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 ,开展法制教育 ,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它对于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没 ,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论建设"责任政府"

"责任政府"是指依法行政和依法承担责任的政府。建设"责任政府",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培育政府及其公务员树立"权责统一"的依法行政理念;健全和完善依法行政制度;强化行政监督。在当代中国,建设"责任政府"是建设法治政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