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法视阈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建构

软法研究的勃兴在于国家与社会之于公共治理学说的理论共识以及公共治理现实的实践探索。作为国家治理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治理与软法不仅在概念层面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而且在现实层面发生了有效互动：软法的灵活易变性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动态复杂性相协调、软法的整合功能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合作特性相契合、软法的认同性约束与城市社区治理的互动协商相配合。这对于城市社区治理机制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表现在健全规则供给机制、创新信息沟通机制、构建主体协同机制、建立协商对话机制、完善实施保障机制等方面。     

乡村振兴中的社区转型与治理研究——以Q市R镇为例

随着国家主导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量村庄在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实现了居住空间和生产空间的分离。从传统农村散居社区到新型村镇聚居社区,其空间特征、生产方式、居住形态、社区资本等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对如何治理新社区提出了挑战。本研究通过对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示范镇的实地调研,利用经济-政治-社会三权分治的分析框架对该社区的经济自治、行政(政治)自治、社会(群众)自治事项进行了主体权责划分和治理目标梳理。发现在本案例当中,在搬迁新社区的过渡时期,党组织领导下经济自治、行政自治和群众自治的组织基本建立,解决过渡时期社区经济权益、公共服务、社会自治组织形成等关键任务。但是社区搬迁完成之后依然出现影响社区持续发展的问题:经济自治主体的独立性以及能力建设严重不足;社区行政自治的主体定位和功能模糊,对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配给能力有限;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发展不足等。针对案例代表的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搬迁社区,本研究对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权分治多元协同的社区治理机制提出相关建议。     

农村软法与软法治理——基于对浙江省金华市W村的个案调查

软法治理已成为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路径。在社会转型时期,为能全面反映公民的多元诉求,需要广泛的民众参与以及互动的平等协商。基于对浙江省金华市W村的个案研究,结合对农村软法实施授权的阐释、农村软法资源和软法治理面临问题的现状分析,考量了村规民约、社会团体章程、村"两委"制度和党政机关文件等四大类的农村软法的治理实践。软法治理,弥补了硬法的不足,规范了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提升了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更有效地推动了村民自治和农村法治化的进程。     

中小城市社区治理现状研究———以芜湖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以中小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为对象,从芜湖市社区治理现状入手,分析目前中小城市社区治理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现为政府行政与社区自治缺乏良性互动、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角色定位模糊、社居委与各类组织之间存在关系悖论等问题。对城市基层组织做出制度分析,并提出在凸显基层政府服务功能、激发居民自治动力等新形势下中小城市社区治理的可操作性对策．进而探索中小城市基层管理新的体制,建立符合中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特色与规律的社区管理模式。     

近年来各地乡村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分析

乡村社区治理是村民自治的新发展,是政府管理职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结构的探索;是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乡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过程;工作重点是满足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需求;工作难点是各种主体间“权力”和“权利”的界定问题。无论如何,乡村社区治理没有统一模式,各地应当在实践中逐步探索、选择适合本地特点的“特色”路径。     

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

相对于硬法之治,软法之治更为注重协商与民主、对话与互动,在本质上同社区治理创新的理念相契合。将软法之治引入社区治理创新中需要培育多元主体共治合作、社区行政管理组织指导服务、社区治理主体民主协商等软法治理理念。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具有侧重反映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意志,制定形式多样、简易、灵活、高效,实施依靠“利益诱导-柔性惩罚”机制,制定程序具有更高程度的民主协商性等特征。社区治理创新中法治体系的构建需要从单一的硬法治理模式转向“软硬并举”的混合法治理模式。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组织引领村民参与社区治理路径研究——以清徐县杨村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此战略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新时代走好乡村振兴之路过程中,农民必须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本文以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杨村作为调查对象,借助实地研究方式,对该社区基层组织引领村民通过参与选取村民代表、发展集体经济、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村人口流失严重、村民较为保守的思想观念等因素制约着基层组织引领村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加强农村人才的培养、引领村民解放思想、树立新的发展理念等多重路径可凝聚村民形成治理共识。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以天津市HX园业主自治为例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自治是现代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持续提升其治理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对天津市X区HX园社区治理模式的分析,探讨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新模式——业主自治模式,并揭示其优劣,以期为我国其他城市正在探索中的社区治理及自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创新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该理论在主体认同感、协同整合性、信息化运用、公共服务终极目标等方面与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契合性.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制度自身缺乏整体性、主体间整体性协调不足、参与渠道不够畅通、整体性参与不足等问题.解决对策有:围绕“两委”以及“乡村”关系开展协调机制构建;围绕参与自治的信息化、参与主体多元化、主体参与激励构建整体性参与机制;围绕传统道德习俗、村规民约、“微自治”构建农村社区居民自治运行机制.     

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

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四维治理主体。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用以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制困境,进而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     

空间社会学视阈下易地搬迁社区治理路径——以湖北省巴东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脱贫攻坚重要政策之一,对成功实施精准扶贫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但由易地扶贫搬迁引起的物理空间、生产空间、社会关系空间及心灵空间的改变,打破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完善配套制度和治理政策。对湖北巴东的考察表明,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及其空间变化引发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邻里关系空间及心灵归属等问题,需要从社区治理创新视角,探寻重构物理空间、再造生产空间、重塑社会关系空间、建构心灵空间的社区治理路径。     

法治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不同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利益关系。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必须依法进行。有必要在进一步完善社区自治法律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起社区自治的民主决策机制。同时,采取各种途径与措施,开展法制教育,增强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     

软法治理的迷失与归位——对政府规制中软法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思考

经济发展和民生需求呼唤政府规制的转型,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政府规制中推行软法治理。软法治理逐渐获得社会各方利益主体的认可,因为其适应了政府规制现状和公众参与的诉求以及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尊重。软法治理的兴起值得弘扬,但前提在于对"软法"有着正确的认识,要从对形式软法的渴望转变为对实质软法的追求。因此从商谈立法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软法及软法治理的内涵。通过对我国行政司法实践的检索,我们发现被我国学界认同为"软法"的一些政府规制政策,实际上背离了软法的精神。而正确认识软法治理价值的前提在于对软法实质意义的尊重,即软法应该是以公共利益和社会整体福利为中心,在公众参与和协商民主基础上形成的政府规制的权力渊源。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渊源与趋向

在中国传统社会,乡村自治表现为依靠宗族、乡绅的自治;法治表现为礼法秩序;德治则指依靠"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进行的治理。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根源于悠长的历史传统而又与时俱进。但是,在当下某些区域的乡村治理中,还存在着自治深度不够、效率低下,法治贯彻不彻底、不完善,德治被放空、难以真正发挥其效用,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各行其是,没有形成体系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确立明确的道德标准,建立健全德治相关机制;继续加强法律的普及工作,依法行政、依法治村,提高民众的法制意识;结合道德、法律、习俗来完善乡规民约,规范民主选举程序,建立健全治理有效的自治、法治、德治机制。从而做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结合,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以陕南G社区为例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在实现居住空间变革的同时,也使原有的互助空间、社会交往空间、礼仪空间、心理文化空间、娱乐休闲空间走向瓦解,面临从乡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新型文化空间的构建遵循了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官治”治理和社群自下而上的内生型“自治”治理逻辑,一方面,作为外生型的行政治理机制的公共文化嵌入,通过公共文化设施的修建、文化资源的下乡、文化活动的开展实现社区文化共同体的重构,国家通过文化的柔性治理技术将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奠定了国家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内生型的自我治理机制的村落文化的延续,通过船桥会的延续、农民丰收节的开展等各种民俗节庆活动和自发的社交聚落,有效应对文化失调导致的个体化焦虑,通过增加集体记忆塑造社区共同体的情感能量,从而实现社区空间的文化治理。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唯有加强外生型他治与内生型自治的协同治理,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上下互动的和谐社区,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     

社会资本变迁视域下我国乡村有序治理探微

农村社会资本是乡村有序治理的重要因素,其结构及变迁对乡村治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即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1980年代后,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当前,应积极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依此实现乡村善治.譬如,推进民主法治社会建构、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村民自治实体性价值、培育现代专业化农村组织及提高农民现代公民意识等.     

农村新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并对基层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但当前农村新社区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官本位意识的不良影响、部分社区党组织功能弱化、部分社区自治流于形式、部分社区矛盾出现激化、行政执法存在利益化倾向等。针对创新农村新社区治理路径,提出提高村民自治意识、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健全社区自治体系、推动建立“五社联动”治理模式、不断完善执法机制的对策。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探讨

本文首先分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有关概念;其次以实现农村社会工作价值的实践场域、农村社会工作价值实现的本土进路探究出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路径;最后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措施,其中包括围绕“生计、生态、生力、生活、生命”五大方面;围绕“微治理”的现实进路等,以供参考。     

以软法深化周边跨界河流合作治理

如何使跨界河流成为周边合作的亮点,而非争议点,是考验中国周边治理能力的试金石。在合作共识已经形成,硬法建构短期难以实现的背景下,以软法为切入点,继续凝聚共识,深化互信,是可行的选择。一方面,将已有合作成果制度化、固定化,积累合作经验,巩固合作基石;另一方面,在合作理念的推动下,探讨新的、更深入的合作模式。最终形成一套整体性的周边跨界河流合作战略和策略。     

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研究——以新疆喀纳斯社区为例

从社区的角度出发,综合社区治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等相关理论,在梳理新疆喀纳斯旅游区的喀纳斯社区旅游发展历程和商业化表征的基础上,对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过程及成效进行分析,以探求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尝试寻找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研究发现,政府对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往往引起社区对政府的敌意或反抗,引起这种敌意或反抗的原因有三:一是缺乏事前治理,事后商业化治理不能弥合社区在治理前后的经济收益落差.二是缺乏有效的协商沟通机制,社区及主管部门的意见不能有效沟通.三是社区过度关注经济利益,旅游管理部门“管制”角色明显,社区治理难以形成公共利益基础和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政府介入配合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才能保证社区治理旅游商业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