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对于政府行政决策合法化来说至关重要。我国不乏适格主体作为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但它们之间的职责交叉重叠,缺乏明确分工,且实践中各类参与合法性审查的主体本身也存在固有的局限。总结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在合法性审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及存在的问题,契合我国目前的国家机构改革和相应配套制度的推行,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的选择可以尝试采取两步走:现阶段通过健全完善公职律师制度,明确由政府公职律师进行合法性审查;待条件成熟后,可设立专门的合法性审查委员会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     

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审查探析

建立有效的行政立法之合法性审查机制是解决日益严重的行政立法冲突的唯一途径。这种机制之正当性则渊源于正义论等原理和法制等原则。目前,世界上存在议会审查、司法审查和专门审查等三种合法性审查体制,就我国而言,建立全国人大领导下的专门审查机制具有较强的现实可行性。     

试论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合法性审查

本文试图从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合法性审查的必要性入手,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探讨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机关、审查的方式、审查的内容以及审查后处理,目的在于阐明：人民法院进一步强化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合法性审查,加强规范化管理,以推动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司法监督,进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审查探析

建立有效的行政立法之合法性审查机制是解决日益严重的行政立法冲突的唯一途径。这种机制之正当性则渊源于正义论等原理和法制等原则。目前,世界上存在议会审查、司法审查和专门审查等三种合法性审查体制,就我国而言,建立全国人大领导下的专门审查机制具有较强的现实可行性。     

论我国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

本文具体讨论了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原则以及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的现状、缺陷,针对这些现实问题,分析了各种不足产生的原因,对行政诉讼中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的规范、发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论民事诉讼中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民事诉讼中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适鉴于各类纠纷引起的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常常涉及到而且又存有难以回答的问题。因此,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主要理由有：（一）符合严肃执法的要求;（二）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三）符合司法便民的原则;（四）符合能动执法的需要;（五）符合司法效益的追求;（六）符合证据理论的趋向。其审查原则应为：（一）适度审查原则;（二）证据审查原则;（三）慎重审查原则     

论行政规范合法性审查的法学方法

行政规范合法性审查是指有权国家机关审查行政规范是否合法的活动,可分为合规则的审查、合原则的审查与合体系的审查三个阶段。基于各审查阶段的内容,可以选用相应的法学方法。合规则的审查需要采用文义解释等法解释学方法。合原则的审查,除了采取前述方法之外,还需要采用法原则识别法、法原则选择法以及法原则权衡法。合体系的审查则需综合运用前述方法重新审视、检查行政规范是否符合法体系的整体意义、脉络和精神。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探讨

抽象行政行为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重要行为之一。本文从界定抽象行政行为的内涵、特征为切入点,在阐述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并从制度构建的理论来源、现实存在备件角度,对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可行性结合我国国情作出了具体分析。最后,以确立司法审查的范围、程序启动人资格和启动方式为视角,阐述作者对建立此制度的构想。     

行政裁决司法审查刍议

行政裁决制度作为一项独具特色的解纷机制,在防范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具有很多优势。但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却呈现出日渐萎缩的趋势。作为其制度设计之一的司法审查在实践中更是面临诸多困境,因此,深入剖析行政裁决司法审查遭遇的困境,找出制约其发展的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之道,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裁决制度。     

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当改变原有的排除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规定,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中。法院应当享有对部分行政法规及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原告和第三人既可以在起诉时也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请求;法院在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应当奉行合法性审查原则、附带性审查原则和拒绝适用原则。     

论行政决策信息化的有效性

文章对三种行政决策理论进行信息化解读,提出行政决策就是在占有尽可能多的与决策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加工和再生产的过程,并借鉴通信系统中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方式,对行政决策系统中信息传递的有效性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     

论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

可接受性或者可接受性原则是法学或行政法学一个重要的内容,我国是近些年来随行政法治的进步才开始关注行政法的可接受性,尤其是行政程序法的酝酿制定过程中,行政行为或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更是受到普遍认同。实现行政决定可接受性的前提是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实现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是最能接近实质合理性的。应通过以下途径实现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正义理念的树立、合意观念的提倡、程序交涉的实现、行政解释的运用、说明理由的讨好。     

行政立法的经济正当性

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行政立法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对节约行政立法成本、提高行政立法效益具有重要意义。行政立法应当处理好自身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关系,重视机会成本、边际成本分析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分析。应当通过树立立法效益意识、健全立法机制、增强立法民主性等途径提高行政立法效益。只有收益大于成本的行政立法才具有经济合理性,而经济合理性是衡量行政立法正当性的重要标准之一。     

论行政体制改革与善治

善治是治理的发展,是政府和公民对公共行政事务的合作治理,其实质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还政于民;它表征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种宽容为本、合而不同、合而共生的互动共进关系。善治在向度认识和路径选择上为行政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力量,行政体制改革则从观念变革、制度创新两个层面对善治作出回应。     

论建立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意义和价值分析

确立和实施听证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推动中国宪政事业的发展,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行政听证制度的价值在于听证制度有利于保障程序公正、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认同和理解,提高行政决策的公信力、行政效率、行政质量。完善中国行政听证制度,应该提高认识,正确看待听证制度;切实发挥听证制度的作用,完善法制,规范听证制度,实现听证制度的法制化;加强对行政昕证结果的追踪处理,充分发挥行政听证的现实效能。     

论我国行政立法评估主体制度的完善

行政立法评估是我国改善行政立法质量的重要制度。评估是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的主客观相结合的过程,因此主体制度的完善对立法评估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各地实践中对立法评估主体的规定各不相同,且各主体权利、义务也未得到明确和保障,因此不利于我国行政立法评估制度目的的实现。只有明确各主体地位及其在评估程序中的权利、义务,才能体现该制度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并促进我国行政立法评估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虽然源远流长,但是一直未形成明确的,行之有效的运行体系。作为2000年以来颇为引起关注的一项制度,行政问责制是公共行政基本原理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权责一致的民主政治发展要求,也是改善中国政治环境和促进我国政治与国际化接轨的现实需要。特别是2008年以来,突发事件、公共事故频发的情况下,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是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迫切需求。但是,我国各级政府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存在诸多困境,急需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规范,并且完善配套制度。     

行政许可年检制度问题研究

我国行政许可年检制度存在着制度定位不统一、法律责任设定不统一、法律程序缺失、将年检异化为二次许可等问题。"行政检查说"制度定位下的行政许可年检制度在制度内涵层面上体现为一种开放性,在制度功能层面上体现为一种平衡性,在制度关系层面上体现为一种调适性,其更趋于符合行政许可监管制度价值。在科学合理定位行政许可年检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完善启动模式、信息确认程序、信息抄告程序等方式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年检程序,从而为行政许可年检权力有序运行提供规范模式。     

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及裁量基准科学体系建构研究

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文物行政执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有助于提高行政工作效率;而滥用自由裁量权,则导致权力寻租。规范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根据文物行政执法的实际情况,细化裁量权力,构建科学的裁量基准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控制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权的实施保障机制,促进文物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公正、合法、合理地运用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试论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行政指导制度

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行政指导制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转变行政管理模式从而实现政府新的职能,有利于提高社会综合效益。目前,我国的行政指导制度在立法与实际运用方面还不够完善。要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行政指导制度,就应该确立行政指导制度的基本原则,并抓好若干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