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与构建中国国际法治话语权

在世界日趋多极化、全球治理已成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难题有效途径的背景下,我国应该主动融入全球治理浪潮中,积极建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法治话语权,以维护本国应有利益,进而改善本土法治环境,实现中国与世界共赢。     

全球治理视域下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分析

话语权问题与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息息相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全球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球多边治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由于全球治理本身具有的集体主义和公共选择等特征，以话语权为主要文化标识的软实力如今也被纳入各国竞争的重要目标。长期以来，部分西方国家由于其不断积累的话语优势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势围剿，如何在国际社会提升中国声音的传播力度，如何向世界展示更加立体、真实的中国是当前亟须破解的一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相应地，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也得到了更多关注，中国话语权有了新的突破性发展。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目前我国话语权地位已经和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不容否认，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话语权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打好提升中国话语权的"争夺战"，基于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迫切需要从传承与延续、国际与国内角度思考全球治理与中国话语权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为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内生动力。目前，我国在对外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 "挨骂" "失语""失声"问题仍然存在，主要包括西方话语霸权打压中国话语空间；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依然存在；诋毁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不绝于耳等。针对这些问题，在全球治理视域下，立足话语评价视角加快提升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已经成为重中之重。展望未来，面对中国话语权所面临的风险挑战，为了让其他国家准确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在国内外的重要场合发声，实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转变，从我国国家治理理念、制度优势、能力及实践等方面汲取经验与智慧，探究话语权提升路径，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坚持把我国治理实践转化为话语权力；把我国治理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把我国制度自信转化为话语自信；把我国治理愿景转化为世界认同，充分展现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成效，理直气壮地参与塑造全球治理，让中国声音响彻世界。     

网络空间国际法治:中国的立场、主张和对策

近年来,国际法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网络空间国际法治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中国作为网络空间的核心利益攸关方之一,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法治,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主张,为网络空间国际法治作出了重要贡献。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的走向与我国未来的发展空间休戚相关。中国政府应更加深入地参与到网络空间国际对话和立法进程中,积极影响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和适用,充分反映自身的利益和主张,提升我国在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构建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提升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不仅有利于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地位,也是强化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深度参与角色日益显现,国际话语权持续增强,取得世界公认的成就,这是提升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现实机遇。增强综合国力,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广泛传播生态文明思想,增进国际话语认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合作,拓宽国际话语平台,是提升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基本路径。     

“后巴黎时代”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构建: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在"后巴黎时代"开启的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各国(集团)围绕《巴黎协定》中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核心目标展开的激烈博弈将引发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重新分配。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体现负责任大国担当,中国需要根据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内涵,认识和把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制度性、科学性和道义性三个维度构建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实现从参与者向引领者的重大转变,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气候机制和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中国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必须立足于自身实际,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以中国特色语言所表述的话语体系塑造相应的领导创设国际气候谈判议题、国际气候机制及其主要原则的能力,增强提供科学数据支撑的能力,以及向他国示范和援助的能力。     

习近平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方略分析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缺乏应有的国际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施政战略上采取了多种措施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大力反腐,为提升中国话语权塑造良好的政治形象;大国外交,秉承亲诚惠容的睦邻政策;“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国际经济话语权;积极参与世界治理,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升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国际话语权。     

“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话语

"一带一路"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向全球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更是中国话语权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其过程表现在:前提条件上,"一带一路"沿线和相关国家经济上对中国依赖度较高,为中国在规则上的话语权提供了经济基础;区域分工上,顺应产业沿"一带一路"向低发展梯度转移的趋势,中国在产业链上具有制高点主导优势;治理结构上,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由多边体系朝双边化区域化发展,"一带一路"为中国构建了新的"朋友圈";历史机遇上,中国倡导的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与欧美兴起的保守主义相互对比,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声音"越发洪亮和有吸引力;机制设计上,"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灵活高效的规则体系更适合各地区发展实际,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化之争的中国因应

标准化是实现全球互联互通以及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重要手段.随着网络安全标准化在国内与国际层面的双重推进,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制定话语权逐渐成为各国竞争的对象.当前,中国已将"参与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化"纳入国家战略,并实施"政府主导网络安全标准化"策略以提高参与竞争的能力.然而,中国在参与竞争的过程中仍面临着障碍: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网络安全标准制定的主导地位,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化机制过于依赖专家治理,以及我国在标准化进程中政府介入过多引发外界担忧.对此,中国的未来参与进路可采取措施有:推动形成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化法律体系,拓展我国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制定影响力的输出方式以及完善我国网络安全标准化的激励机制等.     

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

确立和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在世界民主体系中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增强国家软实力的要求,也是消除对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误读和误解、丰富和发展世界民主理论的需要;同时,不仅能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提供支撑,也能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确立和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有重要的基础,中国式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的一般性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中国式协商民主在与国际民主话语共通的基础上,还有特色鲜明的话语体系,它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影响、西方民主思想的历史影响和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根本影响综合作用下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进一步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需要构建系统的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优化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话语环境,加强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效能。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话语权的构建及路径

2017年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安理会分别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被首次写入联大安全领域,世界逐渐听到中国发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走进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未来必须通过坚定中国道路,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强化中国话语权的辐射力;增强中国实力,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提高中国话语权的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化交流,增强中国话语权的亲和力;传播中国声音,展现国家形象,扩大中国话语权的宣传力,更好地构建中国话语权体系。     

WTO法治和中国法治的砥砺与互动

在中国加人 WTO“满九晋十”之际,以法治的视角认真回顾与反思中国的得失具有重要的 意义。随着国家之间的高度依赖与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国际法治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抉择。作为国际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WTO法治是国际法治的典例。和普遍意义上的法治一样, WTO法治也具有价值性与工具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之间的差异。WTO法治具备普 遍意义上法治的共性,但又与国内法治存在差异。WTO争端解决机制是 WTO法治体系的主要支柱,其视 野中的一系列“归零法”案件的来龙去脉折射出 WTO法治的面相。然而 WTO法治亦有限度, WTO法治的 完善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对传统主权理论提出了挑战,故而有必要重塑主权概念。WTO法治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对中国法治进程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同时中国法治与 WTO法治之间相互砥砺并产生良性互 动亦非常重要:须积极利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把握契机对中国法治推力进行 整合。     

论实验主义法治——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一种方法论进路

实验主义治理思想是当前新兴的治理理论,具有若干突出优势,对当前中国法治实践和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倡导实践、实证、实验的研究方法,提出实验主义法治新构想,即从实验主义治理理论出发,重新理解中国法治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提供新思路。中国现代治理实践中已存在实验主义倾向,当前地方治理自主性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具备构建实验主义法治模式的条件。实验主义法治以实践为核心,从目的、结构和方法三个层面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实践。在目的上,以框架性目标取代理论独断;结构上,以网状结构突破层级体制;方法上,强调法治评估在实验主义框架中的核心位置,并促使其从绩效考核向路径实验转型。     

关于法治航天建设的再思考

法治航天建设是一项将各类航天活动规制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的系统工程,其实质是在航天领域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统筹推进航天立法、法律执行、法律监督及法治能力建设等各环节,更需要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理念,建设法治文化。加快推进法治航天建设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迫切需要,是打造中国航天事业升级版的内在要求。我国现行法治航天建设工作还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足、认识有待提升、航天管理体制改革有待深化等问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推进航天立法工作,将法治航天建设与航天管理体制深化改革进行有机结合,共同开创中国航天的法治时代。     

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的纠结与整合 ——兼及法治思维的实践转向

传统不是历史的文本,而是从过去发展到今天依然在控制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实践元素。现代性法治的谋划存在于一个包含着重要传统元素的实践语境中,传统元素中的精华与糟粕都是现代性法治谋划不可逃离的文化语境。传统在现代性法治追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的较量与博弈中,双方较量的结果并不是先定的,而是由实践中多种元素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的。正是在对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纠结与整合的考量中,法治思维实践转向的意义获得了明确的阐释。实践论的法治思维不仅体现了辩证法的实践智慧,同时强调了偶然性及事件思维在法治实践中的重要价值,这是架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法治理论的重要维度。     

从宪法变迁视角看法治的发展

清末立宪以来,中国宪政走过了百余年历程,产生了十多部宪法与宪法性文件,反映了中国走向宪政与法治的艰辛与曲折。当代中国由于实行不同于西方法治国家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法治的涵义也不完全与西方法治原则相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宪法变迁,对法治原则的体现又可分为法治的蒙昧时期、萌芽与发展时期和法治地位稳固确立与法治内容进一步发展时期。法治因素的成长与快速进步主要发生在第三阶段。今后一个时期宪法所反映的法治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公民权利的保障及宪法实施机制进步的层面上。     

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探讨

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整统一的格局。新时代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应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来捍卫和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规范化的区域治理,文化软实力是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基石,是边疆治理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组织化程度极低,精神文明建设不到位,法治文明程度普遍不高。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举措是:动员边疆地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加强边疆地区法治文化建设,推进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下,国际国内大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同步交织、相互影响。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法治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法治保障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维度,从国际秩序调整和全球治理完善的角度提出的重要命题,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这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佳选择,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一方面要运用法治方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另一方面要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国际法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 比较、比较法与法治实践

从个体人生和人类活动同为经历与试错过程这一人类学观察入手,可推导出比较法对于人类法治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就法律而言,不同族群的法律制度、组织、行为和观念等必然主要依赖并体现各自族群的经历与试错;比较法可以从他者的经历与试错中吸取经验教训,克服自身的局限,因而有助于促进人类活动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的发展进程,与美国实践主义等主流哲学思潮不谋而合。而在比较法学领域,部门比较法最能体现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这一重要特征,亟须得到构建和加强,从而实质性地推动法治的建立。我国法治实践也同样呈现出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的发展趋势,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兴起与使命正是推动法治中国实践的理性化。     

法治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化

主体重塑是全球治理浮现和发展的重要特征,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逐步转型为各具特点的全球治理机制是主体重塑的表现之一,但也引发了关于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的追问。全球治理宪法化这一理论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尝试,但仍有其局限性。全球治理宪法化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从法治的角度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及完善其合法性的努力。近年来关于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法治化进程的讨论展现了这一思考进程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