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媒体盗播体育赛事节目案件中的版权保护

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开始广泛参与体育赛事转播,一些网络组织未经授权盗播体育赛事节目,导致实践中纠纷频发。由于《著作权法》的立法缺陷,制约了权利人维权,也为司法审判带来了困难。针对体育赛事节目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在立法中拓宽广播组织权的主体范围与权利范围,赋予体育赛事节目"作品"地位是完善体育赛事节目版权保护的可行性路径。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法律性质探析

在著作权法语境下,划分广义"视听作品"应当采取较为严格的独创性标准.独创性的判断对象是思想的表达,其中内在表达体现独创性.在遵循节目制作的客观性和即时性的前提下,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内在表达受到拍摄素材的选择、组织和编辑的限制,节目制作者的个性化选择空间受限,难以投入较多独创性因素,内在表达难以达到著作权法语境下的独创性标准,应将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认定为录像制品.法律的滞后性导致部分常见侵权行为无法得到规制,应当扩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范围,拓宽广播电视组织者权的主体范围和规制范围,同时适当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补充保护.     

论连续画面的独创性认定标准——兼论体育赛事画面的法律属性

独创性是作品判断的核心要件,作品和制品的区分标准是独创性的有无,还是独创性的高低,争论颇多。前者是著作权法的直接规定,而后者是法律推论和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从独创性的本质来看,独创性是定性问题,而非定量问题,无关作品的价值。独创性的有无是作品和制品的区分标准,独创性的高低由作品中个性化表达的多少决定,影响作品的保护强度。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更多的是一种客观事实的记录,难谓具有独创性。对体育赛事画面录像制品的再创作可以产生独创性。应将体育赛事画面区分为不同客体,准确认定其法律属性,给予其合理公平的保护。     

对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法》保护的反思

民间文学艺术属于民族文化与民族传统,具有民族性、集体性、传承性等特点。因此,对它的法律保护模式也必须与这些特点相适应。目前学术界的主流是以《著作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但实际上这一保护模式与《著作权法》保护作品的形式以及鼓励创新的价值取向等都是相悖的。因此,应当在洛克劳动财产权以及利益平衡的理论基础上,出台专门的《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     

著作权法上的“署名”与“冒名”之辨

署名权是我国《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作者享有的一项精神权利,《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权”是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只有作者才享有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署名权旨在保护作者与其创作作品之间的人格联系。“冒名”旨在借用知名作者声誉,获取不正当的收益。被冒名者实际上并未创作作品,因此不具有作者的身份。因此在作品上冒他人之名并未侵犯他人“署名权”,而应认定侵犯他人“姓名权”,或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则予以规制。     

对“著作权保护作品的内容”观点的认识

一、问题的提出在论及“著作权客体”这一题目时,几乎所有的学者和教科书都明确地使用了“作品”这一词汇.比如复旦大学研究著作权法的梅慎实先生把“著作权客体”定义为:“由作者创作的,以某种客观形式表现思想和情感、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依法允许传播、出版的作品”.和学者提出的学理上的定义一样,《著作权法》也把“作品”视为著作权客体.所以,对于“著作权客体”这一问题普遍达到了共识.但是,进一步分析“作品”这一工作引起了人们的兴致:因为从《著作权法》和教科书中看,几乎没有对“作品”作一解剖,只是《著作权法》第三条中把作品分为文学作品,口述作品等九类,而未能对“作品”进行分解.     

论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适用空间

广播组织权是一系列权利的集合,既包括保护广播组织瞬时利益的转播权,也包括保护广播组织延时利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重播权.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并不统一,转播权的客体是广播信号,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客体是信号上的特定节目内容.该特定节目内容主要包括作品、录音录像和表演,《著作权法》早已规定了作品、录音录像和表演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著...     

试析人文关怀在《交换空间》栏目中的体现

研究指出,《交换空间》栏目策划人是本着“造福大众,服务大众”的宗旨来制作和设计这档节目。改版后的《交换空间》也紧紧围绕“人文关怀”,从节目定位等方面进行重新的调整。本文着重从节目定位、节目形式和节目主持人的人文意识三方面来分析《交换空间》栏目中的人文关怀。     

改编权侵权判定

作品改编权保护既涉及著作权人利益，也与他人再创作自由相关。我国著作权法对改编权的规定比较抽象，难以为改编权侵权判定提供明确指导。在具体案件中，法院先后采用了两种具有不同侧重点的判定方法，即侧重于对改编权进行文义解释和侧重于在后作品是否构成改编作品。为统一裁判标准，著作权立法应在借鉴域外立法和总结国内司法审判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在《著作权法》中规定改编作品及其构成条件来间接细化改编权侵权判定标准。这样，才能使我国改编作品保护制度更为系统，从而在具体规范层面更好地体现著作权法促进文化繁荣之立法宗旨。     

论录像制品

我国著作权法虽然颁布较晚，但保护水准较高，这是公认的。不过，也存在许多问题。将录像制品与电影作品分开保护，并由此产生的各种“制品”之间、“制品”与作品之间纷杂不清的关系，便是其中的一个。本文用比较的方法，对这一做法的利弊得失加以学理探讨，并得出录像制品不应被分割开来加以单独保护的结论。     

普通高校体育课程的社会化取向

体育与健康课程在课程的目标、内容、方法、组织、评价等方面受到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从这一意义上讲,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改革与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发展与需要。普通高校的体育教育应该更新观念,创新思维,对现有的高校体育教育模式进行改革,进一步拓宽体育课程的内涵,使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向健康与社会化方向发展,以适应面向未来的人才培养的需要。     

目的解释路径下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的效力认定

《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2条认定的是违法合同的效力问题。受“重公权,轻私权”立法思想的影响,我国最初立法时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原则性地规定违反法律的合同无效。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尊重私权自治,随后通过立法完善和司法解释进行修正,逐步缩小了法律对合同的限制,最终形成《〈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所确定的“二分法”。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争议。《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不应理解为“二分法”的延续,而是为确定合同效力提供了一个具有弹性空间的目的保留条款。认定合同效力时,应当对强制性规定进行目的解释,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按照不同情形进行具体认定。     

大学如何促进中小学教师专业化——以香港中文大学“大学与学校伙伴协作中心”的项目活动为例

香港中文大学"大学与学校伙伴协作中心"的项目活动,是大学促进中小学教师专业化的有效途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协作机构获得政府和民间的资助并吸引协作伙伴的参与,是其发挥作用的前提.为此,协作机构的工作人员应有良好专业素养和饱满的协作热情,合作项目设计应具有创造性和贴切性,协作服务应便利、专业和个性化,教育专业理论指导应与中小学"校本发展和自我完善"相结合.此外,协作机构和学校伙伴须定期组织一些大型活动,以便推展和交流经验,催生新项目,吸引新伙伴,使大学与中小学的协作可持续发展.     

试析证券行业慢走规则的法律责任

近年来，证券行业违规举牌的现象层出不穷，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难以得到切实保护，上市公司也因此常常暴露在被野蛮入侵的风险之下。《证券法》第86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13条、第14条虽然对慢走规则进行了规定，但由于我国目前关于慢走规则法律责任方面的立法存在缺失，导致该规定形同虚设，违规举牌行为屡禁不止，明确慢走规则的法律责任迫在眉睫。当前，我国立法领域可以借鉴域外国家的相关立法，通过对投资者违规增持的股份在一定期限内限制表决权、对违规者按照违规持有股份的一定比例处以罚款、对目标公司通过诉讼途径获取赔偿予以规范化等措施，进一步明确慢走规则的法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世俗化与商品化：女性体育娱乐节目的歧途与矫治

采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现代女性体育娱乐节目的世俗化和商品化倾向进行研究,认为我国体育娱乐节目过度追求感官刺激,在体育娱乐节目中把女性身体符号化、商品化。其动因在于社会文化规训下的角色期许、男权文化的影响,以及女性身体功用化。女性体育娱乐节目世俗化和商品化对我国受众和媒体公信度产生负面影响,矫治策略在于电视管理部门要加强制度管理,制定严格的体育娱乐节目播出标准,提高体育娱乐节目质量,做到有度有节。     

亚运会对广州体育场馆建设及经营管理的影响

广州亚运会体育场馆的建设应主要利用和改造现有的体育场馆,新建体育场馆和搭建简易体育场馆辅之。在投资上,以政府投入为主,通过土地置换、城市建设规划配套项目的开发权和经营权的发放等形式,把体育场馆的建设作为绑捆式投标项目向全社会公开招标,鼓励社会多渠道的资金投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体育场馆经营管理模式的建立要以管理体制改革为切入点,以体育场馆经营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以集约化经济为经营内容,以大型专业管理集团为管理实体,实现体育场馆的区域化和集约化综合经营管理。     

《国家监察法》留置措施探讨——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为切入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的出台反映了反腐倡廉将由党内党纪处理逐步迈向国家法律层面，表明了党中央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以及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决心，而监察法草案中规定的留置措施则是目前社会与学界争论的焦点。目前监察委改革已是势在必行，而留置措施的实施与完善还面临同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匹配与协调的问题，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利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留置措施是处理、保护公民相关基本权利与强化对监察机关的监督，防止改革过犹不及的一种可行手段。实施这一措施，既可维持现有监察改革局面不动摇，又可充分发挥其调查职权犯罪的作用，还能防止监察委对留置措施的滥用。     

比较法视野下的探望权制度——兼论我国探望权制度的完善

由于社会实况和传统差异，世界各国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各有不同，具体表现在探望权的性质、探望权人的范围、探望权的限制以及探望权的实现等方面。当前，我国《民法典》仍大致沿用现已废止的《婚姻法》中关于探望权的规定，随着社会发展已显得不合时宜。我国探望权制度改革，应当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置于首位，确立子女在探望中的主动地位。探望子女不能仅被认为是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权利，更应是一种义务。鉴于隔代探望运行中的难度和阻力，继续保持父母为探望权主体而不进一步扩大探望权主体范围是较为审慎的做法。在具体实务中，法院可从保障子女最佳利益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子女意愿、父母实际情况，对怠于探望子女的一方进行督促和教育，同时切忌滥用中止探望。     

江苏沿海地区体育旅游资源分析及开发策略

江苏沿海地区体育旅游资源丰富,人文历史沉淀丰厚,以国家级港口为主的都市体育旅游资源、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的休闲体育旅游资源、以名山森林为主的探险体育旅游资源、以现代化体育设施为主的健身观摩体育旅游资源,均亟待开发和利用。通过重点发展港口旅游、绿色旅游等休闲体育项目,创新营销手段,规范体育旅游市场,推出专项体育旅游产品,培养专业体育旅游人才等手段,既可以在加强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同时,拉动沿海经济发展,又能够实现江苏沿海体育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隐私权保护的民法转向与刑法因应

隐私权是重要的人格权,必须立法保护。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前,已经初步形成以部门法为核心的隐私权保障体系。《民法典》沿用《民法总则》的保护模式,将隐私权从名誉权中脱离出来,与个人信息权并列为独立一节。民法对隐私权保护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刑法的隐私权保护。在刑法中,隐私权的独立法益地位尚未呈现,涉及隐私权法益的保护采取依托于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等法益的间接保护,可能导致隐私权法益保护的不周延和错位。鉴于民法承认隐私权的独立地位和刑法隐私权间接保护的困境,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应着眼于风险控制。刑法需要探寻隐私权直接保护的新路径,以便构建我国隐私权全面保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