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校勘学家卢文(弓召)--论卢文(弓召)校勘学思想与方法

卢文弨,清乾嘉时代著名校勘学家,其一生几乎都在校书,他的多年的校勘实践,包含着丰富的校勘思想,即:分析致误规律,提高校勘质量.遵循校书之旨,恢复古书原貌.强调多闻阙疑,反对不知妄改.探求著书义例,考察旧刻格式.重视古籍旧本,而又决不盲从.集中众人校书,汇合众家之说等.在校勘中,卢文弨又运用了一系列精核的校勘方法,包括广罗众本,再三对校.重视他校,广征博引.寻求义例,以资校勘.运用小学,判定是非.以名物、史实、典制为校勘依据等.     

一代校勘学家卢文--论卢文校勘学思想与方法

卢文弨,清乾嘉时代著名校勘学家,其一生几乎都在校书,他的多年的校勘实践,包含着丰富的校勘思想,即分析致误规律,提高校勘质量.遵循校书之旨,恢复古书原貌.强调多闻阙疑,反对不知妄改.探求著书义例,考察旧刻格式.重视古籍旧本,而又决不盲从.集中众人校书,汇合众家之说等.在校勘中,卢文弨又运用了一系列精核的校勘方法,包括广罗众本,再三对校.重视他校,广征博引.寻求义例,以资校勘.运用小学,判定是非.以名物、史实、典制为校勘依据等.     

校勘学法则与杜诗填补

当编辑、治学问,总要碰上校勘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搞好校勘呢?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曾说,“综举校勘之法有四:曰对校,以祖本相对校也;曰本校,以本书前后互校也;曰他校,以他书校本书也;曰理校,不凭本而凭理也。”这四种方法,究竟以对校为最可靠,本校、他校次之,理校又次之。理校和对校相比,要自逊不如的很了。宋曾季貍《艇斋诗话》上说,杜诗“鹅费羲之墨,貂馀季子裘。”今草堂石本作“鹅贵羲之墨”。“贵”比“费”虽无义理。然草堂入石本,不应有误也。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陈从易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     

胡适《校勘学方法论》的再评价

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本来是1934年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中华重印本改名《校勘学释例》,以下简称《释例》)写的一篇序文。陈垣在1930年用故宫发现的《元典章》的元刻本对校沈家本刻本,后来又用诸本互校,校得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之处,凡一万二千余条,写成《元典章校补》六卷。接着陈氏又从一万二千余条错误中,挑出一千多条,各依其所以致误之由,分别类例,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这是现代校勘学上的一部杰作,为我们提供了校勘学的范例,也为我们指出了校勘学的最重要的方法论。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以下简称《校勘论》),就是在总结陈垣校勘实践的基础上对校勘学方法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校勘论》在1955年批判胡适的运动中,没有例外地也受到了批判,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赵俪生先生的一篇文章。该文批判胡适的考据方法和校勘方法。去年赵先生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写了《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一文,在对胡适的历史考证方法重新作出恰如其分评价的同时,对胡适的《校勘论》也作了新的评述,承认胡适在《水经注》的校勘上,“确确实实花了很老实、很大的力气”;承认他自己二十四年前,对胡适校勘方法论的某些论点“做了挖苦”,“是不合适的”。赵先生还由此“认识到在校勘工作中,一个字一个字地校,一句话一句话地对,一个本子一个本子的比,是无可选择的方法”。赵先生的这些意见话虽不多,含义却很深刻。可是如果作为对胡适《校勘论》的全面评价,那就很不够了。我以为给胡适《校勘论》以适当的肯定,这是对的,但必须同时看到它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对胡适的《校勘论》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下面谈我的一些看法。为了行文方便,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先谈它正确的方面,再谈它存在的问题。     

胡适与校勘学

胡适不仅在考证学方面成绩斐然 ,对考证学的分支校勘学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他因承了清代朴学家有关校勘的要义 ,对中国校勘学的发展作了一次总结 ,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认为中国校勘学起源很早 ;发现错误、改正错误、证明所改不误是校勘学的基本方法 ;排比异同各本 ,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读法是校勘的最好方法。《水经注》的校勘研究是胡适的“象牙之塔     

《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的校勘学成就

《新校订六家注文选》填补了此前海内外没有《六家文选》点校本的空白,为古籍整理界增添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新成果。它在古籍整理方面至少有三大特色:一是底本选择恰当,校本精挑细选。该书整理者选择以奎章阁本为底本进行校勘整理,体现了对《文选》历代各种版本源流的仔细梳理和成功把握,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最早的五臣、李善合刻本的六家注《文选》。二是校勘审慎。该书广泛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在校勘中努力避免主观臆断,凡校勘之处,有版本依据则据版本改正,否则整理者仅在校勘记中提出疑问,不轻易改动原文。三是体例编排合理。这主要体现在校理者对奎章阁本体例的合理继承和创新。     

校勘史之辩证发展

古时校书,也称校雠,后又称校勘。“勘”字本有核对、查问的意思,和“校”字连成“校勘”一词,初见于《北史·崔光传》:“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国、刘燮等校勘石经”。以后唐的韩愈,宋的欧阳修等文学大家也都用到了这个词(韩称“点勘”。《秋怀》诗:“不为觑文字,丹铅事点勘”)。于是“校勘”这个词也就用来代称校书或校雠了。及至校书成了一门学问后,学者便以“校勘学”名之。     

王氏父子的校勘学:思想、方法和成就

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校注群书,成就最为卓著,识见之精,叹为观止。其校勘思想和方法可谓集校勘学之大成。王氏父子对校勘规律的总结,给后人研究、整理古籍以启迪和借鉴。     

说一件佉卢文离婚契

从新近调查得到的一件佉卢文离婚契约的格式、内容等可窥见3～4世纪之精绝及鄯善所实行的婚姻法及离婚问题。财产关系处置和女方在离婚中所具有的主动地位为其明显特征,这一点与敦煌“放妻书”所反映的婚姻文化有很大差异,但与中亚粟特地区有某种相似性。     

杨铁夫与梦窗词校勘

杨铁夫致力于梦窗词校勘,校字误,校衍文,校脱字,补阙文,校倒文,校词律,既吸收了朱祖谋等人的校勘成果,又多有创获.其校勘解决了前贤留下的不少疑惑,将理校法予以恰当发挥,依律而不拘律,融合校勘与考证,拓宽了词籍校勘空间.杨铁夫的校勘丰富了词籍校勘之学,为梦窗词研究提供了又一基础性文献范本.     

清代《文选》校勘述略

清代《文选》校勘可分初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而以中期成就最高。清代的《文选》校勘方法多样,或重视保存古本原貌、坚持版本对校,或综合各种校勘成果、旁证众多文献,或精于小学、深于考证。特别是清代学者已经逐渐认识到《文选》在传抄版刻过程中产生的羼乱问题,并试图通过总结李善注义例、详辨《文选》删削合并的痕迹,以恢复李善注原貌,在《文选》校勘史上尤为可贵。清代《文选》校勘的缺失一方面是学者所见版本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对《文选》文献流传的特征缺乏深入的认识,其校勘或局限于个别字句,拘泥于细枝末叶。     

数典溯原 核其旨归——读《孙子会笺》

杨炳安同志的《孙子会笺》一书,已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我国古代军事经典著作的又一新成果。 《孙子会笺》是杨炳安同志几十年来研究孙子学的结晶。早年他每读《孙子》时,就发现其文字鲁鱼亥豕,歧异殊多。古近学人,虽有所諟正,然限于诸多条件,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所以,他于五十年代末,在著名史学家翦伯赞、齐思和,陈乃乾诸先生的鼓励指导下,对《孙子》的文字进行了校勘,而有《孙子集校》之作,一九五九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全国解放后第一部集中校勘孙子十三篇文字的书。但是,《孙子集校》是只校文字,未解本义。随着作者对《孙子》研究的深入,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出土,发现历来研究《孙子》见仁     

王若虚校勘方法论析

王若虚是金代著名经学家,其著作《滹南遗老集》蕴含了其在文献整理上的成就。在校勘上,其校勘方法科学丰富,涵括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诸校法。尤其是理校,王若虚对此应用极为熟练,方式多样。其中据语法校勘是其理校的特点,使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人。这一方面归功于他治学态度的严谨,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其先进的学术理念。其校勘实践对今后的校勘工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王国维与《水经注校》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史上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古籍的校勘注疏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经他校勘的古代典籍达一百九十余种之多,其中《水经注》用力最深。由于他长期致力于《水经注》的研究和校勘,撰有《宋刊水经注残本跋》、《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跋》、《明钞本水经注跋》、《朱谋玮水经注笺跋》、《孙潜夫校水经注残本跋》、《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等文章,掌握了《水经注》中很多详实的古史地资料,所以在考释散氏盘等古器物、古地理和研究殷周秦汉历代古史、特别是他晚年研究西北史地、蒙古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国内外学术界有深刻的影响。兹就王国维校勘《水经注》和所撰《水经注校》的情况,综述如下。     

《左氏会笺》的校勘特点

日人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是关于<左传>整理和注释的重要著作.它对<左传>整理的贡献首先体现在校勘上,其校勘特点主要从校勘方式和校勘方法两个方面显示出来.<左氏会笺>在校勘方式上可以归纳为存真求善、做校异、订讹误三种;在校勘方法上则可总结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几种.通过对<左氏会笺>校勘方式、方法的举例分析,并展现<左氏会笺>的校勘情况,说明其校勘不仅使<左传>的古钞本更臻于完善、精粹,而且丰富了校勘学的释例.     

《船山全书》编校札记(十)

<正> 《诗经稗疏》版本亦多,计邵阳曾氏藏旧抄本一,四厍本一,守遗经书屋《船山遗书》本、金陵节署《船山遗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太平洋书店《船山遗书》本等印本凡四。又有顾千里所校之浙江吴氏拜经楼传抄本,原系自四库抄出,其异文经王孝鱼记载于其金陵本点校稿中;王氏点校稿经中华书局转让与本书编委会使用,遂亦得窥知顾氏校勘之大略。     

和田博物馆藏源于龟兹国的一件佉卢文木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博物馆所藏的一件佉卢文/犍陀罗语的木牍来自龟兹古国。木牍由三块木板组成。核心木牍部分未开封,文中所提供的转写、译文、注释以及词汇表,仅仅涉及外部可视文字。此木牍产生于公元3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木牍的持有者是尼雅出土佉卢文书中多次见到的人物,即萨迦牟云(Sagamoi),他曾经从鄯善逃往龟兹国,几年后又回到鄯善。尽管本件木牍的内容未能彻底破解,但它的重要性依然无可争议,这是迄今为止来自龟兹地区最早的世俗文献,涉及到龟兹古国的国王Pitrr·bhakta,特别是为鄯善国的佉卢文称谓Nuava提供了原始证据。     

孙诒让《札迻》之校勘学研究

在晚清的学术舞台上,孙诒让可以说是荟萃前贤,雄视当代,他与俞樾、黄以周被称为晚清浙江三先生,然以学术成就而论,俞、黄显然不能与孙氏相颉颃,所以章炳麟称赞孙诒让是“三百年绝等双”的学术巨人。孙诒让一生校书近百种,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和《札迻》。俞樾《札迻序》谓:孙诒让“其好治间事盖有甚于余     

陈祥道《论语全解》的解经特色

陈祥道《论语全解》是现存最早以义理训解为主、完整解说《论语》的著作,也是宋代荆公新学派《论语》学的集成性作品,是《论语》学转向＂宋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陈祥道以通经明义为宗旨,以文字训诂为手段,融通全经,又博采群书,连类引伸,多有益于义训。他学承王安石,长于＂三礼＂,精通老、庄,以礼制诠释《论语》,又援老、庄之说以论义,排斥旧说,造为新义,特色鲜明。     

评《风俗通义校释》

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是研究汉代风习以及乐器的重要资料,然历代弥远,字句多有讹误舛错,虽经清代四库全书和学者卢文弨、孙诒让、朱筠等人的校勘整理,略可讽诵,但四库馆臣或有臆改,私家校勘,亦未尽善,是以《风俗通义》行世者至今缺乏较好的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