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铁路沿线乡村地区人口的社会流动(1905—1937)

铁路所具有的近代企业和交通工具这一双重属性既为乡村地区带来了大规模的近代企业,又为农矿产品的大规模流动创造了条件,由此促进了沿线乡村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了铁路沿线乡村地区人口的地理空间流动和职业变动。同时,乡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也影响着乡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和社会结构变动。产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动和人口社会流动的相互作用,进而又推动了铁路沿线地区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在此过程中,部分乡村地区居民逐渐向近代产业工人或工商业者转变,由村庄居民转变为市镇居民以至城市居民,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自身的现代化。铁路由此成为影响沿线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之一。     

论铁路在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体系中的支撑作用

该文考察了在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体系中作为重要交通工具的铁路的重要作用。工业革命是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体系建立的第一步,工业革命不仅要有原始资本积累所准备的技术条件和自由劳动力,而且必须具备严格意义上的交通条件,而铁路是优先考虑的交通工具。工业革命为铁路建设准备了条件,铁路又是工业革命完成的重要标志,铁路的发展、改进有赖于工业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体系的建立也离不开铁路。从某种意义上说,铁路是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动脉,没有铁路就没有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     

近代铁路通行对中原城镇格局变动的影响

近代铁路兴建之前,驿运和水运在中原地区交通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一批转运型商埠重镇随之在水陆交通枢纽之地兴起。近代铁路通行之后,对中原地区以驿运和水运为特征的交通运输产生严重的冲击,使该地区的区际货物流动和人员往来等活动,逐渐聚集至铁路沿线的郑州、漯河、新乡、许昌等新兴城镇。赊旗镇、周家口、朱仙镇、道口镇等转运型商镇,在经济地位、商业规模、居住人口等方面均呈现出缓慢发展或衰退状态。     

近代交通进步的社会文化效应对国人生活的影响

传统交通工具靠人力、畜力等自然力,效能低下并具有等级制色彩。19世纪中叶开口通商以后,半机械化的西式马车、人力车、自行车,以及机械化的轮船、火车、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相继传入并逐步发展,到清末民初时期交通工具的新旧交替在全中国快速展开,新式交通工具成为全国城市及长途交通的主导。这种交通工具的革命产生了多方面的社会文化效应:人们的出行更加快捷、舒适、方便,对人们认识并接受近代工业科技起到了一定的启蒙和先导作用;人们的出行频率更高,人数更多,社会流动增大,扩大了公共活动空间,促进了公共活动,为近代公民社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人们的出行方式商业化程度大增,因而也更趋于平等化、大众化,以往的等级色彩趋于淡化,促进了人们的平等意识;交通工具发展的不平衡也拉大了城乡出行方式的差别,形成城乡新旧二元化的出行方式及城乡人眼界和观念的差别。     

李鸿章与中国早期铁路

李鸿章做为晚清政府重臣，清末倡办洋务运动和最早主张兴建铁路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已有不少论述，在此不论。本文试就当中国酝酿兴建铁路，中国大地第一条铁路的出现，中国人兴建第一条铁路时期，李鸿章的思想认识发展变化轨迹，略谈几点看法。一铁路知识...     

川中蛟龙腾飞时

<正> 龙川县总面积3089平方公里、人口76.1万、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32.7万人,随着正在动工兴建的广梅汕铁路与规划兴建的全国南北第2条大动脉京九铁路在该县交叉接轨,该县不久将成为福建漳厦地区,江西赣南地区,广东潮汕、梅州、惠州、广州、深圳、珠海,直至香港九龙的结合部,成为重要交通枢纽和广东独有的中转站.     

高速铁路对京津冀经济圈要素流动的影响

高速铁路兴建后,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旅途时间的缩短,劳动力要素在京津冀区域间的流动更加频繁,区域间产业的转移使得资本要素呈现出流动性.便捷的交通促进了区域间人才和技术的交流、合作,为信息资源的共享以及信息的通畅流动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客、货运输的逐步分离,既有铁路货运能力的提升将加快区域间物流业的发展,加速区域物流系统的形成,促进京津冀经济圈的共同繁荣.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及改革研究——基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及人口城市化视角的分析

土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在不同阶段作用的变化表明,土地制度变革虽然对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至目前,由于对土地潜在价值预期的不断升高及土地资产功能的强化,使得流动者对土地的依恋情节高涨,又成为阻碍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且这一因素与阻碍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两个基本原因,即城市户籍制度排斥和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缺失紧密相关。在当前户籍制度韧性极强的情况下,可通过赋予农民永久土地使用权,促进土地权利市场交易的制度变革,解除土地制度对城市社会的屏蔽,实现土地财富向资本财富的转换,同时也可为农村人口、包括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论李鸿章修筑铁路的思想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加深,当他们提出要在中国修筑铁路的要求之时,李鸿章竭力阻止洋人在中国兴建铁路,以防他们通过兴建铁路攫取更多更大的特权和利益。后来随着他与西方国家接触的增加,更由于洋务运动的发展,对铁路的认识也逐渐深刻,转化为积极上书清廷,逐一论述对铁路的认识,充分阐述修筑铁路的诸多好处,主张由中国人自己修筑铁路;而面对修筑铁路所需的巨大经费问题,李鸿章明确提出要举借外债,但在举借外债时必须遵守三条原则,并身体力行,为铁路的修筑奔走呼吁不遗余力,努力实践,从而逐渐形成了李鸿章对铁路和修筑铁路的较为完整的思想。     

青年人口的职业流动与社会动员

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急剧转型之中。与职业流动相结合的青年人口流动对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青年人口的流动有着较为明显的失衡特征。本文认为,社会动员作为一种组合协调机制,可以在个体理性和社会发展的矛盾中,在现有的社会结构框架内,为探求青年人口职业流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平衡点发挥积极作用。     

试论晚清的商办铁路政策

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修筑铁路,其铁路政策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官办与商办之间摇摆。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中止了商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民初交通部的官营与民营政策评析——以铁路为视点

民初我国官营铁路与民营铁路的命运截然相反,即官营铁路发展效益良好,而民营铁路则弊窦丛生,腐败、内争不休等问题接连不断,仅能维持惨淡经营的局面。此中因由,与交通部倡官营而抑民营的铁路政策有极大之关系。交通部一直将官营与民营铁路看成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为了给国有铁路赢得最大的生存空间,始终打压民营铁路。其实,就铁路事业而言,官营与民营都只是实现有效管理的一种手段,二者各有其长,如果能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将对双方都有好处。官营与民营并行互补,才是当时交通部最为明智的选择,惟有此才能实现政府与民众的双赢,使中国铁路走向真正的独立与繁荣。对此,学界的认识由过去的一味否定变而为较为充分的肯定,仍然未能跳出二元对应模式的巢臼,乃学术的不成熟所致。     

高铁开通对安徽省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高速铁路的出现,加速了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新分配,对于县域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以安徽省县域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03—2020年安徽省58个县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高铁开通对安徽省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在整体上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高铁开通对人口大县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口小县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劳动力的流失减小了高铁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最后根据结论对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以及未来的高铁规划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助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正太铁路与阳泉城市的崛起（1907-1937）

20世纪初叶,山西近代铁路建设发端。1907年正太铁路全线通车,这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便捷的铁路交通运输条件刺激了阳泉煤炭资源的开发,由此带动了阳泉的冶铁业、商业、金融、邮政和教育的发展。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阳泉逐步取代了平定而成为山西东部的工业重镇。     

19世纪美国的铁路与农业现代化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农业在铁路建设的推动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铁路建设引领农业用地不断向西部扩展,从而使农业发展在广度上不断取得进步。铁路的推动作用还表现在它将农业发展从水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改变了农业发展的空间结构,使更多的廉价农业资源得到利用,并在客观上促进了农业地区专业化的水平。此外,农民对铁路的不满情绪,则源自铁路改变了农产品市场的空间结构,使农民在短时间内无法适应新的市场形势,从而使农场经营陷入困境。     

近代胶济铁路筹款赎路运动述论

一战爆发后,日本侵占青岛,将胶济铁路纳入直接统治之下长达八年之久。为收回该路,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同日本进行了艰难的交涉,最终确定了"债券赎路"的方案。为筹集赎路所需的巨额赎金,中国政府先是计划将胶济铁路付诸民办,即由国民筹款赎回该路,收回后归民办,永属民业。政府为此设立筹款机关,并制定了较为缜密的招股、储金简章,社会各界也积极响应,但由于种种原因,胶济铁路民办的尝试最终失败。之后,胶济铁路本身的收入就成了筹集赎路款项的唯一来源。胶济铁路筹款赎路运动并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近代中国具"文明排外"特点的赎路情结的表现。     

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与辛亥革命——以四川保路运动为例

社会动员对于任何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这次革命的爆发与社会动员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作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够从文明争路发展为武装起义,除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外,更与成功的社会动员有着密切的关系。四川保路运动社会动员与历史上传统的社会动员既有继承关系,但更主要的是还体现了时代的创新性,这是一种在现代化背景下所开展的社会动员,其领导者、动员方式、动员内容都有着根本的区别,不仅效果显著,而且对其后的各种社会动员都产生了示范作用。     

Does residential mobility improve educational outcomes? Evidence from the Netherland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on educational outcomes. By considering a large Dutch city with substantial internal residential mobility, we examine how residential mobility influences the decision of students to drop out of school. The paper exploits a rich administrative dataset with extensive information on educational, individual, family, housing and moving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It combines a matching design with a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such that the evaluation draws on a well-comparable control group for the treated students. Accounting for individual, family, educational, neighborhood and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for school and year fixed effects, we observe that residential mobility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school dropout in the first few years after moving. The estimated effect changes, however, to a lower risk of early school leaving after an initial period, and then changes again to a higher risk after 6 years. This effect remains, regardless the level of education the students attended, or whether the student moves to a better or a worse neighborhood.     

论云南绅士与清末收回铁路利权运动

清末,全国各地掀起了收回铁路利权运动,各地纷纷组建铁路公司。滇省绅士也应时而起,创建了滇蜀滇路公司,试图通过滇省自己的力量来修筑铁路。公司建立后,他们苦心经营、举步维艰,终因迈不出资金短缺,技术人才匮乏这两道坎而偃旗息鼓。与此同时,与英国争路权的斗争,经过绅士的努力取得了胜利,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在是否赎回滇越铁路之议中,铁路公司的绅士也较留日学生表现得更为理性和客观。     

从反帝到反清:由浙路运动看辛亥革命之社会基础

1905年以美国要求承办浙赣铁路为契机,浙江绅商申请浙路商办,奉旨奏准.浙路完全商办和1898年清政府与英国所订立的苏杭甬铁路草合同相冲突,为了保护路权、主权和自身利益,浙江绅民掀起了长达六年的保路运动.由废约纠葛而始的反帝斗争,继而发展为集股拒款、反侵略同反卖国斗争交织在一起的风潮,最终以反罢汤运动、与清政府公开对抗并取得胜利而告终.在保路运动过程中,地方和中央的矛盾不断升级,斗争矛头最终由反帝转向反清.在浙江保路运动过程中,绅商民各阶层参与不断扩大化,加大了各阶层与清政府的离心力.浙江保路运动成为决定辛亥革命人心向背的重要因素,最终为浙江的辛亥革命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