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西湖见一贤——论林逋隐逸的环境

林逋选择风光秀丽的孤山作为隐居处,既足以隔离尘世作隐士,又离红尘不远,从而不会寂寞得隐不下去,这为他做一个真隐士打下了坚实基础。孤山的特殊环境为林逋取得辉煌的隐逸成就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孤山的秀丽景色与城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人们对林逋隐逸的评判。林逋也为孤山打上了深深的人文烙印,贴上了醒目的精神标签。林逋与孤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是人与环境相得益彰的代表。     

林逋与丁卯诗风

林逋与许浑皆好佛学,崇陶诗。相近的思想性情使林逋与许浑诗作有趋同倾向。林逋对许浑诗歌的接受表现为两点,一是在字词的选择上承袭许浑;二是诗风同宗平淡闲适,在艺术上相近却不相犯。     

数年闲作园林主——论林逋在孤山的园林实践

林逋在孤山隐居时种梅养鹤、造园修池、建阁筑亭,进行过各种园林实践活动,为隐居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林逋是历史上栽花种树最出色的一个人,也是放养园林动物最有名的一个人。他所建造的山阁成为西湖最著名的景观之一,其本人因为在孤山的园林成就而成为西湖山水精华——孤山的灵魂。无论从事什么园林实践,林逋总是赋予其成果以最大的文化价值。古往今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像林逋这样在园林诸方面取得如此高的成就。     

宋人咏梅诗的三种境界

分析了宋人林逋、苏轼和陆游咏梅诗的三种境界──林逋-清高绝尘；苏轼-坚贞不屈；陆游-忧国忧民。     

千载林逋传胜迹——论林逋的遗迹景观

林逋在孤山隐居时种梅养鹤,建阁筑亭,治园造池,为后世留下了极具人文价值的遗迹景观。历代寻访林逋故居、巢居阁、孤山梅花的人络绎不绝,在赏景得到愉悦的同时,更是产生无尽的感悟。“西湖处士家”成为故国的象征,巢居阁则成为精神上的避世之所。林逋生前所植的梅林经历代补植,一直以孤高傲世的姿态,传载着先贤的高风亮节,给世人以感官上的享受与精神上的启迪。     

自然本真 适意人生——论林逋隐逸诗词中的适意与真情

林逋是北宋初年著名的隐士,他的隐逸诗词清逸出尘,既是诗人自身高洁品质的写照,也是他淡雅超脱、率性自然的个性之体现。从林逋的隐逸诗词中,我们可以更好地领悟其淡雅适意的人生观和自然率直的真挚情感。     

林逋《山园小梅》新解

考证林逋《山园小梅》诗题内涵，可明确“山园”与“小梅”皆写实。“山园”清寂幽绝，“小梅”是孤株白梅，立在隐园清浅天然的开阔溪流处，枝桠尚小、疏花初放、怯寒缀枝，是君子性情的伊静美人品象。此诗反映出林逋传达的思想意蕴、梅之形神韵、意脉技法的细致态势，对咏梅文学具有多重开拓意义。南宋西湖梅是中国咏梅史最重要的时空地域，具最佳的审美情态，林逋借梅而隐具永恒静谧关怀，是文化意蕴梅之最高品象，二者都是咏梅史的顶峰。《山园小梅》正是林逋最佳的自我写照。     

林逋植梅佳话

我国北宋时期有位诗人叫林逋,字和靖,浙江杭州人。他读书写诗之余,喜植树,尤爱植梅,可谓是“梅恋”。 一生淡泊功名利禄,不追求荣华富贵的林逋,     

林逋《山园小梅》新解

考证林逋《山园小梅》诗题内涵，可明确“山园”与“小梅”皆写实。“山园”清寂幽绝，“小梅”是孤株白梅，立在隐园清浅天然的开阔溪流处，枝桠尚小、疏花初放、怯寒缀枝，是君子性情的伊静美人品象。此诗反映出林逋传达的思想意蕴、梅之形神韵、意脉技法的细致态势，对咏梅文学具有多重开拓意义。南宋西湖梅是中国咏梅史最重要的时空地域，具最佳的审美情态，林逋借梅而隐具永恒静谧关怀，是文化意蕴梅之最高品象，二者都是咏梅史的顶峰。《山园小梅》正是林逋最佳的自我写照。     

林逋《山园小梅》考证

考证林逋《山园小梅》，可明确林逋所写“山园”的清寂幽绝，所写“小梅”乃一棵孤株白梅，立在林逋隐园清浅天然的开阔溪流处，枝桠尚小，疏花初放，清幽淡远。     

论宋诗中的晚唐风

“唐音宋调”之谈已成公论。唐、宋诗歌风貌各异,两者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综合社会发展规律与诗歌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宋诗并没有绕过唐诗的影响。宋诗中的晚唐诗风这一特殊文学现象即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体现。从“晚唐体”在当时的盛况及宋初与宋末前后呼应的情形可见晚唐诗风在宋代的接受史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

《沧浪诗话》"尊唐抑宋"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深,但始终没有对"诗变"与"世变"的关系作深层的剖析,仅从消极方面指出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未尝全面检视当时业已形成的宋诗的艺术特质,更未及探究这种艺术特质之所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严羽的批评与事实不尽相符,不能反映宋诗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理论上亦具片面性.由唐诗至宋诗是必然的发展道路.宋代士人长时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加诸文学演变的规律等方面,遂共同造就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本色要求与体制之辨——明代七子派的“本色论”

刘勰首先将"本色"一词用于文学批评,初步探讨文学自身的规定性。刘勰的"本色说"在宋代得到回应,在明代七子派手里得到充分发展。七子派的"本色论"在批评实践中表现为十分重视体制之辨,他们维护各种文体体制的纯粹性,维护不同体式诗歌体制的纯粹性,对不同体式诗歌的体制坚决加以区分,其目的是为明人的各体诗歌创作提供典范。     

1《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与“渭城体”

<渭城曲>是唐代一支送别的歌.中唐时已广为传唱.<全宋诗>、<全宋词>中的有关歌吟,反映出<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及传播情况,对其歌唱者、歌唱声情、歌唱方法等诸多方面均有述及.在宋人的诗歌创作中,<渭城曲>已形成专门的一"体".分析这一典型个案,诗歌歌唱在诗"体"形成中的意义即可见一斑.     

朱敦儒词风探微

朱敦儒是宋南渡时期的重要词人,宋人汪莘曾将他与苏轼、辛弃疾并称为“宋词三变”,这个“三变”论从很大程度上是就朱词的风格而言。朱敦儒的词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概言之,朱氏早期词风以密丽和狂放为主,中期转为疏朗和沉郁,而清新与通俗则是晚期词作的主导风格。     

北宋文坛对“元和、长庆风格”之接受及其意义

“贞元、元和风格”亦可表述为“贞元、长庆风格”、“元和、长庆风格”或径称为“元和之风”,是宋代文坛极为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它滥觞于五代,盛行于北宋前期,演变于北宋中叶.大宗淳化、至道间特指以元白为代表的翰苑文章,真宗景德、祥符间兼指馆阁翰苑的诗歌赋颂,仁宗庆历、嘉祐间则转为推重韩柳古文a这一话语集中体现了宋人对唐代文章...     

论《苕溪渔隐丛话》的宋诗史价值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该书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体现出胡仔对北宋诗歌发展的生动描述;他重点解读了宋代诗歌的主要师法对象——杜甫、韩愈、陶渊明等;阐述了宋诗的创作特征——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评赏了诗人诗作的独特审美风味;考察了作家诗风的转变过程和作家的性格特征;关注了元祐文人集团和宋四家的创作得失等。这些都使该书彰显出弥足珍贵的宋诗史价值。     

论《诗林广记》对宋诗宋注的摘引

蔡正孙《诗林广记》大量摘引宋诗宋注,并通过"《诗注》云"、"注者《诗注》云"、"注者云"、"直引不标注"四种不同的摘引方式,表达了对宋诗宋注一分为三的态度:纯粹的诗注、诗注的诗话化以及可以共享的知识。究其原因,宋诗宋注的繁荣与释评兼备的注释特点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而蔡正孙对宋诗、宋注的重视以及《诗林广记》体例上的创新则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合理的保证与必要的条件。     

严羽诗学之“气象”与“兴趣”

严羽为纠正宋代诗学发展的弊端,主张学习盛唐诗歌的创作经验。他视诗歌为有灵性的鲜活生命,认为"兴趣"是诗歌的内在生命,而"气象"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基于此,严羽提出,由于盛唐之人诗歌创作有"兴趣",故其诗有"盛唐气象";而宋人创作由于没有"兴趣",故其诗无此气象。     

宋初晚唐体诗人交游述考

晚唐体诗派是宋初三大诗派之一,由九僧、著名隐士林逋、魏野、潘阆和宰相寇准等组成。受当时文坛唱和之风的影响,晚唐体诗人喜欢交游唱和,因此酬唱之作甚多,与晚唐体诗人寄赠唱和的主要是僧侣、处士和士大夫阶层三类人物。九僧与寇准、林逋、魏野、潘阆等著名人士的交往,无疑会相互提高声名,扩大整个"晚唐体"诗人在宋初诗坛的影响。对他们的交游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社会地位、生活态度等,对于深入理解晚唐体诗人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