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成书上下限推考

综观历代诸家研究和论证,《左传》成书战国说至少在史事叙述、天文记载、群籍称引、辞令、预言等方面有比较坚实的理致和证据。《左传》于卫嗣君五年(前320年)仍未写定,这是《左传》成书时代的上限。纯集疏《左传》卜筮事的《师春》既在魏襄王殉葬物之列,则资其抄集的《左传》至迟亦当在襄王卒年(前296年)写定亦甚明。概而言之,《左传》成书于前320年至前296年之间。《左传》作者最大可能是鲁人,还应与魏国有着深切的关系。     

论《左传》中的预言

《左传》一书中有相当多的预言内容,过去学者对它虽曾有研究,但多有笼统化的倾向。只是大致地把它当成《左传》作者的迷信思想的反映,没有看到这其中其实有着史笔春秋,它反映出当时人的一种生活观念和处世原则。具体说来,《左传》中的预言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分成君子预言和谶谣两类,它们对后人的思想与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后,从文学的角度讲,预言增加了《左传》的趣味性与可读性。     

《左传》灾异预言略论(下)

三、灾异预言的特点东汉王充曾指出《左传》“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反”o、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序》言“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唐赵匡也说《左传》“浅于公谷，诬谬实繁”，他们对《左传》“怪”、“诬”、“诬谬”的评价，不仅仅是因为《左传》中记载了许多灾异现象，可能也与《左传》灾异预言以下几个特点有关。准确性《左传》作者笔下的灾异预言多数灵验若合符契。无论是星象的异变，还是人世的怪物，所据以作出的预言大多或先或后地得到验证。虽然与《左传》其他预言一样，灾异预言也有本应验的例子，（如襄公二十八年“…     

《左传》灾异预言略论(上)

《左传》好预言。大自春秋间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国家的兴替、战争的胜负、小至事情的成败、人物的夭寿都成为当时预言的对象。预言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堪称中国史书之最。在《左传》预言中，有根据人或事物的现状预示其未来命运或发展方向的推断预言，有根据占卜、梦象预断人事祸福的卜定预言与梦占预言，还有依据灾异预测人世休咎的灾异预言。本文拟就《左传》中的灾异预言作一初步探讨，旨在通过观照《左传》中形态各异的灾异预言，寻求其预言的真实依据及应验不爽的主客观原因，并对灾异预言的特点和描写意义作简要论述。一…     

《左传》成书下限最晚在公元前392年考证

《左传》成书下限在田氏代齐即公元前386年之前,是目前学术界多数人认可的结论。本文进一步结合《左传》中“秦之不复东征”的预言,考察了大量史料,认为发此预言的作者所见到的,不应当仅仅是秦处于不东征时期,更应当是就国内外情势看秦正处于将来也不能东征的衰弱时期。即作者决不能面对一个虽暂时未有东征行动、但业已强大的秦国下此等断言。而这一时期,恰是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至公元前392年间秦国的形势,此时秦内有易君篡弑之乱,外与邻国作战屡屡失利,国势衰微。而自公元前391年到田齐为诸侯的公元前386年秦连续的顺利“东征”,又排除了《左传》成书于这一时期的可能。因此,《左传》成书时间下限最晚只能在公元前392年了。     

《左传》与《史记》中齐国田氏家族史料之比较

《左传》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都记载了田氏代齐事件，但所用史料几乎完全不同，可以互为注脚。《左传》作者意在揭示遵“礼”爱“民”必兴，僭“礼”失“民”必亡，兴者必遵“礼”爱“民”，亡者必僭“礼”失“民”这两个结论，而以田氏家族史料为其例证之一。《左传》集中选择田氏遵“礼”、得“民”的史料，并记录他人预言以证“礼”“民”与田氏代齐之因果关系，但对田氏遵礼得民以外的史料几乎无记载，忽略了叙事的连贯性，并因预言过多使史料真实性受到质疑。《史记》则注重“通古今之变”之“通”，对田氏家族的发展叙述得很连贯，但对人物活动、语言记载很简略。《史记》没有保存美化田氏的预言，使它在读者印象中更加真实可信。     

王家台秦简《归藏》的特点及其价值

王家台秦简《归藏》是一部筮占书籍,书中有一些卦名与《周易》中的卦名相同或相近,占卜结果却截然相反。通过对比发现,两部筮占书籍在各自成书时人们的占卜动机、占卜目的存在着较大差异。《周易》成书应晚于《归藏》,是较《归藏》更加高级、更为实用的一部占卜书。秦简《归藏》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先秦筮占书籍的源流与易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直接可靠的资料,书中记载的许多神话故事、传说时期以及三代的传闻、历史故事,为我们订正其他传世典籍、梳理某些故事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资料。     

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关系考论

《左传》作者是否为左丘明至今仍有争议 ,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左丘明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时而《左传》却成书在公元前 4 0 3年之后。本文借助一些史料推理分析 ,认为左丘明当是《左传》的始撰写者 ,撰写内容传授给弟子 ,其弟子据自己亲眼所见对预言及某些内容按照左丘明的思维轨迹进行了调整增删 ,最后的定稿人至少活到了公元前 4 0 3年。关于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作过程的逻辑推理 ,认为编撰《国语》是撰写《左传》的必经步骤 ,但是左丘明编撰之《国语》今已不传了。     

《左传》如何可信?——以早期文本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记载为例

《左传》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时间有明确记载,叙事详细而生动。近年来出土子犯编钟铭文为重要的青铜文本,其铭文明确记载“五月丁未”为城濮之战胜利后,向周襄王献楚俘的日期,与《春秋》《左传》的时间互相印证;竹书文本《系年》《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成王为城濮之行》对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史实发生的时间都有简明记载,与《左传》相关记载互补互证,但由于有的学者对《左传》所用历法不是很明确,时间与事件似乎不相配,进而怀疑《左传》历史记载的可靠性。《左传》杂用夏、殷、周三种历法,但在晋文公“主夏盟”之前主要通行以建丑之月为岁首的殷正,这在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的时间记载上有充分验证。时间是编年史的灵魂,这些早期文本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构成了一个共时性的语义场,研究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叙事时间也有助于了解这些早期书写文本的重大价值,同时对《左传》成书及可信度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具体实例。     

从《左传》灾异、占卜、战争记载看兵家阴阳思想

阴阳思想在《左传》记载的灾异、占卜、战争活动中有自然灾害、医学、天人感应等表现形态,对于兵家阴阳思想发展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吴起与《左传》之关系辨正

吴起说《春秋》元年义不本《左传》,吴起不曾做过邺令,不可能是魏史官史起,吴起与《左传》成书与授受没有任何关系。     

论《尚书·周书·秦誓》与《左传·秦晋崤之战》人物语言记载风格之异

对于《秦晋殽之战》的人物语言,不同的典籍对其分析各有不同。当我们翻阅两部成书年代相隔并不遥远的先秦历史典籍《尚书》和《左传》关于这场战役的记载时,却会读到关于人物语言的风格迥异的记载。为此,本文试图从《尚书.周书.秦誓》和《左传.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中关于"秦晋崤之战"中人物语言的不同点入手,对这一现象做进一步研究。     

《左传》之作者及其他

在《左传》的研究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左传》的作者及其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千多年来,人们争论不休,没有定论;现代很多专家也作了许多探讨,但还没有一个人们共同信服的结论。 关于《左传》的作者,唐以前,人们都信从司马迁的说法:《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段话,文意清楚,明白无疑,司马迁肯定《左传》作者是左丘明。 关于左丘明的事迹,历史记载很少,可见的资料在《论语》中只有一条:“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越绝书》材料来源考略

《越绝书》是记载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分析《越绝书》各篇内容,并结合《史记》、《左传》、《国语》等文献资料,可以考索出《越绝书》的材料来源,并进一步了解《越绝书》成书过程中对各种材料的利用情况。     

《左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的商榷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八年第四期刊载徐仁甫先生《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时代和作者》一文,认为《左传》的作者“决不是春秋时的左丘明,而是西汉末刘歆托之左丘明的”。本文就自己所见,与徐仁甫先生商榷。     

《左传》中所记春秋时期道德观念初探

在中国古代社会,道德观念很早就形成了。它萌芽于殷商时期,初步发展于西周时期,到了春秋时期,道德观念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并已经深入到战争领域,并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内容在《左传》中多有记载。通过对《左传》中所记道德观念的分析,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春秋时期人们的道德风尚和精神面貌。     

论《左传》中的人事预言

预言是人类凭借自身的经验与已有的认识能力,对将要出现的现象和将要发生的事件做出合理的预计、判断,是基于一定的认识能力上的思维活动.<左传>一书记载了大量人事预言材料,可以分为:行为预言、言语预言和神态预言三类.<左传>中的人事预言体现出了独特的预言依据和思维逻辑,包含了许多历史和人生经验的总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左传>人事预言的内容、特点是由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所决定,在人类思维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先《传》后《经》辨--论《左传》与孔子《春秋》之关系

《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是学术史上一桩难以解决的公案。探讨《左传》的身世来历, 理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证明左丘明《左传》先于孔子《春秋》而成书,孔子《春秋》依据《左传》而撰 成,提出先《传》后《经》的新见解。     

也谈春秋时期外交中的“赋诗言志”

《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大量春秋时期在诸侯国间的外交场合中“赋诗言志”的情况。通过分析汇总这些材料可以看出,这种特殊现象其实是周初“礼乐”制度演变的结果,有着特定的礼制仪程,在各类外交场合中运用非常广泛,在当时的外交活动中地位非常重要,而最终取得的实际外交效果也比较理想。     

评《贞观政要》

一《贞观政要》是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它成书的时间,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两唐书·吴兢传》文字简略,没有记载吴兢编纂《政要》一书的事。宋代的《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馆阁书目》以及《玉海》等重要目录文献著作也没有明确注明《政要》成书的年代。其中《馆阁书目》,仅注有“神龙中(公元七○五一七○六年)所进”字样,很不可靠。《玉海》编者王应麟从《政要》序言中考证得知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八、九年(七二○、七二一年),是有根据的,并且为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所采用。但是,序言的年代并不就是成书的年代。根据我们所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