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方言中的“把”、“给”、“让”

从共时角度出发 ,通过与普通话进行比较 ,描写石门话中“把”、“给”、“让”的意义和用法 ,重点突出其与普通话的不同之处     

浅析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失言”现象

在现代汉语教学和普通话水平测试中一些学生拿“母语”当“外语”，面对一个简单的话题，却无话可说。这种现象不得不令人深思。造成这种“失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重基础轻应用，过度“规范”的要求等等几个方面。针对这些现象、原因，笔者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改正措施。     

普通话“给”字用法在闽东古田话中的对应表现

本文从共时平面的角度,立足于现代汉语普通话,观察分析普通话“给”字用法、“给”字句在闽东古田话中的复杂的对应表现。     

沅江话中的语缀“几”和“子”

湖南沅江话中语缀“几”和“子”的词汇意义虚化,能产性强,大多构成名词性词语,其构词情况不同于普通话词缀“儿”和“子”。相比而言,沅江话中的“几”和“子”的构词能力更强。     

绍兴方言否定词"勿"的语法特点

以比较绍兴方言的“勿”和普通话的“不”为着眼点,从能否独立成句、正反问中的省略形式、能修饰什么样的“体”范畴等三方面,着重探讨“勿”区别于“不”的语法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析。     

谈台湾“国语”中与言语行为相关的常用语词--以“没有”“不会”“不行”“拜托”为例

对四个与言语行为有关的词：“没有”“不会”“不行”“拜托”，在台湾“国语”与普通话中使用情况的不同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显示，它们之间的不同主要是语法化程度深浅之不同，相对于普通话而言，台湾“国语”中这四个词在用法上都已有往前推展的迹象。     

安徽庐江方言中的“把”字句和“给”字句浅析

安徽庐江方言中用“把”字句和“给”字句来表示处置和被动,但除了表示处置和被动以外,庐江方言中的“把”字和“给”字还具有普通话中“把”字和“给”字不具备的涵义。通过对庐江方言中“把”字句和“给”字句的总结和分析,有助于对庐江方言的研究,甚至是江淮官话以及现代汉语的研究。     

安徽芜湖方言“得”字的几种用法

考察安徽芜湖话中“得”的虚词用法和构词语素用法:一、相当于普通话介词“在/到”;二、相当于普通话动态助词“着/了”;三、相当于普通话语气词;此外,“得”还相当于某些构词语素。与早期白话文进行对比,其中某些现象是历史遗留下的痕迹。     

新疆汉语方言的“把”字句

新疆汉语方言“把”字句的一大特点是“把”字句的泛用。这种泛用一方面是指新疆汉语方言“把”字句的使用超越了普通话“把”字句使用的条件范围，另一方面是指就某些句式来说使用频率高出了普通话的使用频率。这种泛用的原因之一是少数民族语言影响。     

普通话的由来

“普通话”是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来的。1906年他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成三类。其中之一就是“普通话”即“各省通用之话”。当时人们又称“普通话”为“蓝青官话”。元、明、清以来，北京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全国各地来京应考、做官和经商的人多。他们学会的北京话中，夹杂地方口音，人们就用“蓝青”比喻它。     

上海方言中“ABA”句式与普通话相关句义表达辨析

“ABA”武是上海方言的一种独特的口头表达方式，本文对“ABA”式与普通话的相关语句进行了比较分析。     

漫谈孝义方言的“子”尾

着重分析了孝义方言的“子”尾的语音特征、构成形式和语法功能，并与普通话“子”尾进行了比较。     

凉山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提升策略研究

针对大部分彝族“一村一幼”（简称“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较低的情况,四川省教育厅委托省内各师范院校开展了深度贫困县“一村一幼”辅导员能力提升培训工程。这项培训工程的重点培训内容是提升村幼教师的普通话水平。以2019年某师范大学承担的四川省凉山州深度贫困县“一村一幼”辅导员能力提升培训项目中284名参训彝族村幼教师的普通话培训为例,探讨该项目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提升策略如下：第一,语言专家集中对彝族村幼教师进行发音标准化技能培训;第二,学前教育专业教师集中训练彝族村幼教师口语;第三,班主任组织学员每天晨读半小时;第四,志愿者跟进式指导学员每天晚自习训练普通话;第五,培训项目组鼓励学员利用碎片化时间练习普通话。     

陕北方言称谓语“强强妈妈的”中的“的”辨析

陕北方言称谓语“强强妈妈的”中的“的”的用法值得人们探讨。某人家有个孩子叫“强强”,别人在交谈中就会称强强的母亲为“强强妈妈的”。普通话同样的称呼为“强强的妈妈”。这两类称呼的指称义是同一的 ,而表达形式则完全不同。也就是说 ,在表义上 ,“强强妈妈的”=“强强的妈妈”,形式上只不过是将两种表达形式中的“的”语序作了调整而已。如果这样来看 ,这两种格式中的“的”似应同属一类词 ,即均是结构助词。但实际情况是在陕北话中 ,“强强妈妈的”绝少用“强强的妈妈”来替换 ,如“强强妈妈的上班去了”等 ,除非是要强调整或澄清…     

凉山州“团结话”量词探析

对凉山州“团结话”中的一个小类——量词进行深入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考察“团结话”中常用的量词并进行统计 和比较,分析其与名词的搭配情况,然后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观察彝语、四川方言和普通话的影响在“团结话”量词中的体现,最 后分析“团结话”作为中介语,在量词中体现的泛化与固化现象。     

“X人”式使感形容词的历时来源及其在西安话中的表现

为讨论汉语中“X人”式使感形容词的性质、历时来源,以及在西安话中的特殊表现,通过变换、插入和考察分布的方法,确定现代汉语普通话中“X人”的性质和特点,检索历史文献,采用语义分析的方法,探讨这些“X人”的历时来源和发展过程;使用对比的方法,观察西安话中的“人”读阳平和轻声时“X人”的不同用法。研究认为,普通话中的“X人”形式表示“使人感到X”,属于词法词、复合词、形容词;这种“X人”来源于汉语史上的述宾结构,该述宾结构最初表示一种具体动作,随后其语义发生“从动作到性状”的变化,表示一种抽象的性状;以西安话为代表的部分方言中,有一部分“人”产生了轻声读法,成为派生词缀,这种“X人”的语义也就从“使人感到X”转变为“主语自身感到X”。研究还认为,汉语的“X人”形式经历了“述宾结构 复合词 派生词”的发展过程:汉语史上的述宾结构“X人”,发展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多数方言中都有的复合词“X人”,此时“人”读本调,表达一种“使感”的语义;这种复合词“X人”在以西安话为代表的部分方言中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人”读轻声的派生词,表达一种“自感”的语义。     

试论“无方言族”的形成、特征与作用

“无方言族”是一种新的语言群体 ,语言特征基本与普通话一致 ,其形成有它的特定条件。这一群体的出现 ,对于普通话的普及与提高是十分有利的。无方言群体在生活、工作、学习各个场所都使用普通话 ,并对周围人群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推广、使用普通话方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促进作用     

湖南涟源方言的“子”尾和“唧”尾

涟源方言中常见的语尾 (吕叔湘 ;1 956)有“子、唧、公、牯、婆”等 ,其中以“子”尾和“唧”尾最为特殊。通过对两者语法功能的考察 ,便知“子”尾和“唧”尾可以置于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及数量结构的后面 ,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 ,类似于普通话的“子”尾和“儿”尾 ,且具有涟源方言特色     

淮北方言的“拜”字句

运用单点描写、共时比较及历时溯源的方法,分析淮北方言中介词“拜”的用法、特点及来源。其用法：一是通过“拜十名”后动词的复杂结构关系表示处置,二是通过“拜＋名”的特殊结构表示埋怨、责怪和无可奈何,三是通过“拜＋名＋动／形的”结构表示描写。其特点：“拜”字结构后的动词主要为动作动词,整个句式表示人或物对另外的人或物施加影响或处置而产生了某种动态化的结果,“拜”字句的处置用法和它表使令意义的用法关系密切,“拜”字结构后的动词可以是一个光杆动词等等。其来源是：从句式平行和读音的相似上看,淮北话中的介词“拜”和普通话中的介词“把”是历史同源词,“拜”应该是“把”的读音变异或变体。     

湖南安仁话的“得”字与“得”字句

安仁话中的“得”字可以作动词、介词、助（动）词。安仁话的“得”字双宾语、兼语句以及被动句都很有特点,与普通话对应用法有差异。安仁话“得”字用法为双向动词提供了方言例证,也进一步验证了给予动词的虚化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