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居士文化特点探微

宋代居士文化已经构成为宋代佛教文化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主要论述了居士主流成分的变化以及发展态势的演变使得宋代居士文化具备新的特点,如居士文化的雅化,士大夫居士推动儒、释融合的进程,促成宋代心性思想逐渐成熟以及成长为护法的主导力量等,并由此探讨宋代士大夫居士皈依佛教的自性追求的内在原因。宋型文化的确立,居士文化在其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也标明宋代居士文化在宋型文化发展中的意义。     

论《释氏源流》的文化价值

《释氏源流》是明代流传甚广的佛学著作,又是百余年来被人忘却的古籍。它记录了佛教东传的曲折过程,廓清了佛教的本质和教义,并从佛教本位出发,极力将儒教、道教纳入佛教的体系,强调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释氏源流》对于把握中国佛教史,了解历代僧人为传播佛学付出的艰苦努力,进而研究佛教的文化价值是不无意义的。     

从《坛经》看中国佛教的特点

佛教自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就不断地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产生碰撞,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吸收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特色的佛教。中国化的佛教特点在禅宗中的表现最为突出,而禅宗的经典《坛经》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总结。《坛经》是出自禅宗六祖惠能之口,经由弟子记录整理而成,是佛教典籍中第一部以"经"命名的中国僧人的著作。《坛经》即心即佛、顿悟见性、入世化的思想价值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并体现出中国佛教重视心性、重视顿悟、重视现实的特点。     

《禅林宝训》禅修思想述评

编纂于南宋的丛林宝典《禅林宝训》,在禅修之道方面 ,不仅继承了传统佛教止观定慧及惠能禅宗无心、无念的禅修方法 ,而且依据宋代儒学复兴的时代挑战 ,提出了“以道德正心”的修心法门 ,突出了道德伦理在禅修中的地位和作用。《禅林宝训》这种儒学化、伦理化的禅修思想 ,不仅适应了宋代儒学复兴的时代潮流 ,也是中国禅宗心性化之后的理论必然趋势 ,更是为了扶救宋代丛林戒律不持、道德不修之末法禅弊。     

《世说新语》与佛教

《世说新语》产生的南朝刘宋时期,正是佛教从边缘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的时候.其编纂者们大多崇信佛教,其所述人物,多与佛教关系密切,甚或直接为佛教僧侣.这些富有个性化的崇佛士人和佛教僧人的群像,艺术地再现了佛教在东晋时期的活动状况,对后来《僧传》的撰写,尤其是僧人形象的生动描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六祖《坛经》对中国佛教禅宗的建树

从取向上对《坛经》所体现的慧能禅法与神秀的佛法思想作了比较;通过《坛经》禅法思想对后世中国佛教禅宗的影响分析,提出解读《坛经》不仅是理解禅宗文化基本精神的需要,还将有助于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微。     

缘合的碰撞——论《庄子》与佛教的关系演变

印度佛教能在中国得到如此顺利的传播与发展壮大,其中之缘由,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庄子》思想分不开的。《庄子》与佛教不仅在生命的感悟上、生死问题的思考以及消解痛苦的价值取向上都存在着一定的相通性,而且,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与《庄子》亦是难舍难分。佛教与《庄子》的关系,首先是形式上的偶然巧合而被借用,然佛教立足后,想摆脱《庄子》式的影响,以寻独立之发展,可此路向却把佛教推向了衰落的危机之中,而后振兴的禅宗,却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庄子》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交融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对宋代园林的影响

中国古典园林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在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入到一个成熟的阶段。宋代园林既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宋代园林的发展和成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儒家、道家、佛教的主要思想、宗旨和哲学观对宋代园林活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宋代文人性格和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作用,体现在宋代园林布局、风格和景观意境的塑造中。     

论宋代文艺思想与佛教

佛教对宋代的学术、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宋代之前,尚没有哪个朝代的文学理论如此广泛而深刻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而且实现了融会贯通。宋代的佛教已非单纯属于一种外来文化,它已经与中国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融合为一体。宋代佛教是经过文化整合后而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有着明显的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儒家深厚的文化根基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无法摆脱也不可超越的文化基因,而佛教博大的思想体系则将这种基因发扬光大,或者赋予其一种全新的内涵。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宋代儒佛能够在深层次上实现贯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唐宋之后的中国大乘佛教将世界根源归之于"心"这一核心概念。"心"的概念始成为儒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而宋代儒学最终由"道学"转向"心学"也证明了佛教的这一影响。有关文艺思想,宋代佛教界所作的阐发甚至较之儒家学者更早,对当时整个思想界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巨大的,这包括宋代佛教的"思无邪"说、佛教与艺术中和观、清雅艺术观念和风气的形成等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孝道之争及其意义

孝道之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之争的核心议题,其背后是文化立场之争。儒佛孝道之争既有冲突与对抗,也有调和与融汇。面对佛教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中国固有文化虽经受冲击,但并没有被异质文化所取代,而是在碰撞中融合在冲突中发展,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以人伦道德为武器对佛教伦理进行理论清算;佛教面对儒家的诘问,则调和儒佛矛盾,以期实现佛教与儒学从外在功能的互补逐步深入到内在思想的融通。该时期儒佛孝道之争,一方面,对长于经验思维而不甚重论证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有所启迪与丰富,为宋代道德哲学的本体言说作了理论准备;另一方面,也只有经历这一磨合过程,佛教才能主动调适,由一种外来的文化逐渐适应中国文化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从人文理性到心性哲学

基于佛教中国化历程的考察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特质。研究认为,在中国固有的人文理性这一文化基调的引导下,佛教文化本土化并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向心性哲学层面的深度拓展,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唐初、五代末宋初、明末、民初,这4个阶段的中华文化特质主要表现为人文理性的拓展与心性哲学的深化。     

法与德：冲突、交融与互动

社会的演进与发展离不开行为规范的选择与实施,法与德作为人类阶级社会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区别与联系同在人类,互动与矛盾共存,理清二者本质区别及推进二者的良性互动乃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特别是对目前我国如何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的道德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商儒相济：清代扬州盐商的文化角色

明清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显著发展的时期,在繁荣商业市场的推动下,以传统四民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松动,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抬升,甚至有超越士之地位的趋向,这一现象在扬州尤然。通过考察明清扬州盐商与士人之间的身份互动,盐商对文人群体的礼遇资助,以及盐商在扬州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可见盐商群体扮演的“左贾而右儒”的儒商角色,以及宋代迄清中国古典社会结构和儒家价值体系嬗变的一般趋势。     

和合思想及其演变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以天人合一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思想理念和思维方式。它广泛地体现在阴阳五行论等许多方面的思想学说中,表现为儒、墨、道、释各家的一种相近的倾向,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基本倾向和特征。和合思想从先秦到宋明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     

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知识分子的揭露批判声中,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张显了他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契嵩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士人礼佛参禅画卷涂抹了重彩一笔。     

儒家文化发展的历史性审视与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核心。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有过两次大发展,形成了两个历史性高峰。第一个高峰形成发生在先秦时代,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等,创建了儒家文化并且得以制度化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第二个高峰是宋代文化的复兴和新儒学的建构,主要代表人物有周敦颐等。在经过佛教文化的长期冲击之后,儒家文化进一步吸纳诸子百家,特别是佛家内心修持的思想方法,产生了宋明理学、心学。新时期,随着世纪形势风云激荡,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影响、渗透和融合,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迎来了第三个历史性高峰,儒家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资源与借鉴意义。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论中国古典园林美学观

中国古典园林以崇尚自然写意著称,这种造园风格和造园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厚土壤。中国古典园林美学观的定型可分为六朝崇尚自然的园林美学观的形成、中唐追求写意的园林美学观的生发和宋明写意园林美学观的成熟三个时期,并分别受到六朝玄学、中唐禅宗及宋明理学这三种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