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与回"家"--巴金人格的精神困境

家族制度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在结构上它和专制国家相互贯通,觉慧的离家出走,是巴金告别专制政治的精神寓言;但同时,家又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织起来的,在文化上它又是中国人普遍的精神栖居地,这就使巴金很难切断和家庭的情感联系.随着无政府主义理想精神的逐渐淡弱,随着日寇强邻入侵下国势的日趋衰微,巴金的家园意识不断强化,然而巴金的精神还"家",本质上意味着对"父"权秩序的认同和皈依,这是巴金的精神困境,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困境.     

儒教非宗教--与李申教授商榷

比较、分析已有宗教的与儒教的概念可以得知,儒教具有"政教"与"教化"的性质,同时亦说明"儒教宗教说"是难以成立的.大量事实证明儒教基本不含有宗教认知的成分,而宗教所特有的认知方式乃宗教的最根本的特征.     

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儒教

中国自古就有儒教的概念,从现代的角度出发,其中即包括具有宗教性的“儒教”,也包括具有哲学性的“儒学”。宗教社会学认为宗教是社会的象征,它建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神圣价值让人们去追求。儒教以实现王道为己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功能,中国传统宗教的人本主义倾向使得儒教与世界三大宗教不同,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儒教是一种官方宗教、一种工具性宗教、一种宗法伦理宗教。     

论孔子之“以天自比”与耶稣之“道成肉身”

儒教不只是人文的,也是关注无限的,是超越的,但其超越精神较少被论及。儒教与西方典型宗教——基督教的超越方式不同,儒教从有限领悟无限,重视在今生成贤作圣;基督教更重视死亡与彼岸。两者相差极大,几无会通之必要与可能。     

浅论儒教与儒教哲学

笔者认为儒教是宗教 ,而且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宗教。古代社会的国家组织同时具有宗教组织的职能 ,而国民则构成了儒教的庞大信众。儒教的最大的特色是其信仰对象有一个等级序列。儒教对其信仰对象的崇拜仪式 ,则主要表现在各阶层官员与民众的各种祭祀上。儒教是宗教 ,但儒学 (儒教哲学 )不是宗教 ,而是对儒教的一种理论化、系统化。儒教哲学是对儒教信仰的理论论证 ,它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理学之后 ,笔者认为就再没有原创造性的儒教哲学     

对于儒教之为教的社会学思考

儒教作为国教随着皇朝的覆灭而崩溃,儒教宗教化的努力在共和建立后终归失败.但儒家精神未灭,儒教在未来有可能或许也有必要建设成为公教--公共之教(public teaching)或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公教的建立需要避免三个歧途(第六大宗教、独大宗教或伪宗教),需要发扬其超验之意志天的观念,需要发扬华夏一贯的兼容精神.基督教已经成为中国人中最主要的宗教之一,拥有独特而重要的理念资源和制度资源.理念上使得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成为可能,制度上有助于儒家理念的传承延续,其与社会的张力程度又颇合中庸之道.     

天的崇拜与民本主义——论儒教民本意识的来历与本质

儒教的"天"与早期儒教的"上帝"不是一回事,它是一种没有人格性的抽象本质.儒教属黑格尔所说的自然实体宗教,它的最高崇拜对象只能是那形式上看具有某种抽象普遍性的自然东西天.儒教"天"的崇拜不可能有在现世生活之上之外的宗教意义,而只能有一种抽象的道德意义,此即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它是一种否定个体自由的抽象的实体道德,其消极性是不可忽视的.     

儒教与神秘主义

当把儒教的基本精神作为孔子思想及其发展,并与其他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儒教被理解为人伦情意主义。因此,它可以说也是一种神秘主义,但与哲学的神秘主义和宗教的神秘主义不同,它以理智学识为根本。儒教追求技艺的磨炼,这与在心中寻求技的终极的艺能神秘主义相类似。儒教神秘主义有其自身的特点及其现代意义。     

托尔斯泰主义与中国的宗教思想

托尔斯泰主义是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和宗教观的代名词,其宗旨为博爱精神,内容是道德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和禁欲。托尔斯泰相信并欣赏中国的儒教、道教、佛教。托尔斯泰主义与中国的儒教思想一拍即合并在其中得到了充实、完善和印证。托尔斯泰主义是“福音书”和东方,特别是中国宗教哲学的综合体。     

儒教与宗教传统的一以贯之性

中国的文明是连续的,这一点也很好的表现在宗教上,儒教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教,是在中国的宗教传统中孕育而生的,所以它们之间是一以贯之的,它们之间的一以贯之性表现在方方面面,我国宗教的至上神观念也是其中的一个体现。本文以至上神为例,对儒教与宗教传统的一以贯之性进行了阐述。     

文学理论在西晋的新变——儒道调和——以“旁观者”葛洪为中心

葛洪以道教领袖、道教学者的身份,一方面挑战儒家伦理道德在文学理论领域的主流地位,提出＂文德钧等＂的儒道调和的文学创作原则;另一方面,从道教的宗教适用角度提出文章应有益于教化,从而与儒家主张的文章政教合一思想殊路同归。合上述两个方面观之,文学理论在西晋出现了新的变化——儒道调和。     

陈确的性善论

宋儒对儒学创新之一在于构建自己的心性论,这对于深化儒学,应对佛教挑战具有双重意义。但在具体论述或提法上也不乏疏失,清初诸儒大都对此有所辩驳,陈确也不例外。其基本观点是服膺孔孟尤其是孟子,主张性与情才气统一,反对彼此割裂,不赞同性的二元论,构建自己的性善一元论。与此同时又发挥《周易》＂继善成性＂的观点,着力在孟子所讲的尽心、尽性、尽才、扩充角度诠释性善,使性善落到实处,这与晚明王学末流空谈性善迥然不同。     

论杨增新的民族与宗教认识

杨增新对新疆民族问题的认识，一方面既受到近代民族平等观念的影响，强调民族平等；一方面又深受政治官僚身份和现实的左右，而以利用为目的。在宗教认识上，他对中国传统的多元化宗教信仰而导致的信仰空泛化持否定态度。主张将“祀天”与“尊孔”相结合，认为这样能达到维系社会道德、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杨增新的民族与宗教思想，是以现实政治为出发点，为统治者服务的。杨增新的“祀天尊孔”论，为当时孔教之争影响范围的一次横向扩展，是民国以来关于孔子是否为宗教之争论的组成部分。     

解析《诗经·唐风·绸缪》的历史背景与“三星”所指

《绸缪》是西周唐国儿女闹洞房的民间歌谣,表达了一对新婚夫妇在洞房花烛夜与亲朋好友在欢乐庆幸中,对传说中的牛郎织女的怜悯、同情与眷恋。《绸缪》中的“三星”,即河鼓、织女和营室。然而,春秋未晋人子夏,为维护和巩固晋国传统嫡长子王位继承制,在《诗序》中把历史背景篡改到250年后（前784年）晋国起始的“公族之乱”时期,从而使毛公、郑玄等人把“三星”谬注为兄弟不睦的“参星（实沈）”或“心星（阏伯）”。     

元代散文的创获与发展——袁桷散文创作论

袁桷在散文风格上对欧阳修文风的继承代表了元代延祜之后审美风向的转换。他的散文风格表现出平易自然、含蓄典雅、优游不迫而又不失笔锋犀利的特点。此后,以袁桷等南士为主倡导的文风逐渐在元代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实际上是虞集、黄滑、欧阳玄等人的先导,因而袁桷在元代散文创作中无疑具有重要影响,这同时也说明了元代散文的走向及趋势。     

论冯友兰“天地境界”的儒教特征

冯友兰“新理学”表面上褒扬哲学,贬抑宗教,并力图以哲学代替宗教信仰。然而,在冯友兰关于“以哲学代宗教”的表述中,却透露出冯友兰“新理学”潜藏的宗教内蕴,并在对天地境界的“安身立命”、“事天乐天”功能的论述中,以及对命、运观念的诠释中,也体现出鲜明的宗教特征。这些特征本质上可以归宗于儒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儒教特征使得“天地境界”本身成为儒教发展的新形式。     

巴金与法国文化

巴金曾经三次踏上法兰西的国土,通过文学、景观、社会实践等多种途径亲密接触法国文化的多个侧面,所以他无论在创作和革命思想以及人格发展等各个方面都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文章认为巴金作为一个主体,他不仅被动接受了法国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本土文化特点、当时的社会现实、个人的经验和追求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对法国文化作出了个性化的阐释和重构,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挖掘出他者形象对自我文化的迂回式反观,主要探讨了在巴金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平民社会的阐释,以及“文革”后巴金对法国文化关注重点的转变中所深刻透析出的他对中国革命及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     

因小失大:辛弃疾生命悲剧新解读

辛弃疾从南宋抗金战争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卓有成效地驱逐敌人、收复失地、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军事韬略.王蔺等人的弹劾,使他失去了宏图大展的机会,造成了他壮志未酬的生命悲剧.辛弃疾生活细节的不检点给言官的弹劾造成了口实,是不争的事实.因小失大,是辛弃疾生命悲剧真正让人惋惜之处.     

论檀道鸾的文学“三元(源)”论

在专记东晋中、晚期编年史的《续晋阳秋》中,檀道鸾将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加以置评。他率先把"独尊"的儒学经典《诗经》与楚辞、前秦百家之言并列,提出了中国文学"体则《诗》《骚》,傍综百家"的"三元"论,并以此"三元"标准评论汉代"赋颂"、建安诗歌和西晋末年诗作。在评价两晋文学时,檀道鸾强调"庄、老"影响下产生的玄学及"玄胜之谈"对两晋道佛文学流变的重要影响。檀道鸾的文学流变史观,显现了南北分裂时期学思活跃、文人反思文化历史、重新界定文学源头的历史现实以及檀氏所历地域文化、家风传统、个人倾向互动等对其文史评论的影响。檀道鸾文学评论的自觉观点,是西晋虞挚的《文章流别论》,与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文学评论之间的重要环节。     

略论“子游氏之儒”

子游是孔门七十二贤、孔门＂十哲＂之一,孔子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被尊为＂道启东南＂的＂南方夫子＂、＂东南学道之宗＂。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子游氏之儒＂及其开创者言子研究寥寥,至今知之甚少。本文就言偃＂子游氏之儒＂的基本思想、荀况为何竭力贬斥＂子游氏之儒＂、＂子游氏之儒＂的影响及历史地位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