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鸦片战争称谓的新探讨》的再探讨

本文从鸦片战争得名原因、“第一次中英战争”称谓存在的缺陷及马克思对这场战争的评述三方面说明鸦片战争这一称谓并不是有的学者所说的“是不妥当的”。     

鸦片战争后茶叶和鸦片贸易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鸦片贸易同茶叶贸易一起共同成为19世纪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上海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鸦片战争后,上海之所以能迅速成为中国新兴的贸易、金融与工业中心,除了因为上海的开埠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外,茶叶和鸦片贸易发挥过巨大作用。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港口,而且也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鸦片进口港口。更有意味的是,在鸦片和茶叶消费方面,上海同样领中国风气之先。总之,上海的发展同茶叶和鸦片这两种商品贸易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晚清烟台的鸦片贸易

烟台开埠以后,鸦片以洋药的名义进口,成为白银外流一大漏卮.直至清亡,受到山东经济结构调整和清政府政策的影响,鸦片贸易经历了从疯狂进口到逐渐萎缩的过程.本文以东海关原始档案为依据,揭示了鸦片生产贸易在烟台口岸及腹地的演变轨迹.     

湖南军阀与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但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却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此文着重阐述了湖南军阀贩卖鸦片、吸食鸦片、苛征烟税，以及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近代中国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初探

鸦片贸易合法化是指鸦片作为商品经主权国家对外贸易特定监管机构海关许可 ,列入正常贸易货单并征收一定比例关税的国际贸易行为。发生在近代中国的鸦片贸易合法化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其演变过程漫长而曲折 ,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复杂而深远。     

论民国时期湖南军阀的鸦片贸易

民国前期,湖南成为南北军阀的必争之地。各派军阀为了解决棘手的军费问题,对种植和贩卖鸦片烟土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政策。湖南军阀们不仅勒令湖南农民种植烟土,而且还亲自经营非法的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再度蔓延湖南的恶果是加剧了民国时期湖南政局的混乱和动荡,毒害了湖南的社会风气,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了此后湖南多年的粮食恐慌。     

鸦片贸易与1887年中葡条约

１８８７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使葡萄牙对澳门的占领、控制第一次有了条约的依据。其实，葡萄牙并无实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一个涉及领土主权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之所以在澳门问题上对葡方作出重大让步，主要是因为随着鸦片贸易的增长，鸦片进口税对清政府财政经济日趋重要。为实现鸦片税厘并征，进一步增加清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迫切需要葡澳当局的配合。为此，清政府不惜以牺牲主权为代价，接受了葡方对澳门的要求。     

马克思论英中鸦片贸易

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论述可以说都是围绕鸦片贸易展开的。马克思对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三者问的内在联系作了具体深刻阐述,他认为,鸦片贸易是相对于一般商品的"合法贸易"而言的,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全方位的痛苦和灾难,给英国创造了高额利润,最终导致鸦片战争;英国为了将鸦片贸易置于安全、稳固和永久的基础上,战后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无疑鸦片贸易对中、英两国的影响都是双重的。     

包世臣与鸦片战争

作为嘉道年间著名的经世思想家，包世臣敏锐地意识到鸦片耗银于外夷是导致银价踊贵的主要原因，果断提出杜绝夷舶与撤关罢税的禁烟措施。包世臣于战前即已留心海外、关注夷情，发出战争警报。鸦片战争期间，包世臣时刻关心着战局变化，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反侵略战争，指陈形势，筹划御敌之策，其中“必宜通筹全局”、“以夷攻夷之策”、“草泽中固大有人在”等思想最具时代特点。战争结束不久包世臣即提出总结战争经验的命题，他认为战争失败患在封圻节钺，若言补救，唯在收摄人心、物色人才，这是包世臣民本思想在经历战争之后的升华。     

文化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德文化交流

鸦片战争前后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即从闭关锁国到被洋枪洋炮打开国门,被迫对外开放.其间,各种文化和思想交流异常活跃,出现了新旧思想和观念的猛烈碰撞,并由此引发了"质”的变化.在德国人眼里,中国的"图像”已从鸦片战争前的文明古国演变为战后积贫积弱、怪诞不经的蒙昧落后的形象.因此,他们认为,必须把欧洲的文明和进步强加到中国人的身上;相反,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开始"睁眼看世界”,虚心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明成果,主动打破两千年来传统的禁锢和枷锁,开始直面神秘的西方世界.     

清末财政困境下的禁烟运动

20世纪初,满清王朝实施了一系列的自救措施,试图挽回败落的社会局势,禁烟运动是其重要措施。从清末财政困境和社会局势的视角分析清末禁烟运动的起因,探讨了清政府在禁烟法律法规、禁烟机构和禁烟条约等方面采取的积极措施,充分肯定了此次禁烟运动的成效和积极作用。     

论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的特征及其影响

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鸦片战争以前三个多世纪的中英贸易 ,发生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英国与封建制度日趋没落的中国。中英之间基本上是不等价贸易 ,掠夺性贸易 ,走私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掠卖华工、侵犯领土、破坏主权之侵略活动。中英贸易 ,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人民经济生活、社会阶级结构等 ,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英国而言 ,中英贸易之结果 ,进一步扩大了英帝国的政治声威 ;加快了英国的资本积累及其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 ,在中英两国贸易中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终于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根本之守与应时之变——鸦片战争后失事官员责任追究透视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并无我们期待的深刻反思。他们所进行的善后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战败责任追究,这包括道德拷问和法律责任追究两方面,这两者是王朝要坚守的根本。但承担责任的地方官员,对一场力量悬殊的中外战争中职守责任的理解与朝廷存在差异,同时他们更关注如何应对战后外部的压力和复杂的局面,要求朝廷能做一些变通。根本之守与应时之变的分歧构成战后政治变动的内在张力,并预示着整个晚清政局的走向。     

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双重影响

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近代的标志性事件,它对中国近代思想的走向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它致使中国社会思想产生现代化导向,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排外思潮的开端。     

鸦片战争与"中国观"的近代转换

“中国观”是对中国国情最基本的看法,以及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人们是采取何种纲领和政策来处理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包括“中国疆域观”、“中国人民观”、“中国文化观”和“中国主权观”等四项基本观念。在长达三千余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人形成了“古典的中国观”和“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观”,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中包含的“天朝大国”之类盲目自大心态却阻滞社会发展。鸦片战争给中国以巨大的影响,痛苦的战败经历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科学全新的史地知识,使他们的视野空前开阔,以全球为参照物反思中国,传统的“中国观”开始了近代转换:中国是“天朝”的观念崩溃了;“大国”的标准更新了,按新的标准,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中国的船、器和战法落后,是一个“弱国”;“天朝”与“大国”的观念相脱离,“弱国”与“大国”的观念相结合;国家蒙羞,人民受害,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救亡的中国观”从此萌生。     

鸦片战争时期"汉奸"人员构成问题研究

鸦片战争时期,汉奸问题涉及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使得汉奸的人员构成极为复杂。清政府对于汉奸的人员构成情况所作的分析,虽有一定的依据,但由于在认识上存在着重大的偏差,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问题的严重性也被显著夸大,反而不利于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     

潘仕成与鸦片战争的武器捐造(上)

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不敌英军。潘仕成自行捐造武器,包括水雷、大炮、战船。文章围绕潘仕成捐造武器一事探究了某些具体细节,分析了他制造武器的思想根源以及武器制造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     

鸦片战争前后民族史学思想的新发展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民族史学思想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其明显表现在:一是对传统夷夏观念的突破,这一时期,史地学者普遍认为夷夏问题不再仅是中原农耕地区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而主要演变成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二是在如何面对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上,史地学者普遍从安定少数民族的民心,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高度出发,阐发了他们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