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以马克思对原始社会史的认识过程为视角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学术界的一大难题,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解读聚讼纷纭。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的学说发展史是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有效途径。通过探寻他们研究原始社会史的学术轨迹可以找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形成的学术理路,从中揭示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是他们从所有制角度考察印度等国遗存的农村公社而抽象出的公社公有制的一个假设概念。他们后来虽然不再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表述人类早期社会的公社公有制和早期社会形态,但其内涵并没有本质变化。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一、正确理解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看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他们所提及的东方、亚洲都是些地理方位名称,涉及的印度人、埃及人、腓尼基等古代民族,所指的是东方民族,还没有提及东方公社、亚洲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还没有见到东方型或亚洲型等一类的概念。     

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述的演变

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他研究工作的结果时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第一次完整、明确、公开的阐述。虽然,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从提出、发展到最终放弃前后不过20多年时间,但是,围绕着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国内外理论界展开了半个多世纪的争论,迄今仍在进行。     

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马克思的历史过程理论

胡曲园教授在《从〈老子〉说到中国古代社会》一文中,向学术界再次提出和论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这一重要的理论课题,是难能可贵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凝聚着马克思从早年到暮年长期挥索的思想结晶;凝聚着马克思观察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根本方法论。然而长期以来,     

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

为了论证私有制在人类历史上并非永恒存在的,马克思考察了东方社会的印度,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他认为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性的答案,随着新的是史料的呈现,马克思在其后期对亚洲东方社会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发现东方社会也存在这土地的私有制。最后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原始公社和亚细亚形态,认为亚细亚形态不是最落后的社会形态,在亚细亚社会之前还有原始社会,原始社会实行土地的公有制,公有制曾经在人类社会之初普遍地存在。     

谈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两种生产方式说

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如果从一八五九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发表算起,已经一百二十多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时起时伏,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样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定论。因而它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公有制理想

马恩一直怀有批判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革命倾向，十九世纪中叶，亚细亚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之外，提供了公有制的生动说明，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就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和私有制进行历史的批判。在他的视野中，当原始公有制尚未成为一种普遍事实时，“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实际上被用来标称原始公有制，以说明私有制并非一种永恒的历史现象。这既是由马克思的革命倾向所决定的，也是符合其“历史─逻辑的方法”论要求的，同时也以对史前社会认识的有限性为依托。随着对史前社会认识的不断增加，即当原始公有制成为一种普遍事实时，再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来标称原始公有制就没有必要了。     

论古希腊、罗马史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

《要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奴隶制度的论述》等几篇拙作已经说明:马克思提出的“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不仅存在于亚洲,也存在于欧洲,是原始共产制生产方式解体后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生产方式,希腊、罗马也不例外;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是在进入“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以后产生的一种局部的特殊现象。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     

国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述略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运用主要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考察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科学与否,即马克思是否放弃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二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和内容;三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本文试就近10多年来相关论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运用状况进行梳理,对如何运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进行简要的探索.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什么东方国家走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必须与西方不同 ,其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而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 ,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也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社会理论成为 2 0世纪最尖锐、最持久思想争论焦点的原因。作为东方社会很独特的一种现象 ,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在现时代亚细亚生产方式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文正是试图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中国市场经济的阻碍和促进两个方面 ,探讨我们应该如何发挥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优良传统 ,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毛泽东与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

毛泽东思想认识的逐步深化,使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最终确立起来。然而,把生产队(相当于原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作为人民公社调整的最后界线(底线),混淆富裕程度不同和阶级分化的界限、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区别、包产到户与单干的区别,强调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些思想认识的误区使毛泽东中断了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毛泽东与人民公社的调整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这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论城市人民公社

在特定的历史年代,人们曾经认定:城市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城市基层政权组织,也是人民经济生活的统一组织者;其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而全民所有制是主体;是改造旧城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但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在沿用“城市人民公社”名称的前提下,基本上否定了前面的说法,城市人民公社的涵义几乎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反映了城市人民公社在我国的破产,更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党。     

试从人民公社论毛泽东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

人民公社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劳动"的人的本质观的理解;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探索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实现人的主人翁意识一种社会实践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探索实现人的主体性思想的人民公社的实践形式存在局限性,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启示。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述论

1962年初"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确立,把农村人民公社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人民公社运动时期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在征集所属各农业合作社和社员的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创立的,它使生产经营、收益分配等项权利都由公社支配,严重挫伤了农村基层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破坏作用.人民公社所有制是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和核算单位的农村三级所有制,它名义上保持了生产队所有权的相对完整和独立性,但其政社合一的体制特征为国家全面控制和干预生产队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生产队所有权的残缺是我国农业长期徘徊不前的重要制度根源.     

城市人民公社社办工业研究

城市人民公社社办工业的出现是以"大跃进"为主要背景的。它产生的直接动因由尽快实现我国工业化目标、吸纳城市妇女和公社其他闲散劳力、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等诸多因素组成;社办工业有它本身的特点;它在所有制、分配制度与生产方向的发展方面都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社办工业的"寿命"虽短,而且染上了浓厚的时代色彩,但对它的评价却不能因噎废食,在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下,社办工业所发挥的作用应当说是积极而有成效的。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小公社体制在乡村的确立——基于民族志研究视角

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对洪湖地区的小公社体制循序渐进的进程进行了细致梳理。大公社制度在所有制、分配制和生产责任制等方面的弊端暗含了这一制度必然向小公社所有制方向转变的逻辑。从这一转变的繁难过程中可以看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是以顺应农民劳动积极性为出发点的,也是人民公社在所有制方面所能容纳的最低限度。小公社体制基本稳定下来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     

从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执政以来领导新农村建设的三种政策设计

人民公社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三种政策设计。人民公社是建国后完成土地公有制改革基础上,加快新农村建设的一种历史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后突破人民公社单一农业公有制形式,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体制创新。两者在农民观、农业发展和农村组织建设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新的历史时期以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前提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又一伟大创造。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我国农村经营体制的丰富和完善,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组织基础。     

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发展逻辑

马克思认为,所有制的演化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所有制理论存在三条发展逻辑:1.小生产个人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原始共产主义公有制——私有制——未来共产主义公有制;3.无所有——所有制——无所有制。因此,不能将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发展逻辑简单地归纳为线性演化的关系。否则,随着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就很难依据现实的经济利益关系选择与此相适应的所有制的结构与形式。     

我国农地产权的法律主体与实践载体的变迁

本文从法律、政策及实践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的法律主体及实践载体进行了考察。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私有私用""私有公用""公有公用"和"公有私用"4个时期,不同时期土地产权的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受益权及处置权的归属和配置不尽相同,产权的法律主体和实践载体也屡有变化。改革前的人民公社时期,基本核算单位及集体产权主体从公社所有到生产大队所有再到生产队所有不断下沉;在废除人民公社过程中,不同省市和地区在乡镇、村委会及村民小组的建置及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设置方式上不尽相同,对原有集体土地的产权归属做出不尽相同的制度安排。但从法律、历史及实践来看,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本身并不是集体经济及集体土地产权的主体,绝大多数地区村民小组(原生产队)及其集体单位是集体土地产权的真正主体和载体。为此,当前必须正本清源,进一步清理、明晰和固化集体产权主体,推进村级"经社分开""村社分离",在确认和保障农民及农民集体完整的土地产权的同时,让农村土地等集体资产和资源真正流动起来,促进农村及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化--再论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

如果说西方文明是"狼的文明",中国儒学文明是"羊的文明",那么道学文明则是"龙的文明".道学文化是人类唯一保存下来的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原生态文化,它是人类最初的文化,也必将是人类最后的文化.新道学文化的创立是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重构,也是世界上"第二轴心时代"普世文明的发现.我们应以道家的自然生态文化为基础进行现代化诠释和综合创新,将现代西方文化的精华接纳进来,创立集古今中外文明精粹之大成,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文化,以解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是21世纪人类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