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唯物主义之“旧”与新唯物主义之“新”

旧唯物主义的旧在于它的直观性,即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中的事物,而不能从主体方面把感性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实践。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的新在于它的实践性,即从主体方面把现实中的事物当作实践和人的感性活动来理解。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新唯物主义从实践出发去说明人的本质与社会生活,以及国家、法和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最终在社会历史观领域摆脱唯心主义的纠缠。     

“为斯文一线之延”的“风雅”之争——论林纾的古文观及其历史际会

晚清文人林纾的古文观别具一格,他提倡“正言”和“体要”的统一,重视“意境”的营构,在价值取向上既强调“政教”效果又不忽略“娱悦”作用。尽管林纾和“五四”新文人在古文的历史价值上产生了一定的观念冲突,但两者的“风雅”之争实际上都体现了中国文人的传统文化情结。     

“自觉”的分殊及其文明史向度——欧战背景下东西文化论争的启蒙张力

在欧战启动的“新战国时代”,中国被进一步卷入到世界危机与国家危机迭加的境遇,针对这一复合性危机前提,陈独秀、李大钊、杜亚泉和梁启超等人都通过“自觉”的阐发来进行回应,其中包含着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乃至世界主义等不同向度的价值驱动,承具丰富的启蒙张力。欧战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论争具有文化自觉与文明自觉的双重特征,他们对战争与文明史观的批判成为超克帝国观念的契机,体现了经由主体反思通达人类世界普遍关怀的历史性突破。     

“多元一体”视角下中华生命观之苗语表达

苗族对生命的认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传统生命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其个性特征阐释了中华生命观的一个具体生成逻辑。“形”作为生命的躯壳,“力”作为生命的生机,“灵”作为生命的神志,三者结合共同构成生命活体,这即是苗族对生命的基本认识。苗族对生命的认识和思考在苗语口头文献和日常交际语言中都有所体现：苗语生育类动词是对生命形体生成的语言表达,反映了苗族“生无别类”的认知特征;从苗语生死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来看,苗族用“力”来区分有无生命体,“命”是对具体生命轨迹的整体式表述;“灵”作为生命的组成部分,不能独立存在也不具有超自然能力,灵与神祖的关联是中华传统生命观“神灵”体系中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     

论张之洞“清切”之诗学观

张之洞与郑孝胥论诗时,提出＂务以清切为主＂的观点。这一诗学观点在晚清诗坛宗宋诗风笼罩下别开生面,不至于令晚清诗坛太过单调。本文围绕张之洞所提＂清切＂二字,从其源变、内涵、形成和地位影响方面来展开论述,来探讨张氏诗学审美观。     

“犯罪有益论”之“功能观”批判

国内刑法学界近年来出现了"犯罪有益论"、"相对主义犯罪观"学说,这一学说认为犯罪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并且由于其观点的"新颖性"而受到诸多年轻学子的追捧,形成了不正确的理论误导。而其支持性理论之一在于:犯罪有着应当加以肯定的促进社会发展和制度完善的积极功能或者正面功能。因此,对于"犯罪有益论"者的"功能观"加以分析和批判,具有现实意义。     

“观古人所作”与“勿慕时尚”——徐悲鸿赴法之初绘画观的嬗变

1919年,徐悲鸿游学巴黎,多次观看各大博物馆所藏的文艺复兴以来的名作,渐悟自身绘画之不足,乃数月不作画,认识到“观古人所作”观念的重要性。1920年,徐悲鸿与法国画家达仰交往,达仰“勿慕时尚”的观念传达给徐悲鸿。“勿慕时尚”至少包含“观古人所作”加上画家独立的判断与分析,有更强的开放包容性。“观古人所作”与“勿慕时尚”两种绘画观的融合与深化带来了徐悲鸿绘画观的嬗变,也是其绘画生涯的一个新起点,深刻影响着他日后的绘画创作,这在徐悲鸿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编辑出版的《徐悲鸿选画范》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绘学杂志》与民国初期北京画坛的“写生观”

20世纪20年代,北大画法研究会会刊《绘学杂志》将“提倡美育,发扬画法”作为创刊宗旨,并刊发丰富的理论内容和艺事资讯。透过《绘学杂志》既可管窥当时北方画坛中国画教学教育的基本面貌,也让该刊成为众家阐述自我观点的“学术阵地”,见证着中国美术转型的开端。而关于“写生”,是《绘学杂志》所刊内容里被集中讨论的主题之一。重新整理与此相关的各家言论,并析纳出当时北京画家们如何看待“写生”,又如何构筑起自我阵营的写生观内容,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全育人”背景下研究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实现路径

“三全育人”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是高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总看法,是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新闻传播类研究生作为未来新闻传播行业的主力军和后备力量,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提升其“三全育人”效能,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     

佛医“四大”与中医“五行”之比较

作为传统医学的佛教医学和中医学分别在四大说和五行说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自身的医学体系。虽然佛医四大说与中医五行说在侧重于形体之属性与功能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在文化背景、理论模式、解释范围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中国古代部分医家曾尝试将佛医四大说引入中医学,并对四大说和五行说进行调和,但四大说终因其解释力不超出五行说之范围而退出了中医学的历史舞台。     

中西“名实”观对语义悖论消解之比较

名实问题不仅是哲学问题,还涉及语言、逻辑学等领域.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哲学都对语言与实在的关系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然而,中西方名实观的认知差异导致逻辑学的发展在中西方出现了不同的侧重:西方强调的是分析性的逻辑思维模式;而中国的基本思维模式则是综合性的辩证思维.思维方式的差异,引起了中西方对语义悖论产生根源的不同看法.如何将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有机结合,这无疑为语义悖论的消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双一流”背景下美国加州大学群体性崛起的启示:系统观视角

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需要置于国家社会系统、高等教育系统和高校个体的子系统中进行分析。美国加州大学作为世界闻名的公立大学系统,下辖的10所分校长期以来均表现卓越。在系统观视角下,分析加州大学系统的群体性崛起,对加快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系统论的研究方法研究加州大学的群体性崛起现象可知,分层次定位、物质基础、基础要素和衍生要素以及高校与社会系统的交互都是公立高校崛起的必备要素。     

“中医诸‘优势'辨析”之再辩

持论者认为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和系统科学不是中医优势,逻辑上根本不成立,亦缺乏事实根据。其零岁平均期望寿命数据的采集和处理完全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其论说者既不懂系统科学的要义,也不懂中医的特点。从科学哲学基础知识及相关知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三方面衡量,执其论说不能成立,并呈现茺谬。     

论“死”——庄子与儒家死亡观之比较

死亡,是人类最庄严的话题之一。庄子和儒家面对死亡所表现的情感和态度,以及备办葬礼的要求却各不相同。然而,两家都在超越死亡、追求人生的不朽和永恒上做出了积极的理论贡献。     

“五观”之惑与人生“十要”

“五观”之惑五观之惑？人对待事物的看法有五个观念,自我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人们会在这五个层次上发生迷惑。我们当“师”的,不管是老师还是咨询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这是我们的三大主题,三大任务。传道就是法布施,告诉学生,人有五个层次的观念;授业,就是传授技能,属内财布施;解惑,是解除对方的迷惑,让他有一个清静、平等、正觉的心态。     

“三个代表”语境下中国共产党执政观的新嬗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指导思想,其包涵了丰富的关于党执政问题的理论创新观点,这些理论创新清楚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出现的系列演进和变化。     

“名实观”视阈下的中西语言哲学探微

从三个方面对中西名实观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强调文化背景、语言特点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是造成中西名实观差异的主要原因,旨在说明中西两种文化不同的特质,也凸显了语言哲学具有全人类性。     

论朱熹“明违而阴从”之诗序观

历来的观点都认为,朱熹对《诗经》小序的态度是否定的,但本文认为从知识和伦理层面进行分析,朱熹反对小序实是＂明违而阴从之＂。本文针对朱熹《诗序辩说》《诗集传》中关于诗序的思想,对比以郑樵《诗辩妄》,力图略尽此意。     

中古小说观——孕育“谐谑小说”类型之温床

中古时期,伴随着文学的觉醒和独立,谐谑文学为文人所关注,谐谑小说大量涌现,并走向独立。从小说观的发展轨迹看,正是在中古小说观的＂内容上的浅薄鄙陋＂、＂形式上的丛残小语＂、＂功能上的游心寓目＂三者的规定性中,孕育着＂谐谑＂这一小说类型。中古小说观实为＂谐谑小说＂类型产生之温床。     

从“神主形从”说到“略貌取神”观——道家形神观在汉魏六朝之变迁

人的“形”“神”当以谁为主呢？从西汉到六朝这数年之久的时间里,《淮南子》的“神主形从”说及魏晋玄学之“略貌取神”观,代表了道家形神观在这一时期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