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善治：一种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为治理理念的变革及其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这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它的兴起拓展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分析架构,它超越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传统对立,凸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实现正和博弈关系的可行性,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模式.     

民权保障: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逻辑起点——基于维稳与维权关系的分析框架

基层维稳视阈下的“民权保障”包括公民的经济权利保障、社会权利保障与政治权利保障.在基层维稳过程中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目前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甚至被公权力公然侵害的发展态势,这是造成基层维稳机制无序运行的根源.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属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范畴,社会管理创新不仅仅是基层政府治理方法上的变革,核心应当是通过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能通过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而相互制约,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矛盾,能通过权力与权利的制衡得以消解.要保证基层维稳机制的有序运行,其逻辑起点应当从“保障民权”入手,谋求建立一个动态的、均衡的“政府维稳与公民维权”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     

政府与公民的和谐:政府管理视野中的和谐社会

自中共十六大,特别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全党和政府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政府管理的视角分析,和谐社会即是政府与公民之间和谐相处、共同治理的社会。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关系主要是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之下,通过公民参与的制度创新、实现透明和公开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等路径来实现。     

基于“自媒体”的公民社会治理参与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于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意义重大。“自媒体”的出现为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提供了便利化的途径,“自媒体”的兴起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自媒体”的出现提高了民众的话语权。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有诸多现实障碍。为此,要加大对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公民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能力;提高政府利用“自媒体”的能力,树立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尊重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权利。     

参与式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基于杭州社区管理与服务创新经验的研究

参与式治理作为治道变革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路径,强调政府与社会在平等合作的互动中促成地方政府系统的开放性和民主化,与以社区为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杭州市社区参与式治理的经验体现在城市政府与多元社会主体形成多元复合的网络化治理结构,而社区社会空间在多层次的公众参与形式中生成组织化。杭州参与式治理的主要问题在于动员式参与下政府向社会赋权不足,公民社会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自治性不足,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有限。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以参与式治理推进社区层面的社会管理创新,经由网络化社会行动结构的建构加快政府向社会赋权的进程,促进社区民间自组织的发展,强化公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治性,既是社区社会行动能力生长的动力原点,也是完成治道变革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论"十大行政伦理关系"

在以政府为核心的社会治理领域中,政府组织内部之间,以及政府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行政伦理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络表现出十大存在形态,即政府与自然、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第三部门、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学府、政府之间、政府与其成员、政府成受上下级的伦理关系。研究行政伦理关系的意义表现为:第一,充分发挥道德的社会治理作用;第二,对“行政关系”进行道德规范。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社区治理的发展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来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要求我们引入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将作为民间参与网络和互惠信任关系的“社会资本”引进对社区治理的分析,着眼于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网络。     

近20年来法国地方治理体系变革与新治理结构

法国1982年开始的地方分权改革赋予了地方较多的自主权,这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且直接推动了法国地方治理体系的变革。与现有研究文章较多关注分权改革后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关系的调整不同,本文着力于探究地方政府、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通过考察法国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的主要方式、政府与第三部门的积极合作与公民参与的现状,来展现法国地方治理的独特面貌。     

当代政府治理视阈下“有能力”与“有限”间的平衡逻辑——兼论有能力的有限政府之构建路径

治理能力以具备权力为基础,而控制政府权力是“有限政府”的追求目标。在西方传统语境中,政府“有能力”与“有限政府”两个目标间难以平衡;即使有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提倡,政府也不占据优势位阶。伴随当代治理问题面临多重危机,过度强调限制而忽略政府能力建设的观念已不再适用。经考察,政府“有能力”与“有限”的对立根源于西方社会的有限政府理论传统,具体指公民社会理念、社会中心主义制度变迁史与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与之相比,结合了特色政党制度和治理经验的、具有统合与平衡气质的中国之治更为契合“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内涵与基本原则,即政府主导的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主体赋能化和治理理论的“去普适性”。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合作式治理——以公民与政府关系的和谐为视角

“和谐社会”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指政治系统内部之间诸多要素实现均衡、稳定、有序,实现相互依存,相互协同,共同发展。其中,公民与政府的和谐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然而,目前中国出现了一些民众与政府间不和谐的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合作式治理”是一种共同参与、共同出力、共同安排、共同主事等互动关系的治理范式,它培育了公民对政府的政治认同感、情感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法国地方治理的变迁及其启示

以分权改革为主线的地方治理的变迁,是法国应对全球化和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法国中央政府向地方分权为主线改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直接推动了法国地方治理体系的变革,逐步形成了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协作的法国现代地方治理模式.法国地方治理变迁的过程和现实的模式提供了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数字社会发展与中国政府治理新模式

数字时代的中国政府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超出了既有国家治理理论的解释边界,对“行政发包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等理论都构成挑战。通过建构数字社会发展与政府治理变革的分析框架,并用其解读数字金融领域的政府治理现象,可以发现,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实体空间之上创造了数字空间,产生“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给多层级政府治理带来三个关键性变化,即信息优势的上下分化、属地原则的效能衰减、社会风险的规模放大。这些变化成为驱动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因素,使得多层级政府出现“上下共治”的治理模式,它既不同于“行政发包”“上下分治”,也不同于“垂直管理”“高度关联”,是一种亟待深入研究的政府治理变革新趋势。     

论我国社会双重历史转型中的治理模式变革

我国社会面临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历史转型。在这一进程中,政府一直努力探寻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路径。在构建我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上,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引进"经过完善的"西方理性官僚制,以此为基础去构建;二是沿着西方民主行政对参与治理模式的探寻去构建。然而,这两种变革途径并不适合我国现实的社会历史转型。我国的治理模式变革,不应是继续维护或改善既有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而是要以一种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治理模式取代它。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保险业治理体系重构初探

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传统保险监管模式亟待重构.公民社会的发展带来当代社会治道的变革和治理结构的变化,传统监管模式将被公共治理模式所取代;转型期市场经济阶段,在改善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之上,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治理参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金融风险的传递明显加快,需要引入全球治理模式.后金融危机时代,提高保险治理体系有效性,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国际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     

社会资本：建构网络治理的支柱

网络治理是指在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的目标下,建立政府与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及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建构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网络。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就是信任、互惠和合作,因此,网络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本文通过分析目前中国土壤上培育出来的社会资本现状后,提出应重建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以及公民团体,从而形成有效的网络治理。     

政府治理下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困境及出路

治理理论要求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互动、协调治理,政府治理代表着国家层面对政治结构、政治模式、政治功能的态度,非政府组织（NGO）建设是完善公民社会的内容之一,因而代表着社会及全体公民利益。本文通过分析政府治理前提下非政府组织（NGO）的价值、困境以及出路,以期完善非政府组织（NGO）建设,弥补政府有效治理不足,实现政府主导角色下非政府组织（NGO）平稳有序发展,使其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善治视野下我国现代公民意识的塑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善治已成为受人关注的新的治理理念。善治力图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有效合作,达成两者间的默契,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新的公共行政改革不仅对政府改革与政府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同时也对现代公民意识及公民精神的培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善治治理理念逐步成为改革目标的今天,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以及责任意识需要进一步提升,现代公民意识的塑造也成为公共行政发展的关键。     

公共治理行动体系的责任结构分析

公共治理就是在“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多元网络中更好地行使公共权威的互动合作过程。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治理行动体系最重要的组织化行动者,它们之间的责任结构对于治理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治理体系的责任结构就是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治理的责任结构,即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行动的限度和范围,以及为确定的目标选择合适的治理工具;行动者的角色定位,即三者相互之间的权力与支配(或被支配)关系;行动者尤其是政府必须为其行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对于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改革,该分析的启示在于政府应努力发展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组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有限而负责的政府,承认合作伙伴关系,并致力于拓展政治参与。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