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马氏文通》“转词”与“动字”之间的格关系

一、转词的含义 转词的定义在《马氏文通》(以下均简称《文通》)中有两处。一处在“外动字”章:“外动行之及于外者,不止一端。止词之外,更有因以转及别端者,为其所转及者曰‘转词’。”另一处在“内动字”章:“内动者之行不及乎外,故无止词以受其所施,内动之不得转为受动者此也。而施者因内动之行,或变其处焉,或著其效焉,要不能无词以明之,是即所谓‘转词’也。”那什么是止词呢?《文通》曰:“凡受其行之所施者,曰止     

古文通假浅说

一 古文通假,过去叫做假借。早在东汉时,许慎在其所著《说文解字》的“六书”理论中就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①从清代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大倡“破通假字而读以本字”之后②,才渐有“通假”之称。 那么,通假与假借究竟有无区别呢?论者认为:无别而又有别。所谓无别,是说它们有共同的特点,所谓有别,是说从源流讲,假借在先而通假在后,从性质讲,它们又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从清朝以来,讲假借者,往往包含通假;讲通假者,也往往包含假借。但是过去由于二名混用,常常使人眼花缭乱,分辨不清。其实,这是古书用字的     

“者”字词性新解

“者”字是文言文中最常见的虚词之一.它同其他一些文言虚词如“之”、“于”、“以”、“所”等一样,是由实词虚化而来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白部”说:“者,别事词也.”即是说,“者”字是一个指示代词.王力先生认为,“者”字是由指示代词“之”字转变而来的.我们认为,用在名词或数词之后的“者”字,就是指示代词;这样理解,能够一以贯之地解释“者”字的各种用法.例如:     

《诗·硕鼠》“三岁贯女”考释

《诗·硕鼠》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古今学人为之注释者不少,似乎已成确诂,无可怀疑了,其实不然。 就拿“三岁贯女”来说,就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传统的解释,“贯”有“服事”“侍奉”“侍养”之义。《康熙字典》“贯”之义项中有“又诗魏风‘三岁贯女’,《传》贯,事也。”由此可知:汉儒所著之《毛传》是对“贯”字作如此解释的始创者,后世学人皆沿袭旧说。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王力《古代汉语》,新版《辞海》,无不如此。 查“贯”字本无“事”义。许慎《说文解字》云:“贯,钱贝之贯,从母贝,古玩切。”     

主语谓语之间“之”的词义及其源流

主语谓语之间有一个“之”字,是古汉语中一种常见现象,用例甚多,且出于不同之句型。自马建忠以来近一个世纪,学者们都相继论述过。《马氏文通》卷七“介字(之字之用)”曰: 凡读于起词坐动之间,间以“之”字,一若缓其辞气者然。又凡读为起词,为止词,皆可间以“之”字。读无起词而欲间以“之”字者,必有字以先其坐动,所以为“之”字可间之地也。读有“所”字先乎坐动者,如间“之”字,则不先坐动而先“所”     

“享”“饗”考

“享”和“饗”是古书中常见的两个字。清代小学家对这两个字的训释意见分歧,例如段玉裁说:“小戴记用字之例,凡祭言,饗燕字皆作饗,无作(?)者;左传则皆(?),无作饗者;毛诗之例,则献于神曰(?),神食其(?)曰饗……各经用字,自各有例。”阮元则说:“有同字义别而相因者,如献神为享,神食其所献亦为享是也。此等在训诂中盖未可枚举,后儒曲为分别,乃以献之作享,神食所献作饗。”他的结论是享、饗本为一字,“断非有二形也。”马瑞辰也说,献神及神食所献通作享。     

“人有……者”结构是不是定语后置

<正> 定语后置是古代汉语中的一种语言现象。一般认为后置定语有一个标志,即后置的定语后面有一个“者”字煞尾,或句中还有一个“之”字,构成“之……者”的结构形式,如“马之千里者”。这种类型的句子容易辨认。然而仅凭一个“者”字煞尾来判定是否是后置定语是不够的.陈蒲清在其所著的《文言文基础知识问答》里,就认为定语后置的标志是“者”字煞尾。他从这个标准出发,把“楚人有涉江者”误认为是定语后置。这种认识颇有代表     

训诂札记五则

一、别 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选有《记王忠肃公翱事》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 公为都御史,与太监某守辽东。某亦守法,与公甚相得也。后公改两广,太监泣别, 赠大珠四枚。公固辞。太监泣曰:“是非贿得之。昔先皇颁僧保所货西洋珠于侍臣,某得 八焉,今以半别公,公固知某不贪也。”公受珠,内所著披袄中,纫之。 课本注“以半别公”的“别”为:“赠别,分别时的赠送。”一些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或辅导读物也照搬此注予以训释或翻译。实际上这条注释是靠不住的,它既有望文生训之弊,又有增文成义之嫌。     

欧阳修《五代史记》的修撰与《史通》理论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字永叔,是宋代学术大师、文坛领袖、史学名家,所著《五代史记》(后人称《新五代史》,以别于薛居正监修之《旧五代史》),及与宋祁分撰之《新唐书》,均被列入封建时代之“正史”。     

“离骚”就是“劳商”吗?——关于《离骚》的题解

游国恩先生在他所著的《楚辞论文集》里,提出“离骚”就是“劳商”,是楚国故有的歌曲名。近年出版的《离骚纂义》又进一步阐明这一看法。他说:“劳商”与“离骚”本双声字,古音宵、歌、阳、幽并以旁纽通转,疑“劳商”即“离骚”之转音,一事而异名耳。盖《楚辞》篇名,多以古乐歌为之,如《九歌》《九辩》之类。则《离骚》或亦楚人固有乐曲,如郢中之有《阳阿》《薤露》《阳春》《白雪》,后世乐府之有《齐讴》《吴趋》之类。作《大招》者去屈子之世渐远,声音渐变,王逸不知《劳商》即《离骚》,亦即楚之古曲,故以为别一曲名,其实一也。     

台湾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伐檀集》校勘举要

台湾商务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宋黄庶撰《伐檀集》诗文二卷,淮南马裕藏本。马裕所藏此集,是何版本,已不可考。《四库全书·凡例》称:“诸书刊写之本不一,谨择其善本录之;增删之本亦不一,谨择其足本录之。”“是书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辨驳之文为多。然大抵于众说互殊者,权其去取”,并“论其刊刻之异同,编次增刊之始末,著是书之善否而已。盖不可不辨者,不敢因袭旧文;无可复议者,亦不敢横生别解,凡以求归至当,以昭去取之至公。”但我们以文渊阁本《伐檀集》(以     

由“纤琐见长”到“成一家之言”——《南汉春秋》与《南汉书》之撰述路径及学术价值

刘应麟与梁廷枏先后著成纪传体南汉史,而旨趣不同,所著之书亦表现出不同之面貌。刘著《南汉春秋》,意在“以纤琐见长”,故所重一为“广搜”,一为“分析”。梁著《南汉书》,旨在“成一家言”,故竭力从事于整齐体例、考核异同,并别辑《南汉丛录》《金石志》《文字略》为一书,不使与纪传正文相杂。从“以纤琐见长”到“成一家之言”,反映出一种治学路径,二者皆不可或缺、各有价值,与章学诚由“记注”到“撰述”之理论设想具有相同精神内核。在“成一家之言”成为著述者普遍追求之学术环境中,刘应麟不妄作史而甘为“纤琐”之态度更为可贵。     

《马氏文通》转词探微

《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没有专门给转词立界说,只是在讲动字时指出:“外动行之及于外者,不止一端。止词之外,更有因以转及别端者,为其所转及者曰转词。”(《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重印本,第145页。以下凡引《文通》语,仅注页码。)又说:“内动者之行不及乎外,故无止词以受其所施……而施者因内     

对《马氏文通》“有解”、无解”涵义的探讨——兼与杨树达先生商榷

《马氏文通》为了给字(现在称词)分类,提出了一个分类界说(现在称分类标准)。这就是他所说的:“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实字之类五,虚字之类四。”马氏对这个界说解说的最后结语说:“……读王怀祖段茂堂诸书,虚实诸字,先后错用,自无定例,读者无所适从。今以诸有解者为实字,无解者为虚字,是为字法之大宗。其别,则实字有五,虚字有四,外此无字。故     

论“东”“冬”之分——兼说等韵原理

《切韵》承前代韵书,分“东”“冬”为二部,顾炎武《音论》说:“所谓一东二冬三锺者,乃隋唐以前相传之谱”,此后凡属《切韵》一系的韵书,“东”“冬”之分,均相沿不废。参与《切韵》撰作的颜之推说:“河北切攻字为古琮,与工公功三字不同,殊为僻也。”颜氏为审音高手,他以为“攻”字切“古琮”(冬韵),不同于     

古汉语虚词“之”、“者”、“所”使主谓结构偏正化的语法功能

古汉语一部分主谓结构可用“之”、“者”、“所”这三个不同的虚词以不同的方式偏正化,这些偏正化的结构可以用定语性质的指示代词“其”和结构助词“之”这两个鉴定字来确认.在语法意义上,主谓结构通过“之”、“者”、“所”偏正化了的结构意义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正确认识到古汉语虚词“之”、“者”、“所”使主谓结构偏正化的语法功能,对解决古汉语中与之相关的语法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词义引申分析规律的初步整理

对于词义引申现象古代很早就有人重视,但真正细致深入的研究是从清代开始的,而其中成就最大者当属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段注”）。 段注对于许慎所说字之本义往往能推求其引申义,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于词（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段玉裁是有明确认识的。所著《经韵楼集》卷一中曰:“守其本义而弃其余义者其失也固;习其余义而忘其本义者,其失也蔽。”主张将“本义”和“余义”（即引申义）同样重视。同时他又多次指出引申义“于本义引申之”,是“就字本义引申之”。他已经认识到所谓“引申义”必然是以本义为出发点。所以在推求引申义时能够“必原其本义为言”,即所谓“讨源以纳流”,善于抓住本义从不同角度和途径加以联想、推阐,以明引申。基     

《辩字五音法》《辩四声轻清重浊法》考

《广韵》末附《辩字五音法》云:“凡呼吸文字即有五音.唇声、舌声、牙声、喉声、齿声等:一唇声并饼(唇声清也)二舌声灵历(舌声清也)三齿声陟珍(齿声浊也)四牙声迦,(牙声浊也)五喉声纲各(喉声浊也)。”此《法》出于何时,已不可考,而曰“五音”,不言“七音”,至迟当在郑樵刊表《七音略》之前。考孙愐《唐韵序·后论》云:“切韵者,本乎四声,……必以五音为定,则参宫参羽半徵半商.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这里虽有“半徵’.“半商”之称,尚无“七音”之名。吴敬恒说:“《辩字五音法”者,六朝时候古等韵字之七音也”。可见由来远矣。六朝人审音甚精谛,至隋唐,韵书蜂出.等韵之学空前发达,许多音理问题的探讨臻于完善。孙愐的《唐韵序》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序》云:“切韵本乎四声”,又云:“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他先说“四声”是切韵     

新序試論

談到汉代的散文,“新序”是值得介紹的一本散文集。“新序”汉刘向編著,从汉代到現在,大家都无异議,只有唐司馬貞“史記”“商君列傳”“索隐”說“新序是刘歆所撰”。“歆”应是“向”字之誤。虽則刘歆在成帝“河平中受詔与父向领校秘書”,“新序”的編著,刘歆也可能参与其事,但“汉書”“艺文志”、“刘向傳”,“隋書”“經籍志”,“旧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艺文志”等都說“新序”是刘向“所序”、所著或所撰;同时在“新序”“杂事”第四中也有“臣向愚以‘鴻范傳’推之”的話:知为刘向所編著无疑。     

汉语词类“有解”“无解”的最早提出与划分——汉代注释书中的语法学研究

汉语词类的科学划分始于《马氏文通》,这是按意义标准划分词类主张的创始与典型代表。如它说:“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凡实字以名一切事物者,曰名字。”“凡实字用以指名者,曰代字。”“凡实字以言事物之行者,曰动字。”“凡实字以肖事物之形者,曰静字。”“凡实字以貌动静之容者,曰状字。”(以上实字)“凡虚字以联实字相关主义者,曰介字。”“凡虚字用以为提承展转字句者,统曰连字。”“凡虚字用以煞字与句读者,曰助字。”“凡虚字以鸣人心中不平之声者,曰叹字。”(以上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