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与文化史——以《文选·咏史》为例

南梁萧统编纂的《文选》,既是周秦至齐梁八代的诗文总集,也是通贯千年的历史文献总集,具有丰富的文化史内涵。《文选序》标举的沉思翰藻之说,长期以来似被误读为追求直观审美理想的命题。其实,这个理论并没有在选录诗文及其所归依的体类中得到贯彻。《文选》所录的诗文,总体上都透显出社会政治与道德教化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正是中华文化内在的精神血脉。笔者以《文选.咏史》为例,具体揭示了《文选》所表征的中国文化史大义。《文选》不是纯文学,它没有也不可能同经史子分途划界;萧统并非推崇纯艺术欣赏,他没有也不可能与儒家的诗教传统歧出异流。     

论刘克庄的咏史组诗

刘克庄是南宋后期执掌文坛的一代宗主,也是宋代杰出的文化领袖。他的咏史组诗,特别是两组规模庞大的《杂咏一百首》共歌咏了200位历史人物,体现了他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深刻洞察力与卓越史识,体现出他作为一个史学家所具有的醇厚的人本精神,蕴涵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倾注着对女性真诚的情感。当然,其也存在难以遮掩的艺术缺憾,如一些诗篇仅仅是历史事实的简单叙述;一些诗篇为咏史而咏史,未能拉开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审美距离;一些诗歌率易粗糙,等等。     

清高宗与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透视清朝"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

清高宗与章学诚同生活于传统文化大总结的时代,各自对史学理论多有探讨,分别是官方和私家对传统史学思想总结的代表者。将二人的史学见解予以比较,很有学术意义。他们的具体史学主张各有特色,而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极其近似,这可以透视出清代"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即贯彻纲常伦理准则、官方主导方向、提倡经世致用宗旨。清高宗与章学诚都善于在已经陈旧的史学体系中,提出翻新花样的设想,当时堪称创新,而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实为加固了传统史学的旧有轨道。因此,当时无论官方还是私家对史学思想的总结,不仅没有带来史学体系的嬗变和突破,反而更严格地束缚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躯壳之内,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     

《三朝北盟会编》四库覆校底本考辨——兼论乾隆五十二年覆校《四库全书》的操办流程

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三朝北盟会编》清抄本,据其题跋可知,此书经吴城、江声、朱文藻、吴玉墀、彭元瑞等诸位清代名流精校,且于乾隆五十二年覆校《四库全书》时被用为底本,弥足珍贵,然而梁太济先生撰文质疑此书并非"四库底本"。本文研究回应梁文的质疑,仔细梳理此书之校藏源流,重新论证它的四库覆校底本性质,并以《会编》为例,考察乾隆五十二年清人覆校文渊、文源、文津三阁《四库全书》的具体操办流程,希望能够对《四库全书》纂修过程的精细化研究有所助益。     

论《清风闸》的演变及其意义

清代扬州评话小说《清风闸》具有市井小说性质,在中国小说史分类方面,这是一个不受重视、但很重要的类别。《清风闸》成书以后继续演变,演变的力度很大,作品性质有所变化,这反映市井小说不断发展。这部作品塑造了小说史上罕见的市井人物皮五辣子,表现出市井小说的思想深度和审美个性。此书还广泛反映市井生活和民风民俗,有多方面珍贵价值。     

《茶花女》在晚清的二度改写

1899年林译《茶花女》存在着大量的删节和改写,法国故事的中国化改造经由这种翻译过程而实现.林纾在翻译时以中国传统范畴重新构筑了法国爱情小说《茶花女》.原作《茶花女》的核心词汇是爱情,林译《茶花女》的核心词汇却是忠贞.1907年,钟心青创作的《新茶花》再次重新改写法国小说《茶花女》.表面上看,《新茶花》对《茶花女》亦步亦趋,实际上有些不同.《茶花女》中的爱情在《新茶花》指向改良社会和爱国主义.个人主义的爱情在晚清中国被改写和肢解的命运早已注定.     

《清实录》叙事客观的影响因素探析

《清实录》叙事之所以基本上是客观的,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一,一手文书档案资料的全面搜集与审慎考订,是《清实录》反映清代社会发展本真面相的基本前提。其二,校对谨严、层层审核的纂修机制,减少了诸多包括史实、文字及删润不当之失。其三,惩处机制的严厉,极大地降低了《清实录》的失误发生率。其四,以史为鉴的资政需求,是纂修人员秉笔直书的有力依据与保障。     

论贾谊文章“清”的审美特色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多次提及贾谊且对贾谊十分激赏,并多次以“清”组成的词语来评价贾谊的作品。贾谊文章给人以“清”的审美感受,除了文章运用的技巧使然外,与其心智也有很大关系。贾谊文章之“清”大致可包括文辞之清和心智之清两方面。     

《浙江潮》与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晚清,由于中国救亡图强的现实需要,各种政治文化思潮风起云涌,其中民族主义思潮十分突出,浙江留日学生创办的《浙江湖》杂志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他们详细论述民族主义思想、积极重塑国民重铸国魂、大力提倡尚武精神,为民主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地点之争与中外关系

自从西方资本主义东渐而至中国后,中外之间围绕着外国公使是否觐见,以何种礼仪觐见清帝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着长期的论争与交涉,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地点,也成为论争焦点之一。中外外交礼仪与觐见地点之争,关系中外国家地位甚重,由此可见近代中外关系的变化轨迹。     

从知识史的视角看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

对明清之际西学影响的评价 ,分歧的焦点在于 ,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是否真正传入了中国 ,它与19世纪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没有直接的关联。从知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 ,能给我们较大启发。 15至 18世纪 ,中西知识差距表现在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知识的巨大差距导致中西之间缺乏沟通的桥梁和对话的基础 ,加之传教士特殊的身份和使命 ,也决定了不可能指望他们传入系统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因此 ,明清之际西学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 ,与中国的近代化没有直接的关联。     

略述清律的诸种同罪异罚及制订原则

“同罪异罚”刑法的适用对象以五服宗亲为主,兼及姻亲,然而大大超出这个范围,将具有拟制血亲关系、夫妻关系、师徒关系、主仆关系,以及具有两造关系的平民、官民都涵盖在内,成为清代,也是古代刑法的一大特色。同罪异罚的刑法量刑,固然是对具有同样罪行的两造,为尊长减刑,给卑幼加刑,事情尚不止此,如将那种量刑同凡斗的判刑作一比较,乃知加刑者重于凡斗,减刑者轻于凡斗,更表明这种原则和法律条文的确定,是为着维护宗族制度,尤其是宗族尊长制。同罪异罚是“准五服以制罪”法律原则的落实,是亲人之间服制不对等的产物,然而为何服制不对等?为何准五服以制罪?意识形态的理解,在于贯彻以孝道为核心的宗族伦理和以忠君之道为核心的等级名分观念,是宗法制和等级制、孝道和忠道伦理结合的产物,是“慎重伦常”,用以教忠教孝,实现“明刑弼教”,或者用康熙帝《圣谕十六条》的话说,是“讲法律以儆愚顽”。     

试论中国留日学生与晚清政局的大变动

在20世纪初叶,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动,爆发了以推翻封建君主政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为宗旨的革命,从而使中国在早期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了极其关键的一步。而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这历史的重要时刻,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可以讲：“如果没有留日学生,则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是难有进展的”,“东京(留日中国)学生实为中华民国最有功之人。”     

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下)

九百年来的社会变迁 ,导致了南宋迄今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有三种价值取向 :一是南宋以后占统治地位达七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的评价价值标准 ;二是 2 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三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内与时俱进的社会气候变化 ,亦即现实政治发展路标的指向。透过这一是非评议变迁过程 ,足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事件评价是非得失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根本原则

十月革命胜利使社会主义站到新的历史起点。理论构想与实践基础、理想境界与现实国际环境、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三个错位”,成为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的客观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以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任务,坚持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根据,成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建设这样一个历史课题,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推进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新进程,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与价值——以"倾向论"为背景的反思

当前,虽然客观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呈现出从狭义向广义拓展深化的趋势,但中国化仍在一定范围内仅仅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一种倾向。这种表浅的认识背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谓宿命问题,即学术性、思想性、实践性、政治性之间的多重矛盾关系。倾向论矮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化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只能在实践的生成运动中才能得以敞开。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传统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和思想进程之中。应该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及其问题,深刻阐发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和价值,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范式,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普遍认同和遵循的研究规范。